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象的姿容”与“现实的身影” ——简政珍诗歌艺术散论 沈奇  一 研读简政珍的现代诗作品，常常会忘却他在两岸新诗界的另一重要身份，即作为中生代中享有盛誉而成就卓著的诗学家、诗理论与批评家的身份。按说，这种“忘却”对于指认一位诗人的创作成就与艺术造诣并无关系，真正的评价只应是仅就作品说话。但熟悉当代汉语诗发展的研究者大概都知道，这样的“忘却”，对那些在现代诗理论与创作两方面都试图有所大作为的“两栖者”来说，有着怎样微妙的说明。 诗学家诗人——如此的双重身份，至少在大陆的朦胧诗之后和台湾的前行代诗人之后，似乎一直是一个不免“尴尬”的事。即或以台湾前行代诗人、诗学家叶维廉先生的盛名，也不免在与笔者的一次交谈中，说到两岸诗界总是因了他诗学方面的成就，而每每忽略了他的诗创作的所在时，语气与神态中都充满了十分的遗憾。我惊叹如叶先生这样的诗学家也心存此憾，进而猜想或许所有现代诗的“双栖者”，都暗自将诗人的名份看得比甚么都重？ 这实在是一个颇有意味的提示。而实际的情况是，近三十年来，两岸诗界以诗的创作与诗学的研究之成就取得双重并重的广泛影响者，确实不多见。大多数“两栖者”（尤其是先成名于诗学后投身于创作或一开始就双向并进者），都难免遭遇两相遮蔽的尴尬。看来，这其中不仅有“身份”因素的隐性干扰，也涉及到对诗学家诗人本身，在具体的诗的写作中所处状态的深入考虑，以及对其作品脱离其“身份”的影响后，实际真正所拥有的品质位格的合理判断与真确评价。 显然，简政珍是属于极少数没有遭遇此种“尴尬”的中生代诗学家诗人之一。究其因，我认为关键在一“专”字。具体而言，即腾空角色（作为诗学家的角色），心无挂碍，专心专意，进入纯粹的诗的“作业”。这种“专”的体现，在简政珍这里，无论为诗还是为诗学，都很到位，很彻底，都能进入一种创造性的、个在的“写作”状态，而双向并进，互不干扰。换句话说，简政珍的“双栖写作”，于诗，既非诗学“之余”（体现在心理机制和文本成色两方面的“业余”），于诗学，也非诗“之余”，各自自在、自足、自成体系，没有何者为重何者为轻或谁带谁的问题。这种角色的腾空与转换，说来容易，其实在具体的实现中有相当大的难度。想“专”是一回事，能不能“专”是另一回事，许多有过“双栖写作”经历而最终放弃者，大概对此都有深刻的体会。 同时，我在这里的表述中，仅以“写作”一词统一指称诗与诗学两种“作业”，也在于想追究：是否因为简证珍于诗学方面“作业”的特性，反过来有机地保证了进入诗的“作业”时，得以顺畅的角色转换呢？此中学理，有待深究。但仅从现象上看，反观简政珍的诗学文本，不难发现，这位学贯中西、造诣非凡、一直栖身大学教育的典型的“学院型”诗学家，所成文本，却绝非那种来自“学术产业”流水线上批量产出的“研究报告”之类文字，而是融会了学术理论、艺术感觉及文字修养这三要素为一体的另一种自足的“写作”，是既有学理和问题意识支撑，又不失独到的感性体悟且好读有味的文章，是结合了学者诗学与生命诗学的诗性言说——而这，在当代两岸诗学以及文学理论界，早已是难得一见的稀有品质了。是生命的知识化与虚妄化，还是知识的生命化与人格化？我在上一世纪九十年代末，针对“学术产业”的泛滥和“知识分子写作”的弊病提出的这一命题，在简政珍的诗学“作业”中，得到了明确的印证。窃以为，正是因了在诗学方面的非知识化、非学院化的诗性“作业”之特性，方使其在同时进入诗的“作业”时，能顺畅有机地从学术思维切换到意象思维，不致诗性缺失乃至“钙化”，所谓同是“写作”又何来转换。 二 每一位成熟的诗人，应该都有一些自己认定的诗学观念和诗歌理想，作为自己深入发展的坐标与方向。而一位诗学家诗人，更不乏这方面的修养，且可能比一般诗人更全面、更深入、也更清醒。然而，能否将这种修养，再通过自己的歌创作实践得以有效的实现，又是一个比角色的转换还要困难的事，也是判定“两栖者”“双赢”水准的又一标志。在这一方面，简政珍提供了一个典型范例。 简政珍的诗学著述甚丰，其中许多核心观点在两岸广为传布，影响不小。比如有关诗与现实、诗与语言、诗的生命感、诗的哲学内涵以及“意象的姿势”、意象性语言与叙述性语言的关系等，都有十分精湛独到的阐述。这些核心观念，在简政珍的现代诗创作中，也都有上佳的表现，成为理解与诠释简政珍诗作的理论依据。尽管，作为诗人的简政珍，其作品也是相当丰厚（先后有七部诗集在台湾出版，一部诗与诗论选集在大陆出版，近期又在大陆出版了代表性的精选诗集《当闹钟与梦约会》），但其基本的诗歌立场和语言风格，还是较为明确的，并一以贯之地体现了他的那些核心诗学观念。就此而言，至少有两个方面，值得深究与借鉴。 其一，角色定位：主体的在场与隐匿，或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写作。 读简政珍的诗学文章，人们会强烈地感觉到一位学养丰硕、学理谨严、思想明锐而又高屋建瓴的学者风范，而一进入他的现代诗作品，则马上会发现在其依然不乏学者或叫做知识分子风骨的气息后面，还暗藏着一个充满平民化视觉的创作主体，并因此决定了诗人对题材的选择和对语言的要求。 从题材方面看，以平民视觉与草根精神深入社会与人生的方方面面，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同时又将这样的关心，有机地提升到一个人文知识分子的批判立场上来，予以诗性哲思的关照，是简政珍现代诗创作主体的突出特征。换种说法，即作为诗人的简政珍，在学者的背影之外，首先是一位出入人生、勘察社会、立足于“存在”之现场的在场者，且将“在场”的方位，有意识地选择在时代的暗面与生存的灰色地带，以此窥探存在的真实样貌，追寻存在的本质意涵。 这样的角色定位，颇有点像一位为社会和人生把脉诊断的医生，直面的是现实，查寻的是病相，提交的是警示。对此，只要稍稍留意一下诗人作品的一些篇目与结集的命名，便可印证一二：从“江湖”、“广场”、“长城上”，到“街角”、“病房”、“下午茶”；从“政客”、“诗人”、“刽子手”，到“雏妓”、“老兵”、“流浪狗”；也不乏对“时间”、“语言”、“追逐自我的行星”的探究，更多是对“纸上风云”、“浮生纪事”及“历史的骚味”的拷问。“写诗是诗人诠释人生，而这个诠释要来自有感的‘阅读’。”[注1]诗人在这里特别地对“阅读”一词加了引号，以便与那种仅止于间接知识的阅读与体验、笔下只有“纸上风云”而没有深入存在的真情实感的写作区别开来。“我阅读的最大文本来自人生、来自社会；也就是说，一个只写个人的事的诗人，成就总是有限的。诗人必须去好好读更广大的人生，有更广大的体验，同时要注意细小的心灵的颤动，宁静中的颤动，因为很多动人的景象都在这细微之中。所以诗人首先要非常有感觉，对人生有敏锐的感觉，时时处处与外部世界有一种互动的精神交流。”[注2] 既是学者，又是平民；学者的眼光，平民的情怀，在简政珍这里得到了很好的整合，从而让我们看到：何谓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写作。 同时，主体的在场，并不意味着诗人要以角色化的自我直接对现实发言，那样反而会失去“在场”的意义。这一点，作为诗学家诗人的简政珍，显得格外清醒与老练。一旦进入具体的诗的“作业”，那位“医生”的角色便隐身而去，只留下富有现代意识的诗性灵视，“在门缝里窥探时光里流转的名字/把病菌咬噬的年岁交给听诊器回响”（《候诊室》）[注3]，乃至不动声色如如X光机一样，以“全黑的布景展望流星如过客”（《所谓剧本》），进而提交隐藏在虚张声势的社会与人生之背面的“病相报告”。是以初读简政珍的诗，会有些“冷”的感觉，一时摸不到诗人“自我”的情感热度，也很难找到十分明确的题旨或高言大语式的“点睛”之句，有些茫然。但读进去读多了之后，自会体会到诗人的苦心孤旨之所在。正如洛夫所指认的：“……简政珍的灵视一向都投射在对人文的关怀和对现实的批判上，更重要的是，他在处理这种题材时，仍能掌握现实与诗之间的分际。”[注4]一方面，在诗的“悦情”与“醒世”之功能选择上，简政珍更看重“醒世”的作用，外表的灰冷与苦涩下面，深藏着对世道人心与生命本质的大关怀和大悲悯。“诗人看透现实时并没有得意的笑声，而是坠入清冷的空茫。”[注5]另一方面，作为诗的言说，越是激越的情感和深沉的思考，越不能直接说出，“诗人只有腾空自我才能写真我，而真我已是我和外在世界的交相辨证。”[注6] 如此，主体既在场又隐匿，既深入又超越，并严格“掌握现实与诗之间的分际”——这不正是作为现代知识分子的现代诗人之人本的存在，及现代诗之文本的存在，念念所求的本质属性吗？ 其二，风格定位：意象叙述与哲学内涵，或富有生命感的智慧性写作。 按说，作为典型的学者诗人，简政珍有足够的思想资源与理性经验，可供其进入诗的“作业”时“装点深沉”、“挥洒高蹈”，作“纸上风云”式的“凌空蹈虚”或“天马行空”。（这是许多“学院型”“知识化”诗歌写作常见的毛病）然而，细读他的诗歌作品，感觉却是十分的鲜活，没有学院气，不是那种只活跃在纸上的诗，而是生命意识很强且好读有味的诗。 当然，这种“好读有味”得去细品才行。若浅尝而止，可能会在上述“冷”的错觉之外，又生出“平”与“涩”的感觉。尽管，在简政珍少数经营不是很到位的诗作中，也确实存在着些许因用力比较均匀，意象的分布过于密集且失于节奏调适而有平铺之嫌，造成一首诗的整体美感小于部分之合的遗憾，也时有因意象分延较多而至语意链接不畅的生涩感。但总体而言，其意象的经营、哲学内涵的支撑及富有生命感的语言形态，都可圈可点，堪称上乘而独成格局。 首先，作为一位既富学者之识又深得生存体验的现代诗人，简政珍特别善于将人们熟视无睹的社会与人生大大小小的“事件”，经由诗的写作，转换为陌生化的“美学事件”，以诡异莫辨的意象的姿容，雕塑并点化现实的身影。同时，在简政珍诗的视野里，这样的转换多从存在的细微末节处着眼而落于日常的思辨，不做无端的高蹈。为《日子的流程》破题，也只是“起身探问鞋子/昨日的走向，今天的流程”；考问《壁佛》的本相，也只是寻常一瞥：“若说你的坐相尤胜格言/你的眼神已在等待风化”；质疑《时序》的存有，也只是淡淡道破：“并不是要一点稳定的光/抽烟是让自己知道/还在呼吸”。敏感到极至，纤细到极至，而又克制到极至，矜持到极至。“日子的点滴是消散的浪花”（《当闹钟与梦约会》），“浪花”下有哲思的潜流涌动，且只是以潜流的形式暗自涌动在“浪花”之下，绝不做突兀的现身，以免落入所指的预设。即或偶有破题似的尾音，也多以设问式的语气化开：“所谓放逐/是因为地球是一颗追逐自我的行星？”（《追逐自我的行星》） 可以看出，在简政珍的现代诗美学中，“事件”已成为一个辨识其风格所在的“关键词”。 这里的“事件”包含两种指涉：一是“现实事件”，二是“语言事件”，再经由每一首诗的创造，合成不同题旨与意味的“美学事件”。丰厚学识的培养加生存体验的积累，使简政珍的诗之“灵视”，常能于寻常事物中发现具有戏剧性因子的细节，并将其提升构成为具有新的隐喻功能的戏剧性“事件”，进而产生寓言性和陌生化的诗美效果，使“现实事件”有机地转换为“语言事件”。 现代诗在“放逐”传统的激情化的抒情调式后，多以有控制的智慧性的写作机制为本，并引进叙述调式为语言策略展开诗写的过程。这一“现代性”的获取，在简政珍的现代诗创作中，打一开始就显得轻车熟路游刃有余，关键就在于他能以戏剧性“事件”支撑叙述的骨架，并以“意象叙述”润活语言的肌理。所谓“意象叙事”，按诗人自己的阐述，即“用意象的视觉性来推展叙述，而非抽象性的说理。”[注7]然而“视觉性”何来哲学内涵？端看对“意象”的经营。若说“意象”是“有意味的形象”，则对“意味”的取舍又成为关键。简政珍诗的书写，可称之为一种“闪烁颠覆的语气”（《对话》）的“纪事”性书写。“纪事”不是明晰地倒述一个“事件”，而是对于“事件”的经验和感受。这种经验和感受在转化为“意象叙述”时，其“意味”之取舍，在“简氏风格”中，则因主体位格所使，自然偏向于思辨性、哲理性和问题意识与人文关怀方面，从而得以在时时惊艳的意象之视觉冲击下，品味其潜隐深藏的哲学内涵与生命感：“当我们还在文字里思乡/水泥已经遮盖了那一条河流的身世”（《中国》）；“一条深黑的刹车痕/旁边留下一只破碎的/方向灯，塑料碎片/写意地延伸成各种象征/垃圾桶吐泻出/满地的本土文化”（《街角》）——满载意象视觉的叙述，别有隐喻意味的意象，辅以“闪烁颠覆的语气”（这“语气”因不乏揶揄、反讽与黑色幽默的成分而具有“颠覆”性），简政珍式的现代诗美学风格，已然可窥一斑而见全豹了。 三 隔海论诗，两相比较，不难发现：简政珍式的现代诗美学风格，对于当下大陆诗歌写作中存在的诸多问题，颇有不少可资印证和借鉴之处。尤其是他以学者身份而所坚持的平民化视觉与草根精神，及由此确立的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写作态势，以及别具一格的意象叙述风格，相比较于大陆诗坛大量“同志化”、“平庸化”的仿写，或凌空蹈虚不着人气的“学院型”写作，或泛滥成灾的指事化“叙事”与粗陋化“口语”写作等等，都是一种实实在在的提示，并不失为堪可校勘的参照。 不过，多年形成的“自我中心”的心理机制，使大多数大陆诗人尤其是那些急于“先锋”的年轻诗人们，总是易于疏忘对来自彼岸诗人之经验之提示之参照的认领，造成一再的遗憾，也成为两岸诗歌交流与对接的宏大工程中，有待大家共同努力深入解决的课题。 2007-2-15  于西安印若居 注释： 1.简政珍：《诗和现实》，转引自《台湾诗论精华》（沈奇编选），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年7月版第217页 2.沈奇：《诗心·诗学·诗话——与简政珍对话录》，《沈奇诗学论集》（卷一），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261页 3.本文行文中所引诗句出处，届本自简政珍诗集《当闹钟与梦约会》作品，北京·作家出版社2006年10月版。下同 4.洛夫：简政珍诗《春讯》小评。转引自《九十年代台湾诗选》（沈奇编选），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98年5月版第355页 5.简政珍：《为何写诗》，转引自《台湾诗论精华》（沈奇编选），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年7月版第216页 6.简政珍：《诗的生命感》，转引自《台湾诗论精华》（沈奇编选），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年7月版第220页 7.简政珍：《台湾现代诗美学》，台北·扬智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7月版第34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