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的代际划分与“中生代”命名的思考 　　　　　　　　　　　　　　　　　　盼　耕  [提  要]　诗歌案的代际划分与“中生代”命名，是一个有历史意义的课题。研究这个课题，需要前瞻性与科学性，需要社会责任感与历史使命感。代际划分，要注重两岸共同的文学“地质”与“气候”；要给文学史一个合理、稳定性的叙述时段；要从大诗坛着眼，不给文学史造成断代的后果；要方便两岸的诗坛交流与华文大诗群的研究。 [关键词]　代际划分  中生代　文学史 “两岸中生代诗学高层论坛”是对诗歌代际划分与“中生代”命名产生主导性影响的平台。代际划分与“中生代”命名，是一个有历史意义的课题。研究这个课题，需要前瞻性与科学性，需要社会责任感与历史使命感。研究这个课题，需要思考以下三个方面： 一、注重共同的文学“地质期”与“气候期” “中生代”是一个地质名词，它有独特的“地质”与“气候”。 诗坛的“中生代”是一个文学阶段的命名，虽然是借用的名词，但同样要注重它的文学“地质”与“气候”。 什么是文学的“地质”与“气候”呢？文学的“地质”与“气候”就是相关的政治与经济的形态。政治与经济是文学及整体文化的基础，是文学根植的土壤和发展环境。 两岸四地的诗坛的“中生代”，有没有共同的“地质”与“气候”呢？ 答案：有！ 抗战后，即1946年以后出生的，与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出生的两岸四地的诗人，有共同的“地质”与“气候”。 这一时期出生的诗人，有哪些共同的“地质”与“气候”呢？ 这一时期出生的诗人，都是在二十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期间入学受教育。他们知识的启蒙，对诗歌的感悟，基本上都是在这一时期萌生的。而这一时期，不论是中国大陆，还是宝岛台湾，不论是香港，还是澳门，都进入战后的和平时期。国家与社会都在废墟上挣扎求存，在政治经济建设中进行摸索、尝试、苦思、苦斗、变革、突围。 中国大陆在这一时期，经历了痛苦的历程。从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中期，反右派、反右倾、文化大革命等政治运动接二连三，持续不断地折磨着国家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知识分子，特别是作家，一批又一批，一次又一次受到冲击。巨大的政治压力，使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我之间关系都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知识分子，甚至全国人民，普遍有一种悲观、压抑、痛苦和焦灼的情绪，惶惶不可终日，不知如何适应变化多端的政局。这种状况直到七十年代后期，“四人帮”倒台、文化大革命结束、国家拨乱返正后，才得到改善。八十年代，改革开放春风吹拂，人们才重拾信心，人的思想解放，自我意识复苏，精神个性的意识强化，作家诗人们有了新的思维，出现了新的创作局面。 台湾在这一时期也有的历程。五十年代，台湾在“反攻大陆”的声浪中，受到严密的政治控制。六十年代，国民党眼看归期无望、“反攻大陆”的政治神话的破灭，转而注重岛内的经济，大量输入外资，一些大中城市经济出现了快速、畸形的发展，台湾的经济结构和意识形态发生急剧的转变，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我之间关系也都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加之当局继续实行文化高压政策和严格思想控制，使许多人在心理上滋生了一种失落感和政治逃避主义的倾向。虚无主义的思想和悲观绝望情绪，成为台湾人的普遍心态。人们有一种沦陷于孤岛的失落、悲观、绝望感、内心充满了压抑、痛苦和焦灼。这种情绪一直漫延至七十年代。直到八十年代台湾当局解除戒严，放宽言论，社会情绪才有了改善。 海峡两岸的类似的政治氛围，产生了类似的社会心态与社会情绪，也形成了类似的文学发展态势，即开始时激昂热烈，“政治诗歌”、“战斗文艺”占据文坛，后来失落、彷徨、压抑，再而苦思、求变、突破。在这种社会背景下成长起来的作家、诗人，普遍都受到这种影响，大部分也都有一种苦思、求变、突破的意向。这种意向，不同程度影响着他们的创作，也流露在他们的作品中。两岸诗歌领域的许多尝试，充分反映了求变、突破的意向。八十年代开始，大陆许多中生代诗人投入了尝试与突围之列。他们形成或参与了一些诗歌流派或诗群，如朦胧诗群、归来诗人群、白洋淀诗群、非非诗派、莽汉诗派、海上诗群等，尝试在创作上能够突围。而台湾文坛则比较重视文学理论的探索与建设，出现了许多“主义”、如“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等，还有诗歌的“天涯美学”、“放逐”意识等，这些理念对中生代诗人有很大的影响。中生代诗人进行的不同理念的诗歌创作尝试，使诗坛出现了鲜活的局面。 香港在这一时期也并不轻松。新中国诞生，世界冷战格局的形成，使五、六十年代殖民统治下的香港成为西方阵营包围新中国的政治桥头堡。由于政治对立，两地阻隔，加上对新中国政权持反对或疑虑的文人避入香港成为使香港文学最活跃的力量，使香港文学出现了多种力量对峙。这里云集有进步作家、中间派作家，亲蒋派作家。他们的作品无不烙印着自身世界观的痕迹，出现了左派小说、“绿背小说”和“港岛传奇”的对峙局面。使这一时期文坛混战一团。六十年代香港文学开始摆脱边陲与核心的状态，逐步地本地化和开始塑造自己的个性。七十年代，香港经济的自由竞争与起色，带动文学的发展。中生代作家诗人寻求文学锲入香港社会的深层，探索人生的价值与社会的价值，关注社会、关注弱小群体，作品中有更多的使命感，更多的宽容、博爱与和谐。这是香港文学走向自觉的标志，也使香港文学进入深层的整合时期。 澳门五十至七十年代比较沉寂。政治不振，经济低迷。由于社会对文化建设的偏失，文学仍处于一种孤苦无援的摸索阶段。尽管这样，这一时期的澳门文学思潮仍然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澳门文学与内地保持着密切联系。“文革”时期，澳门文学也不同程度地受到极左文艺思潮影响，吹“样板戏”，搞“三突出”，宣扬个人迷信，致使澳门文学日渐萧条。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中国改革开放，对澳门文学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随着与内地经济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密切，大量内地新移民涌入，给澳门带来了新的机遇、带来了新的思考。澳门固有的文化秩序产生松动，社会经济也开始复苏，使澳门经济空前发展，也给文学发展带来良好的契机，文学创作比前增色，诗歌的交流活动也比前活跃。 综上所述，虽然两岸四地的政体各不相同，尝试各有滋味，变革各持其式，但两岸四地政治经济的律动，都是从动荡到渐趋稳定，从迷惘到方向清晰，从疲弱到开始健康。这是共同的政治经济的“地质期”与“气候期”，也是这一时期文学共同的“地质期”与“气候期”。所以，成长在这一“地质期”与“气候期”中两岸四地的诗人，也就是战后（1946年）及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出生诗人，应该是属于同一代际的，他们都是“二十世纪中生代诗人”。这种代际划分既有共同的元素，又方便两岸的诗坛的共识与交流。 至于两岸四地七十年代或以后出生的诗人，他们入学受教育、知识的启蒙，对诗歌的感悟，都是八十年代或以后。八十年代两岸四地的社会，都处在稳步发展阶段，越来越富裕，越来越有法制观念。这是另一个文学的“地质期”与“气候期”，不在今天论坛的讨论之列。  二、给文学史一个合理、稳定性的叙述时段 现有的 “中生代”、“新生代”都不是一个准确、稳定的代际命名，而是暂时性、阶段性的命名。随着时间的流逝、年代的延伸，十年后、二十年后、三十年后，或更多年后，现在的“中生代”是否还叫“中生代”，它所包含的诗人是否要升“代”，是否要归入“前行代”或“老生代”之中？而现在的“新生代”，是否要升入“中生代”、甚至也要进入“前行代”或“老生代”之列？ 答案是肯定的！ 按照之前的划分，现在的诗歌“中生代”与“新生代”概念，只是表达诗人年龄的差别，与诗坛的“中年人”与“青年人”的称呼没有什么不同，它不是叙述二十世纪诗歌不同阶段的名词。不管是谁，列入“中生代”也好，列入“新生代”也好，都只是这一阶段文学史中的过客或流浪汉，居无定所，最后都要进入“老生代”。这种需要不断调整人流、不断确更新角色的代际划分，将给文学史，给这一阶段诗人与诗学的研究带来困惑、混乱、飘忽的不稳定因素。实际上，这种提法，现在已经给诗歌的研究与文学史的编写带来了困惑。 在代際划分中，我們需要的是叙述二十世纪诗歌不同阶段的名词，而不是表达诗人年龄的差别的名词。为了避免这种现象，使文学史对这一阶段的诗人有一个稳定的代际叙述，应该在 “新生代”、 “中生代”、“前行代”或“老生代”的前面加上“二十世纪”四个字，即“ 二十世纪新生代”、 “ 二十世纪中生代”、“二十世纪前行代”或“ 二十世纪老生代”。只有这样，现在被划入不同代际的诗人，才能固定在那个代际中。  三、从大诗坛着眼，不给文学史造成断代的后果 “二十世纪中生代诗人”不但是二十世纪诗坛中承先启后的一代，而且是进入本世纪、仍在诗坛上起重要作用的一群。他们的诗作，他们的诗学，是文学史的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我们代际划分，要从整体华文诗坛着眼，要站在文学史的高度，慎重其事。要方便两岸大诗群、乃至华文大诗群的研究；要方便后人对二十世纪诗坛的研究。如果代际划分只方便小诗群的研究，只方便小阶段的研究，那末，容易造成断代或偏向的后果。 代际划分，也就是“老生代”（ 或）“前行代”、“中生代”、 “新生代”的划分，不是割裂历史，而是阶段性地划分历史。“代”与“代”之间不能有断层，“代”与“代”的边缘是衔接的，是可以有机地过渡。 如果我在们代际划分与“中生代”的命名中，考虑上述的三个方面，那么两岸四地就容易达成共识。这是本次高层论坛所乐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