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间代”或“中生代”：诗人自我意识的一种方式 子  张 （310023 杭州浙江工业大学人文学院 ） [提  要] 对“中间代”或“中生代”的命名现象其实只是这些诗人们“自我意识”的一种表现方式。他们对于自己的存在是自觉的，他们也不甚清晰地意识到了1990年代与1980年代的诗学差异，特别是他们当中更年轻的一些诗歌作者，对这些差异尤为敏感。正是这种对差异的敏感（当然同时就有对共同性的忽视）导致他们对自我存在的焦虑，并进而试图通过对自我命名的方式“标新立异”。然而“中间代”或“中生代”并不能构成一个独立于“第三代诗人”或“新生代”的“代”，从其组成人员、诗学传承和精神品质诸侧面考察，他们应属于“新生代”的一部分或一种写作倾向，或者应称为“新生代后期诗人” [关键词] 现代诗  “中间代”或“中生代”   写作倾向  “新生代后期诗人” 一、“代”与“中间代”或“中生代”：本义与转借义 涉及到诗歌或者一切文学，如果不从作品或者文本本身以及作者乃至于特定背景着眼，则任何讨论可能都会陷入喧宾夺主、言不及义的尴尬处境。故而在此空对空地就“中间代”或“中生代”这些指称发表意见，也难免是愚蠢的。一方面，这些指称尚未具备相对确定的内涵、外延；另一方面，正像所有的指称一样，“中间代”或“中生代”也仅仅是诗人们对自我存在的一种意识、一种描述，似不必太过较真。假如有谁真的依据这些概念去界定某位诗人的诗歌写作，或者某位诗人试图借助这些指称而提高自己在讲坛上的音量，恐怕都只是徒然贻人笑柄而已。 据说“中生代”是相对于二十年前所提出的“新生代”而言，但问题是：“新生代”也罢，“中生代”也罢，当初究竟是在什么含义上使用的？如果是借用，又究竟是在哪个意义上借用这些地质学概念的？ 之所以如此怀疑，是因为地质学意义上的“代”与当代诗歌史意义上的“代”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个概念。 对于时间意义上的“代”，现行《现代汉语词典》的含义有四：一是“历史的分期”，二是“朝代”，三是“世系的辈分”，四是“地质年代分期的第一级，根据动植物进化的顺序分地址年代为太古代、元古代、古生代、中生代和新生代，代以下为纪。”① 而文学史意义上的“代”，通常所用的是第三个词意，即“世系的辈分”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代际风格特征或流帕特征，因为“代”的基本含义是对创作主体的辈分而言的。1980年代出现的“第三代诗人”与“新生代”，美国文学史上“迷惘的一代”与“垮掉的一代”，都是从这个意义上命名的。② 看上去，“新生代”似乎也是一个地质学概念，然而最早使用“新生代”一词的诗人牛汉恰恰不是从地质学那里借用，而是指的与上一代有所不同的“新生的一代诗人”。 如此说来，试图从“中生代”的地质学含义当中寻找某些诗人的诗学特征，恐怕也是缘木求鱼式的做法。 可目前一些阐释者正是如此阐释的。③但是，几千万乃至数亿年前“气候温暖湿润”、“爬行动物最为活跃”以及“恐龙繁盛”的地质年代与今天“诗人所需要的一种精神和诗歌写作所需要的一种品质”究竟有什么必须的关联呢？不从诗歌与诗人的精神品质本身着眼而一定要借用完全不搭界的术语来指称诗歌与诗人的精神品质，是不是有点“风马牛”？ 自然，名称不过就是名称，名称所发挥的不过是代号的作用，关键还是“中生代”所指代的内涵与外延。 直到目前，这个概念的指代意义仍然十分含混与暧昧。如果再考虑到台湾地区对这个概念的借用，情况似乎就更加复杂。但不管怎么说，根据相对集中的说法，转借地质学意义上的“中生代”指代大陆当代介于“新生代”与“70后”之间而诗歌观念、诗学品质多有不同的庞杂诗人群体，实在未必妥当。 二、作为文学史“存在”意义上的“中间代”或“中生代”诗人 目前大陆“中间代”与“中生代”所涵盖的诗人，似乎主要指20世纪60年代出生而又不同于“新生代”的尚未具有共同指称意义的诗人，这些诗人诗歌观念、创作成就、文学史地位各有不同，而又确实“存在”。台湾地区所指“中生代”似乎也不尽一致，有时指20世纪50年代出生的一代诗人，有时又包括60年代出生的诗人。④ 既然是“代”，当然应该具备“代”的基本条件。对于文学史（即使是尚未构成“史”的当下文学）来说，“一代”诗人至少应意味着一定的成员规模和某些诗学意义上的“代际”共同性或特征。从这一角度看去，“60年代出生”也罢，“中间代”也罢，“中生代”也罢，命名者都分别提供了名单，也试图归纳其在诗学方面的“代际”共同性与特征。但这种归纳似乎并不十分理想和有效。 以“60年代出生”为编选依据的《蔚蓝色天空的黄金》一书提供的名单包括陈东东、戈麦、海子、西川、黑大春、黄灿然、蓝蓝、吕德安、俞心焦、郑单衣10位诗人，但编者将其视为“当代中国大陆新生代作家”，且认为“这是文学摆脱意识形态桎梏后脱颖而出的全新一代的作家”⑤，这种“非意识形态化”当然也是一种诗学特征或共同性。 “以出生于六十年代中后期及少数生于七十年代的诗人为主体”的《中国第4代诗人诗选》收入的诗人包括伊沙、朱文、巴音博罗、叶舟、西渡、安琪、鲁西西、叶匡政、沈苇、杨键、姜涛、冷霜、胡续冬、徐江、桑克、臧棣、马永波、邱正伦、孙磊、刘洁岷、沉河、余怒等，编选者认为：“由于‘自我’的差异性，也塑造了第四代诗歌的‘复杂地貌’。这种交错纵横的‘诗歌人文地理’很难让我们靠简单的推论判断出一个统一、规整的诗学特征来。我们不能用对某个诗人作品的个案分析来替代‘第四代诗歌’写作的丰富性，也不能强行对‘第四代诗歌’赋予某种可识别特征来作为我们立论的需求和通行的依据。但恰恰正是这点说明了‘第四代诗人’的差异性大于趋同性，他们正在不同的方向、维度上改变着诗歌语言的现实。同时，我们也不能说‘第四代诗歌’没有一个可能循迹的‘规律’，就如同每一颗星球都有‘自转’与‘公转’这样一对关系一样，‘第四代诗人’都不约而同地朝着语言的内部进发，因为他们知道每一个真正诗人的确立，首先是语言上的。而语言与历史、现实、经验等纠结在一起，才会让新诗歌获得刷新旧诗歌的力量。那么，我们不难理解‘第四代诗人’在诗歌探索中已经奋力张开的精神翅膀，他们在语言的悬崖上俯冲和跃起，但这一切并非是为了证明飞翔本身，而是为了证明天空这个更为强大的存在。”⑥，那么，他们这种“朝着语言的内部进发”是否也是一种共同性呢？ 2004年的《中间代诗全编》则收入82位生于60年代的诗人，其中伊沙、朱文、西渡、安琪、叶匡政、桑克、臧棣、马永波、刘洁岷、余怒与上述“第四代诗人”重叠⑦。除此之外，还有朱朱、非亚、赵丽华、黄梵这样一些名字。编选者这样概括这些诗人的共性：“从朦胧诗人强调对社会的反思和批判，到第三代诗人旗帜嚣张的揭杆而起，中间代诗人显出了一种多元多解的语言态势，他们注重个人主体精神价值的实现，注重不事声张的写作方式。”⑧他们还提出了“寂静写作”的说法，这仿佛是一种与早期“新生代诗人”（第三代诗人）有所不同的写作姿态，但为什么仍然要打破“寂静”异军突起呢？ 而“中生代”的命名者们在讨论时提到的诗人包括朱朱、臧棣、余怒、刘洁岷、马永波、叶辉、杨键、周瓒、沈杰、安琪，又有肖开愚、陈东东、韩东、吕德安、西川、海子、骆一禾、张枣、黄灿然、桑克、王寅、哑石、清平、麦芒、潘维、黑大春、丁丽英、森子、小海、朱文、鲁西西。而说到其内在的诗学特征，讨论者的概括是：“相对于朦胧诗、第三代诗歌运动的横空出世，这代诗人的理论主张与诗歌文本更内在、驳杂，缺乏鲜明、易于概括的特点，是当代新诗潮‘后革命’期的产物；其精神背景是1980年代末和1990年代初的社会转型，与朦胧诗的文革背景，第三代的改革开放背景迥然有别。由于这批诗人艺术观念、美学风格、修辞手段等等的各各不同，在诗歌技艺上更综合化，文本呈现上又更个人化，因而，中生代研究必须建立在具体的具有代表性诗人及其作品的深入研究、梳理与把握之上，否则难以获得有价值的指认与确立。中生代诗歌具有‘非代性’这种悖论性特征。”⑨ 通过征引上述文献，可以得到的印象是：1、在诗人成员的组成方面，几个名单虽然互有参差，而重合者也颇不少，大致都属于20世纪60年代出生的诗人，而且其中更有不少曾经在80年代中后期参与“第三代诗人”崛起运动的作者，更年轻的几位也似乎是在他们的树荫下长大的。2、在诗学观念与理论以及风格、文本特征方面，则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用“非意识形态性”、“诗歌（或语言）本体性”、“个人性”甚至“非代性”描述他们是否可以呢？那么，这些特性与“新生代”和“70后”诗人又有些什么重大的区别（就如第三代诗与朦胧诗那样）呢？ 当然，不管怎么说，应当承认这些诗人确实已经存在于当代文学的视野之中了，他们通过自己的参与，已经成为当代文学创作者的成员。至于将来能够赢得多么高的地位，那是另一回事。 存在，并且试图以一个合理的名份存在，也是十分自然的要求。 三、“中间代”或“中生代”：诗人“自我意识”的一种表现方式 自从汉语现代诗发生以来，文体演变的历史构成了现代诗发展的历史。徐志摩、闻一多“创格的新诗”纠正了胡适派“白话诗”的弊端，象征派则从另一侧面丰富了新诗的表现方式，左翼诗增强了诗的政治性功能和文体意义上的本土性，1940年代的西南联大校园诗人对整个西方现代诗的“综合”则使得现代诗获得一种繁复。1950年代以来左翼传统一花独放导致的偏枯局面直到1970年代中后期才由蔡其矫、牛汉、穆旦、食指、芒克、多多、舒婷等人的自由写作逐渐打破，至80年代初期基本恢复到1940年代的整体水平。直到所谓“第三代诗人”或“新生代”，才算真正有了较“朦胧诗”在文体意义上的突破。 这是仅就文体演变而言，然而“代”，也就是现代诗“世系的辈分”，却与文体的演变不完全是一回事。一代诗人可能会出现众多文体的变化或流派，而某种特定的流派或文体却未必可以构成一个完整的诗歌“代”。比如，胡适的“白话诗”与徐志摩的“现代格律诗”以及李金髪的“象征诗”属于不同的文体、流派，但又是一代人。而1920年代的李金髪与1930年代的戴望舒尽管都是象征派，却在诗学传承的意义上构成了两代。在当代，“第三代诗人”在对待朦胧诗人方面表现得急躁甚至不敬了一点，然而他们在年龄以及诗学的辈分上与朦胧诗的确已经不属于同一代人。 不过在此之后被称为“60年代出生的一代”、“第四代”、“中间代”乃至“中生代”，无论从年龄辈分还是诗学观念、文体特征诸方面，似乎都还看不出与“第三代”或“新生代”有什么特别的不同。况且，被“第四代”、“中间代”和“中生代”点到的不少诗人不也曾经是“第三代”或“新生代”的重要成员吗？60年代前期和60年代中后期出生的诗人就已经“隔代如隔山”了吗？另外，所标举的“非意识形态性”、“诗歌（或语言）本体性”和“个人性”不也同样适用于“第三代”或“新生代”吗？ 那么，这诸多的命名究竟意味着什么呢？是否仅仅意味着诗人们的浮躁或成名欲呢？ 我认为不好急于从情绪出发否定这些命名。 我认为，这种命名现象其实只是这些诗人们“自我意识”的一种表现方式。 他们对于自己的存在是自觉的，他们也不甚清晰地意识到了1990年代与1980年代的诗学差异，特别是他们当中更年轻的一些诗歌作者，对这些差异尤为敏感。正是这种对差异的敏感（当然同时就有对共同性的忽视）导致他们对自我存在的焦虑，并进而试图通过对自我命名的方式“标新立异”。所以，正像一位阐释者不无遗憾地发现的那样：他们一方面借用“中生代”这个“代际”名称，却又具有一种“非代性”，试图从“诗歌与诗人的精神品质”方面寻找差异，但是找到了吗？ 看来，说“中生代”具有“非代性”是说对了，而寻找他们区别于“第三代”或“新生代”的“精神品质”的行动却几乎劳而无功。 但命名的动机以及命名本身还是有意义的，就在于：从命名者角度说，是一种对文学史现象的敏感与自觉，是意识到自我与他人的差异之后自然而然的表现，是这些诗人自我意识的强烈表达；从被命名者的角度说，则意味着一个文学史“存在”的日益彰显。 然而这种文学史“存在”却并不就是“另一代人”的崛起，而仅仅可能是一代人中间不同的梯队或诗学观念的生长。 就像1920年代稍晚于胡适们“白话诗派”而出现的“新月诗派”，就像1930年代又出现了“后期新月诗派”，就像在1930年代的“后期新月诗派”中又分化出“现代诗派”，就像1980年代中后期“新生代”当中并存几种不同的诗歌写作倾向一样，我也倾向于认为：“中间代”或“中生代”并不能构成一个独立于“第三代诗人”或“新生代”的“代”，从其组成人员、诗学传承和精神品质诸侧面考察，他们应属于“新生代”的一部分或一种写作倾向，或者应称为“新生代后期诗人”。 这就涉及到对整个“第三代”或“新生代”诗人及其写作倾向的更深入的考察与认识，至少，在海子、西川、骆一禾、戈麦等人之后，在韩东、于坚、李亚伟、尚仲敏等人之后，是否又在不同的诗学倾向上延伸出了臧棣和伊沙以及更年轻一点的众多诗人们的试验方向呢？不过这已经不是本文能够完成的任务，所以还是就此打住吧。                                          2007.1.24—2.17   杭州  注释： ①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修订本），240页，商务印书馆1998年。 ②关于“第三代诗人”和“新生代”的命名，可以引述许多资料，这里只列举如下几种。万夏主编《现代诗内部交流资料》（1985·1）“第三代诗人诗会”卷首语：“随共和国旗帜升起的为第一代人，十年铸造了第二代，在大时代的广阔背景下，诞生了我们——第三代人”。牛汉《诗的新生代——读稿随想》最早使用“新生代”这个词汇：“《中国》文学月刊的这一期的十位诗作者，年龄多半在二十岁上下，都属于新生代。”文末强调：“但是，他们毕竟是新生的一代诗人……”，据此判断，我认为牛汉所用“新生代”一词并非地质学意义上的，而是“新生的一代诗人”之意。美国女作家格特鲁德·斯泰因对海明威等人说：“你们都是迷惘的一代（The Lost Generation）。”Generation乃汉语“一代（人）”之意。另外，顾城诗《一代人》与舒婷诗《献给我的同代人》、《一代人的呼声》所强调的都是“世系的辈分”意义上的“代”。 ③参见《江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5年第5期“现当代诗学研究”栏目及荣光启《“中生代”：当代诗歌写作中的一种“地质”》一文。 ④大陆对所谓“中生代诗人”的注意与命名，实际上早在上世纪末就已开始。《蔚蓝色天空的黄金——当代中国60年代出生代表性作家展示·诗歌卷》（1995年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中国第四代诗选》（2000年四川文艺出版社）所收入的就是60年代出生、80－90年代开始成名的诗人。至新世纪初，黄礼孩、安琪编选《诗歌与人：中国大陆中间代诗人诗选》（2001年民刊）和安琪、远村、黄礼孩编选《中间代诗全集》（两卷本，2004年海峡文艺出版社）先后问世，提出了“中间代”的新名，所指涉的是“大都出生于六十年代，诗歌起步于八十年代，诗写成熟于九十年代，他们中的相当部分与第三代诗人几乎是并肩而行的”一批诗人，之所以叫“中间代”，是因为他们“介于第三代和70后之间，承上启下，兼具两代人的诗写优势和实验意志，在文本上和行动上为推动汉语诗歌的发展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并取得了实质性的成果。”（见安琪：中间代：是时候了！《诗歌与人：中国大陆中间代诗人诗选》序）而其收编的作者多达82位。“中生代”的提法稍晚于后，似乎是为了弥补“中间代”这个名称之“不甚缜密和科学，也不具备质朴、准确与有启示性的特质”，而其所指也是上述范围的诗歌作者。见《江汉大学学报》2005年第5期“现当代诗学研究·编者按”。 ⑤《序》，见《蔚蓝色天空的黄金——当代中国60年代出生代表性作家展示·诗歌卷》，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5年12月。 ⑥龚静染《遮蔽与凸现(代序)——对中国“第四代诗歌”的一种描述角度》，见《中国第四代诗选》，四川文艺出版社，2000年。 ⑦见霍俊明《诗歌史焦虑：“第四代”与“中间代”》，“诗生活”网络版“文库”。 ⑧见安琪《中间代：是时候了！》，《诗歌与人：中国大陆中间代诗人诗选》，海峡文艺出版社2004年。 ⑨见《江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２００５年第５期 “现当代诗学研究·编者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