中生代诗人——新诗发展的中坚力量 吴开晋  中国的新诗，今年整整走过了九十年的历程，从1917年到1949年新诗在取代旧体诗的过程中，曾出现过一些世界重量级的大诗人，为人类的文化建设做出了应有的贡献。但是也走过一些曲折迂回的道路。1949年以后，大陆、台湾分为两处，加以港、澳和海外华人创作群体的存在，新诗的发展各有自己独立的演变模式。但作为一个文化整体，又有其共同的质地。二、三十年代出生的诗人，已逐渐淡出诗坛，只是以他们的作品，向世人宣示，在历史上他们做出的努力和在诗艺诗美创造上给人们的启示。而真正活跃于当今华文诗坛，为新诗的发展仍在做着前人未竟的事业，起着承上启下作用的诗人群，则是上世纪五、六十年出生的诗人，或称之为中生代诗人。不管这种划分是否科学，人们的认识是否一致，但这确实是一种诗坛的客观存在。但是，也有人认为，在海峡两岸四地，还有一些人出生虽早些（如抗日战争后出生的诗人），其创作活动和在诗坛发生影响的时间，是五十年代以后，也可称为中生代诗人。从大陆来看，如韩作荣、雷抒雁、骆耕野、张学梦、赵恺、叶文福，乃至叶延滨等。他们比北岛、舒婷等朦胧诗派诗人年龄略长，但他们的作品在诗坛发生影响却和朦胧诗产生的时间大体相当，因而也可称为中生代。从台湾诗坛来看，则仍可以五十年代后出生的诗人，如冯青、杜十三、简政珍、白灵等为代表，香港则有傅天虹等人。 海峡两岸四地中生代诗人，由于所处环境的不同，加以艺术追求的各异，艺术特质是有差别的。但是，有一点值得庆幸的是两岸四地以及海外华人诗界的中生代诗人，居然有一些共同之外，不管是对待客观现实世界和揭示自我内心世界方面，还是在继承传统文化与吸收西方现代文化方面乃至艺术手法的运用，都具有某种相通的规律性的特征，笔者掌握材料不多，仅就读过的一些中生代诗人的作品，谈几点粗浅认识： 其一，对现实生活中人们悲苦命运的关注与张扬自我价值和个性的相融合。 从大陆来说，北岛、舒婷等朦胧诗派的诗人，加上前边说的一些新现实主义诗派诗人，当属中生代无疑，他们的作品虽已不同于艾青、牛汉等老一辈诗人直接揭示黑暗现实，特别是“十年动乱”对人民大众的戕害，但诗中折射出的现实忧患意识和悲剧感，便具有一种撼动人心的作用。如韩作荣、雷抒雁、骆耕野、叶文福、张学梦、叶延滨等人曾引起过轰动效应的诗，以及北岛的《宣告》、《回答》、《白日梦》和写遇罗克的《结局或者开始》，舒婷的《这也是一切》、《红卫兵墓地》等，都是那一特定年代的生命的歌吟。而他们不同于前辈诗人之处，则是更多地揭示自己内心的隐秘感悟，张扬自己的人生价值和艺术个性，北岛的《触电》、《红帆船》，舒婷的《致橡树》、《神女峰》即是，这是大家所熟知的，不细说。其它朦胧诗派的中青年诗人亦如是。在台湾诗人中，杜十三写矿难的《煤》，通过父女对话写带给一家人的绝望，是那样凄惋、悲壮，简致珍的“故乡四景”，虽是写家乡的风土韵味，但强调诗的生命感，指出诗如脱离人生将要沦落。张国治的《一颗米如是说》，召唤人们爱惜劳动者所创造的一切，并暗示要保持传统文化的完整性和特征，不要被外来文化所吞没，须文蔚的《稻草人》，则以象征手法谴责盗窃人们劳动成果而受不到惩罚等等，有的作品虽比较含蓄委婉，但现实性的光芒仍存在。此外，台客、赖益成等人的作品也有上述特点。而这些诗人的多数作品，当然更多地是追求人生的价值和展示自己内心的感悟，这一点和大陆中生代诗人是一致的。港澳诗人和海外华人诗人中，对中生代诗人了解不多，其总体倾向大致相似，如傅天虹（他虽生于1947年，但创作过程和大陆台湾的中生代诗人却一致），他的一些写内心悲苦之情的诗，也折射出某些现实生活的黑暗面，有对人生困境的深深忧患，同样，更多的作品也是写不同境遇中的各种心灵感受。总体看来，这一代诗人既摆脱了老一辈诗人直抒情怀，只描写客观世界的模式，也不同于后现代一些先锋诗人进入某些玄奥、晦涩的境地，或游戏文字、调侃人生。看来中生代诗人更成熟、也更有创造性，但又不走入偏激之途。 其二，在艺术上既承袭了古老传统文化的精髓，又肯于吸收西方先进文化的长处，达到中西文化的结合。 首先，中生代诗人并不像先锋诗人们那样，提出什么“反传统”或“消解文化”的艺术主张，创作中虽不着力去追求某种古典神韵，但传统文化的深刻印象时常从作品的风貌中显示出来。从大陆诗人看，且不说江河、杨炼等专门花力气去写中国古老的神话传说，就拿以现实题材为主的新现实主义诗派的诗人以及北岛、舒婷等人的作品为例，也可看出古老文化的影响，新现实主义诗派诗人的作品，传统的痕迹更明显一些，北岛的《古寺》，舒婷的《土地情诗》等，也同样有传统文化的影子，这些诗在意象的营造上，也有某些古典神韵，可见他们并不拒绝传统，但更多的诗作，却是从西方现代诗中吸取了创造诗美的多种艺术手法，如隐喻、象征、梦幻，甚至某些潜意识手法皆引入作品中，这是大家公认的，不必赘述。而台湾的中生代诗人，同样把某些传统文化的因子注入诗中，又从西方现代诗中去吸收营养，也进入到一种中西文化相结合的艺术境地。如白灵的象征性、隐喻性很强的《钟乳石》，虽是写诗人创造诗句之艰辛，但内容也有一种“至死不悔”的古老传统神韵。被称为“标准的中文系诗人”的陈义芝，他许多篇章，或意象的创造，皆从古典诗词中吸取灵感，名篇《蒹葭》即是一例，但他又非复古，而是着力表达一种现代情愫。至于受到洛夫推崇的沈志方的《大宗师》，以及《书屋夜戏》、《禅的对话》，把古老的禅道之思融入作品，同时又体现了现代人对自我价值的肯定，艺术手法也有某些象征韵味或多种意象的转换叠加。还有杨平，他的诗集《空山灵雨》，从王维的禅味浓郁的山水诗中吸取了许多可以借鉴的艺术表现方式，又展示了现代人精神的多方追求，也达到了某种中西方文化结合的境地。更为年轻的女诗人颜艾琳，她的《速度》，张默说是“极具创造的视觉诗”，这首诗现代味儿十足，表现驾车狂奔中要把一切甩掉，展示一种心灵快感，但事实上却不能把人生的许多事情抛弃。这是一种生存两难的现代意识，然而诗行的精心排列，也似乎借鉴了古代某些回文诗、图形诗的因素。香港诗人傅天虹，着力表现现代人的精神苦闷和生存环境的难以捉摸，意象的营造扑朔迷离，现代味儿也很浓，但细细剖析，仍可见他从古老文化中吸取的因子。总之，这一层次的诗人们，正处于承上启下的有力地位，加以艺术上的广泛吸收，因而使他们的作品，既能获得较多的读者认可，又能开启新的创作之途，他们的创作实践，将为当代华文诗歌的发展，做出更多的贡献。  2007年2月27日匆草于山东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