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美学与台湾诗坛之连结 ——简政珍诗学评析 台湾成功大学  翁文娴 [提  要] 简政珍的五本诗学论着令人目不暇给。其中对诗人的论述，如《放逐诗学》里的余光中、叶维廉，令读者深入一件事物内的理路，这是当代汉诗评论中，少有的典范。“简政珍诗学”在台湾诗坛学界渐成一个习惯的名词。而其《台湾现代诗美学》，除了少数诗人的成就论断，本人不甚同意外，他所呈现的美学论述与动人的诗例分析，令人震惊。读毕整部著作，我在疑惑，在台湾其它的评论领域，如艺术音乐影剧界，有如此广博引荐相关文献去释明一个美学问题，又能实际回顾到台湾本土状况印证的吗？ [关键词] 《放逐诗学》  《台湾现代诗美学》 《诗心与诗学》  意象的浮动  空隙 一、消融西方美学的多种型态 中国现代白话文学发展已是一百年。在台湾，有关文学现代性的发展，已渐有个共识：将日据时代日本人的现代观念，变成一个重要的基础。但日本文学消融了西方再影响台湾，其中，西方残留的痕迹如何？是一个更复杂的问题。本文只能处理1949年之后，自大陆移居或自本土成长的，运用白话汉语的诗人。汉语诗自几千年来的稳定结构中，突然蜕变，遭受西方诗无论在题材、语法、及思考、想象方式的种种冲击。那么，读诗的人，包括广大的文学教职、或专业评论者，面对这些变化出来的新品种，脑袋中针贬的尺度如何拿捏？ 艾略特在他有名的〈传统与个人才具〉中宣称：“每一个国家、种族，有的不只是创作品，更常见是他们脑袋内评论事物的模式。因评论习惯带出来的缺点和限制，明显地比那些创作天才带来的多许多。”这篇在1919年的文宪，隐含着大堆日后可能开出的批评流派：诠释学、接受美学、读者反应论......。一篇诗作，要在读诗者的真实感受中，“诗”才会出现。“诗人”本身，也是无数文学作品的读者，我们将如何阅读？评论习惯与评论模式，如成长空气已是体内深沉的一角，当努力地吸取新鲜事物（譬如西方诗学理论），但运作时脑筋思考的程序，不自觉却还是几千年珍爱又讨厌的习惯模式，我们将如何评论眼前诗作的新鲜刻度？ 相对于西方近代的文艺理论，中国的诗学便显得不成系统，大多是相应于某一现象某一诗人某一风格而出现的针贬，三几十字，蕴含了品评者毕生的功力。这些文字又爱以形象表达，充满诗意，感染力强。「诗话」的传统在现代中文学界一直未有消失，换做白话文虽然并非三几十字，但论者站在作者（诗人）同一阵线，欣赏赞叹，用有感觉的文字描摹诗作意境，以自身经验去响应对所揭示的题材。稍再扩大些，涉及诗人传记行为的记述，喜爱将行径与诗作背景连结，最后或因其行径的情意或正义或勇于抵抗强权而猜判诗境的价值。论者经验与诗题材之相应、诗人行径与论者道德判定之相应，成为诗作的诗质认定之主轴。如此的逻辑有说服力吗？但通常随评论者学养的高下而有或正或反的答案。在台湾，有名的诗人常被邀写诗集序言，这批诗人论者由于阅读与创作的视野，常能在一个较长的时间面向，及风格题材技巧的繁复比较下，说出某本诗集的份量，他们的文字感染力又强，因此，诗人评论家通常比学者更有传播力，担负发掘诗质的重任。早期如余光中、杨牧、痖弦，对晚辈提挈甚广，后来是林耀德及罗智成；商禽是前辈诗人，但近年对一些年青而前卫的诗人写评论，亦颇特异。周梦蝶没有写，但他言谈之间褒贬的精义，亦算是古典传统的本性。以他的诗作风格，居然公开宣告酷爱夏宇诗，看了不只二十次[1]，算是中国古典与台湾后现代最佳的结合，夏宇瞬间崛起，与此不无多少关联。 外文能力强，留学欧美或旅居海外的学者，变成引介西方美学理论的主力。早期有李英豪〈论现代诗的张力〉[2]；张汉良〈论诗的意象〉、〈论诗中梦的结构〉[3]；七○年代颜元叔引进新批评方法〈细读洛夫的两首诗〉[4]，特别引起轩然大波，造成一连串〈台风季〉[5]的论战，但自此后，新批评的读诗方式，亦渐深入人心。大抵早期的引介针对中文学界内严重缺乏之事物：如意象、张力、结构、史诗、诗剧、新批评方法。八○年代后，能较细致地针对某些现象、追踪诗人的西方源头，如奚密〈吠月的犬〉[6]，剖析米罗的画对纪弦影响，顺带提及当年超现实主义的吸收状况；梁秉钧〈从辛笛《手掌集》看现代诗的形式与语言〉[7]剖析辛笛在出国留学前及留学后的语法变化，清晰分辨古典中文如何在语法上受西方影响将感性传递；石计生用「布尔什乔亚」的中产特性研读杨牧诗[8]，原本很不易被接受的阶级文艺论被他运用得头头是道。八○年代后最大的焦点，算是罗青、林耀德、孟樊三人搜罗的后现代论述。罗青有《什么是后现代主义》[9]，林耀德用诗作及小说做实验、孟樊一篇〈后现代的理论与实际〉[10]，文长三万字，俨然宣告台湾诗坛已如西方的状况。但没多久，即被奚密〈后现代的迷障〉[11]一文反驳。九○年代后，西方的来源渐渐不只是英语，何金兰运用法国文学社会学家高德曼（Goldmann）的结构模式，分析洛夫的诗[12]，笔者亦有〈评论可能去到的深度〉[13]，介绍法国诗论家庄皮亚李察（ Jean-Pierre Richard）对波特莱尔的评论方法。波特莱尔自三○年代起，便一直主宰着中国两岸现代诗的发展，但如何深入阅读？如何了解他在法文内创造的语言之趣味？一般透过翻译，难以领悟，庄皮亚李察算是现象学流域内“意识批评”[14]的主将，文内亦有反省欧洲这套主体参与的评论法，与中国传统诗话观念可能互补之处。 引介美学理论者普通就个别诗人或诗作，相体裁衣地选取西方某一种说法来相应，但东西文化差异如此辽远，西方的论述习惯，如何可深入于汉字书写的诗之身体，产生意义？其中要注意要转化的是什么？在多位西文理论者中，笔者特别注意两位，他们长期居留西方从事教职，对于「引用西方」，更特别慎重，多加思考。而因为这态度，令他们的诗学，显出另一份重量。其一为长居美国的叶维廉、另一是居法国的熊秉明。 叶氏在六、七○年代，撰写一系列东西方诗内语法差异的问题，将英美现代诗语法所擅长的特性，譬如：强调“自我追索非我世界的知识”、“用概念命题及人为秩序的结构形式去类分存在”[15]，以这种标准去要求去塑造汉语的白话诗，是否一定同样效果呢？遗憾地，中国诗自古以来，特别至最兴盛如唐诗，却是擅长“捕捉视觉事象在我们眼前的涌现及演出。诗人不站在事象与读者之间缕述分析”[16]，虽然白话文已如英文有分析力，但我们运用起来便一下子忘记事象涌现的观看习惯吗？ 这东西方的辨解令我们憬然有悟：原来语法不同，美感效果及审判标准大异，叶维廉虽未进一步研究现代诗人的各种语法，但他能进入两方的语言轴心去看问题，启示深远。 熊秉明在巴黎大学执教本来以雕塑家及书法家闻名，他一辈子只写过三篇诗评。[17]其一论余光中《莲的联想》内“三联句”的创造；其二论林亨泰〈风景之二〉那种极简如几何图象的句法；其三分析顾城的〈远和近〉，三篇均长二、三万字，除明显运用沙特存在主义论点解析这六首六行短诗外，其它二篇均不见引什么西方美学。相反地，熊氏还自杜甫诗及蒋捷词的句法，去拆解余光中造句的特性。此处想提出的是，一种更为宽广的西方美学消融模式：熊氏是站在西方诗学的论述方法上（特别是欧洲式的），去揭发余光中的诗之创造。同理，他之分析林亨泰亦然，全篇扣紧林氏在句法上不被理解部份，详加分析，说明他突出于中国领域之点。 诗论三篇，前两篇提出诗人句法的创造，后一篇在顾城极简的句型内写上二、三万字的生命存在见证，将个体与他人的关系，爱或疏离之诡辩，丰富阐释。熊氏的诗学议题，比一般中文学界论者，例如社会现实或人道关怀等，显得更专注在诗之为诗的本性：例如形式创造及诗人的基本实存感受，至于诗人的现实性及人文性是否不重要呢？在熊氏的诗学文字下，由于他一层一层紧扣字句进行理论推衍，能自成一个深具说服力的有机世界，读者真切感觉到文字因讯息之丰盛而美，整个社会状态与人性，并不明显说出，但读者可因诗人创出的特异美感（在熊氏视野下它们有国际价值），被吸引进到诗人的内心，社会与人文性亦不言而喻，同时存在。 二、简政珍诗学论着的意义 上文简略回顾了在台湾诗坛出版有关西方美学吸收的各种类型。笔者特别提出叶维廉及熊秉明二位，是因为他们二人的关注点及持续性。叶维廉触及一个非常难解却又影响深远的核心性问题，可惜他的语法论述，并不能像其它议题如现代与后现代，超现实或现实、殖民与本土性等可以轰动。熊秉明的“诗三篇”，除却发表时引起一些人注意外，亦无多少人想到熊氏的诗学本身之创造性，与及将议题回到「诗之为诗」的意义。 这二位定居西方大学任职，接触国际性的学术视野，关注的议题，亦自然选取在汉语诗歌发展上，可能具重要讯息的事物。白话诗已有百年历史，我们的现代诗学题目，亦应该渐渐转入某些更深沉的质地。在这个背景看简政珍的诗学论着，他在美国获博士后长期在台湾教书，面对以汉语为空气以汉语作思维的族羣，教学廿年来的环境冲击，一种如空气包围的社羣感应，也反映在简氏诗学的成果上。 相对于叶熊二位精确而清晰的议题选择，简政珍的五本诗学论着令人目不暇给[18]，何况还有另外两本专着，一论音乐，一论电影[19]。这两册“题外话”，章节纲领却是一环扣一环，有结构的整个知识的论述，且不时有诗意的抉择，如以下叙述： 由于音响器材的进步，回放的音乐能展现透明度，聆听者和音乐有相当大的临即感……孤寂的聆赏，使周遭的喧嚣在门外放逐。没有“他者”在场，不必做无谓的的交谈。音响室里唯一的“他者”是音乐里的人生。能和外在的世界隔离，才能和音乐的内在世界融通。……当聆听者在音乐中诞生，他能纤细的感知乐音的波动。典型巴洛克协奏曲浮华的印象在第二乐章竟变得如此沉静悠远。在这孤寂的片刻，韦发第几发出悠悠的凉意。我们怎能轻率地说巴洛克的浮华？[20] 如此有感觉的笔触再将已成定论的音乐知识带出。在《电影阅读美学》书内，所分的章节更细致，专业的架构令人几乎忘记了他本来是诗人，只是在最后〈电影论述举例〉一章内，分析到“卧虎藏龙”这部大家都熟悉，又已惹出不少评论的电影时，我们才可以有所比较，看到简氏诗学的一贯性：周延细腻的新批评文本读法，加上长久来西方各家大师的评论素养，令他将李安阅读出太多有意思的“空隙”： 李慕白和俞秀莲的情感都和过去的阴影纠葛，语言欲语还休。两人都是真实面对人生，因此两人都在承担过去。海德格说，只有承担过去，才能在未来保持自我的存有。漫长的岁月在歉咎的心情下度过。   玉娇龙打乱一池春水。一个带有游戏性质的偷剑动作，一个黑衣夜行人的闪现，完全粉碎了李慕白和俞秀莲一起平静过日子的远景。她是影片大部分动作的操控者，施与者。因此她也是动作的核心。当她的举手投足牵动自己和他人的人生时，本身潜在对立的性格有时在棱线游走，有时在明暗之际的灰蒙地带寻找未来。   李安的《卧虎藏龙》当然不是再重复一个老掉牙的理念和手法。他在映象的抒情性里，尝试重写一个新的文本而显现一种现代性。但现代性绝不只是科技性的发展而已，拜科技之赐，《卧虎藏龙》的动作令人赞叹，但本片更引人注意的是，映象的论述展现的歧异性。李安在观众喘不过气的间隙里，有一个稳当的声音，在重述李欧塔的理念：「现代性在于现实持续的崩解和重建，结合了不同论述而产生辩证，在论述中消解，在消解中构筑论述。」[21] 电影如文字阅读至幽微处，便可窥见诗的讯息。 《语言和文学空间》、《诗的瞬间狂喜》、《诗心与诗学》三本论着侧重说明「诗」的相关问题，如：语言和真实世界、沉默、声音、意象、叙述、比喻、符号、意识诠释、诗人的凝视、诗的都市化倾向等等。纪录了简氏对“诗”这大题目，经年累月，研究、阅读、与沈思之成果。套用他对洛夫诗作的评语：“诗作中的意象所呈现的世界不只是现实的反映，而是对现实的反应”[22]，这系列的沉思文字自侧面观，也可看出台湾近二十年诗坛读者对于“什么是诗”，仍然有普遍的迷惑。一向喜欢犀利抨击别人的林耀德，意外恭恭敬敬地写下这么一段话，勾勒出简氏在这期间的创作与诗学轮廓。[23] 简政珍的三部诗集已奠定他杰出诗人的地位，而经由他的文学理论集《语言和文学空间》，中文读者也必然赞叹。他整合现象学、语言学与新批评观点汇入个人文学上的创见，使得他的文学理论丰润而舞咏有致，展露大师器宇。   林耀德注意到简氏的评论的三种西方学养，确实，用“整合”二字是贴切的，简氏在多次为文与对谈中，均提到不可标榜西方理论，为诗人勉强贴卷标。因而其诗论的外来观念，多是在不期然中，遇着可以加强说明的状态下才出现。否则，尽量用自己已经吸收、转化的文字，去说明一个诗坛尚待解决的问题，令读者尽可能在无隔阂（自西方或中国古典诗学）状态下明白，因此，简氏诗学比起只惯用西方语文的评论人士，更容易亲近。而这份谦厚的态度，并无损其在学术上锐利的分判能力。令笔者印象深刻的，是1992年与93年两篇关于“放逐诗学”的论文。一写余光中、一写叶维廉。后者的诗学成就有目共赌，论到诗艺名气，大家一定举余光中。但简政珍有另外的理解，他以〈放逐的现象世界〉疏解余光中诗内的放逐意识。举出系列诗例，指出余氏诗的语言“趋近散文式的倾诉，意象留给读者的不是视觉后的余味或想象，而是在朗读时的韵律”[24]，在举到〈枪眼〉一诗评语为：“诗中主旨明确，所用的叠字，如“隐隐”、“渺渺“、“翩翩”等是余光中典型的文辞，语意略嫌单薄，但藉由字的重复加强音效。以音乐潜在的动能诉求情绪”[25]这是笔者读到第一篇“贬余”而又有说服力的文字，他同时又指出音乐性的感染效果，令余光中读者“听懂了诗”。相反地，叶维廉的诗表面看缺乏社会性议题，也无明显引起共鸣的乡愁或家国内容，但简氏以〈自我而足的放逐意象〉，揭出叶诗的句构意象本身，处处隐含了放逐意旨，而并不需明显论述说明。如余光中「中国是我我是中国」之类的句型，反而令“放逐理念的阐述凌越意象沉默的本质”[26]，在这角度看，叶诗的诗质效果高于余。 再进一步，简氏且将叶维廉在剖析古典诗时呈现的诗学向往，回顾到他的创作中，观察到他能“既着迷于风景诗丰硕的传统，又沉陷于心中郁结的必然结局”，遂令“放逐的母题零散播撒于不同样貌的意象”；“漫流或流荡隐约所散发的语意却弥漫于诗行。交通、船舶和港口的意象可为例。但这些意象仍然自我而足，不必攀附说明文字的批注。”[27] 但简氏的赞语并非毫无保留，他指出叶维廉最好的诗是在六、七○年代（《愁渡》时期），这时，“时空重叠的意象是他的主力”，但八○年代后，随着诗观之转变，更积极以视觉性取代文字性，“叶维廉的诗也渐丧失早期作品的稠密度”。[28] 以上花不少篇幅重述简政珍的两篇诗评，主要引出简氏诗学文字中一种精确、深入的分别能力。例如在余光中的盛名下，说出其诗质之不足，是靠音乐性造成感染共鸣。在不为人知的叶氏早期诗内，发现物象符号有丰富的讯息，吻合其所向往的诗学理想，但八○年代以后（叶氏名气越高）他的诗观念趋向万物自然呈现，诗句亦愈松疲。简氏且以为，叶维廉在引用海德格“物我相照”理论之同时，是误解海氏理论里人的价值，“被命名之物被唤回它们的物性”，人在命名中展现意义，但叶氏有所误解。[29]简氏沿着诗质要求与文字的讯息，不卑不亢地疏解褒贬二位成名前辈，令读者深入一件事物内的理路，这是当代汉诗评论中，少有的典范。 三、《台湾现代诗美学》的成就 2004年出版的《台湾现代诗美学》，光看书目就令人几乎不敢再写评论。牵涉的外国文艺理论超过150种，中文评论及诗集约一千部。读此书，除了要消化许多平日见都未见过的诗被他引论，还需一一理解这百多名西方当代有头有脸的文评家，通常是，简氏引述他们比列出台湾论者在同一议题上的缺失，读者头脑还要用力明辨，看看简政珍褒贬得有没有道理。这样一本体大思精的力作，我怀疑作者想写一部台湾现代诗的美学史，要从50年代辨解至90年代，整本书首尾同时存于脑中，写完一节定个名字，如果依一般搜寻资料的读法，沿篇名以为可择要读某部某节，必将如堕五里梦中，觉得文不对题，所有篇目只是误导，要进入此书，必须从头到尾，一字不漏才知道他在说些什么。 上文介绍的七本论着已有相当可读性，令“简政珍诗学”在台湾诗坛学界渐成一个习惯的名词。但《台湾现代诗美学》，却不只是如前书有熟悉亲切之效果而已，它令人震惊。相反地，编用「美学」之名，很容易在台湾令人不敢接近，如此一本书，为诗坛而写，却未见到诗坛应有的讨论。 细心阅读，才发现简政珍在本书中有不少见解，迥异于一般诗坛公论。如果识拔鲜为人知的作者，引起的可能是喜悦；反之，若将大家地位公认的人物打下去，那么，沉默就是中国社会的必然反应了。上一节提到，简氏谦谦学养下的锐利分判能力，譬如余光中和叶维廉的评价，用整篇论文去说明一位诗人，可以慢慢疏解，使读者有理路可循。但本书的结构非如此，它是整个时代规划：五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八十年代之后。每一时期出现的重要论战、西方美学流派的得失现象、美学观念下可资举例的诗人，作品呈现的优劣等，简氏在如此宽宏面向下，再无法一一证明诗作判决后的背后论述。所谓诗学品味的“一家之言”，与之共鸣者固然快乐，与之扞格者就恨得牙痒痒了，特别如果牵涉的当事人又是诗坛重量级人物，那么，沉默不理，已经是非常客气。 譬如，笔者就无法同意对商禽的圈点。说早期的诗隐喻太“迂回”，《用脚思想》时期则“诗质稀疏已经接近散文”[30]；而周梦蝶只因为“山水的选择”，令他的诗有“禅境的假象”，在本质上，他是在“传统典型禅诗的情境里，远离人生”[31]；至于夏宇，“她写了许多文字游戏的作品……其实这些作品，就像一些反映现实而没有美学内涵的诗作一样，当现实的问题不再，当时代走出“后现代”，这些作品也已经成为消耗品。”[32] 以上的三位人物，不幸都是在笔者的诗学论述体系下，典型的优秀创意代表[33]；换做简氏的角度，他们的不足点特别被放置舞台中央以镁光灯照亮，那么，喜爱他们的读者，可能的反应是什么？ 如果要在很短的篇幅下出现判语，读者赞同与否亦只能是两极，这就是中国可爱的诗话传统。幸而，简政珍说完了他的“综合结论”，书内还有许多许多篇幅，是一般人不知道的领域，新奇惊艳地张开了我们的意识，那么，彼此的「不同调」又有什么关系呢？ 前文引述过艾略特的话，每一个种族有其“评论事物的模式”，通常是不自觉地，那些坚持或固执、争论或妥协，隔一个时局看，是更清晰地看见了这族羣的文化水准，与及他们传统或外来事物消融的能力。翻阅简氏这本钜着，沿着他细心剪裁过的材料，恍如看见台湾社会在五十年来努力的蜕变，出现过的各类问题。诗是语言最尖锐的反映，语言又是一个民族思维能力的表现，台湾很快地掠过的栅栏，在今日大陆急剧现代化更递中，是否将同时再度出现？这才更是阅读简氏此书的意义。 在众多纷纭的问题中，笔者选出三项来讨论。 一、五、六十年代早期现代诗立心与传统切割，急剧引进外来观念，起现实或更现实？如何在扭曲迂回的意象下保持“真挚性”？简政珍在此章结语中，提出“物象观照”的省思：“真正这个时代留下来最富美学的内涵的不是前卫戏耍的诗作，而是兼含抒情与思维的人生书写，以及黄荷生、曾贵海等人透过物象对抽象概念的哲思。”[34] 书内举曾贵海〈灯〉的几句诗，似未必成为一个时代的表率，但黄荷生〈门的触觉〉确是惊人的，他写此诗是十六岁高中生，用中学常见的数学物理名词写一首完全抽象的“门”之哲理诗，人生的反复际遇与抒情全在其中，简氏能在这样一本美学史格局的书内，慎重提及他，是非常有意义，黄荷生的思维方式已超出中国的思维传统，值得再度深入研究。[35] 二、七○年代的台湾，经“现代性”冲击一轮后反扑，拥抱乡土、重新回到中国文学的“儒家”意识：承担社会现实，批判不公、暗讽政治的高压。这些论题都很堂皇，说起来无人可反对。但在语言运用上，关于汉字白话性格与古典诗的文字完全不同，便出现了只有现实而无诗质的“诗”。但“乡土文学”之争影响深远，时人亦很难抗拒（论述正确，传统的威力深入脑海）。简氏针对这波现实浪，引介泰德（Allen Tate）所提出需要字质的张力，“字质间的张力不只是字与字之间的内在关系而已，而是文字里穿透的人生所引起的紧张感。”如此便解决了争论许多的“张力”之艺术性问题。再如一般主张反映现实的诗作，简氏则消化了西方早有的“目的论”，出现如下的见解：“表面上，“抗议”是主动的行为，实际上，作者是被“目的”所掌控。”再引十九世纪诗人柯勒奇（Coleridge）的话：“诗的语言以及读者阅读中的心境正如一条蛇的移动，不是直线进行，而是借着蛇身的弯曲扭动，在表面朝后的动作中，凝聚了往前的力量。”诗，该面对人生还是先注重艺术效果？这些议题在每次论战中沸沸扬扬终无结果，但时隔一阵，类似的争吵又冒出来。简政珍此书最大的魅力，是将台湾诗坛(或文坛)经常费时耗力的争论，移转至一个更大的视野，参看同一命题，别国的文学家将如何理解？他在众多参照中，略为引用一、二，或稍为阐明别人说得很漂亮的句子。例如重视文字效果的，须注意文字穿透人生才有真正的张力；而重视社会效用的，则需要反省“目的论”是否只延续了个人的主观情绪。如此种种，均非常深刻。文坛上若多一些如简氏的博学长才，众人的精力便可汇注到更有效的地方。 三、以上好象已说了不少优点，但本书更大的着力，全书三分之二篇幅，是在第二部“后现代风景”的开展。“后现代”的内涵，无论在建筑、绘画、音乐、影剧、甚至经济运作、政治语言等，各领域均已无可避免地，进入这时代的主流思维里。这名词并非华人所造，于是我们在各行评论，凡涉及此只能引介欧美思想家的论点。在台湾诗坛，“后现代”三字出现过几万次，但亦各取所需，各言其是，有点瞎子摸象。是在这种背景中，我们见出本书作者用心与用功之处。 首先，他借助西方后现代学者的成果，如麦克哈尔(Brian McHale)的《后现代小说》，有七、八种流派及代表人物之研究。而屡被台湾引用的詹明信(Fredric Jameson)，只占其中之一。但詹明信依马克思的理论，其清晰指针马上被评论界接受，广为流传，令后现代在台湾出现某种单一的线索，却漏失了这理论进行中各项丰富迂回的景致，于此，简政珍综合其它六、七家言说，写了一篇“后现代精神概述”，列出九项不同的重点。在这样较广大的视野下，台湾有关后现代诗的讨论，如罗青、张汉良、廖咸浩、蔡源煌、钟明德、以致孟樊等人的著述，便显得是“单方面的平面观察”，而欠缺后现代精神的“双重视野”。“台湾后现代讨论会“粗糙”，主要是缺乏论证过程中的哲学厚度。”[36] 因此，论述80年代之后的诗，处在整个世界密切牵连的后现代氛围里，态度需更审慎，才可判别这一代潮流可能包覆的各方面貌。本书为这“后现代风景”，想尽各种名词与观念，诸如：“结构与空隙的调变、空隙与缝隙的牵连、意义的浮动、意象的流动性、谐拟、意象的嬉戏空间、意象不相称的衔接、苦涩的笑声、“既是亦不是”的辩证”等等。每一名目底下，并附一连串层递渐进的探讨，处处引述著名西方文评家精警句子，引人反省，甚至拍案沉思。例如法朗克(Joseph Frank)说：“意象不是图像的再现，而是将不同观念、感情统一成为一个复杂的综合体，在某一瞬间，以空间的型态出现。”[37]因此，这意象的“符号”，其意义是浮动中的。简氏解说：“符号有别于象征，在于后者所蕴涵的意义较固定，而前者是处于浮动状态。……现、当代文学所展现的不是意象或是叙述意向所指，而是意象及叙述如何产生。产生的过程在于符号的发现与营造。换句话说，文学的趣味不只是挖掘作者所掩埋的意涵，而是发现符征产生时五彩缤纷的过程。”[38]美国诗人艾许伯瑞，就以其流动性的意象扩充诗的版图。学者波勒夫(Perloff)云：“……放在彼此流动的关系上，意象显现的状态有如“生活现象”。”简氏引申说：“人和人短暂相处，人和物以及空间的短暂机缘，无不持续的流动变异。人在不同碰触的瞬间造就因缘，但这些因缘也只是这个瞬间的存在。艾许伯瑞以意象的流动性，呈现出诗路中可能瞬间迸出的各种因缘。……在这样的思维下，诗人写诗不是操控意象，而是赋予意象的流动性。”[39] 以上较详细地呈现作者铺述某一美学理念的程序：总是先引述西方诗人或诗论家所言，又能消化、体会，再加以引申。例如他解释罗兰巴特的“切分”观念：“由于切分后各个小单元成为从既有组织中释放的自主状态，彼此游移浮动进入新的组合。各个单元的碰触是新组合的“边界”，新的意义在“边界”与“边界”的接触点产生。”接着，再引尼采的话补足：“使从未交锋的事物突然相遇。”这整个说法精微得有诗之意境。 读毕整部著作，我在疑惑，在台湾其它的评论领域，如艺术音乐影剧界，有如此广博引荐相关文献去释明一个美学问题，又能实际回顾到台湾本土状况印证的吗？小说界我们想起王德威，但王氏比起来还是偏重历史线索的传承、或社会现象探讨者多。至于触及心灵的面相、思维及意念的扞格或突破，一切更为抽象，却更包围于我们内质，骚动而不明所以的事物，所谓“美学”。在台湾，“美学”的名目不少，但列举条文各家说法的考证太多，而心被触动，那“美”的感觉真是太少了。这就是读本书的真义。 四、结 语 简政珍二十年来的诗学推动，努力在解决台湾诗坛上大大小小的疑惑、争议、纠缠难解的结。《台湾现代诗美学》一书的出版，可说是来一次总回顾，早年的现实人生与艺术性争执，晦涩或社会关怀的问题，无时无刻，总如幽灵地，每隔几年，总又出现一次，一直到“后现代”堂皇而至，所谓百家共鸣、各行其是，以前的面红耳热之辨才稍歇。 但“后现代”来了我们又是否更懂了诗？读简政珍铺列那些外国美学论着，所触及的灵魂之深邃处，我们才真的觉得汉学界，好象花许多时间，不断为了解决滋生的问题，疲于奔命，而较少往内在神秘的角落聆听。简氏引那些理论与台湾诗作互读时，我们亦隐约感到，那些诗配上原理论，总不是味儿，有点“文不对题”的感觉。想及别人的理论，原是在他们社会上出现。然则更困难的步伐是：我们中文学界，有无可能“相体裁衣”地生长出自己的美学呢？ [1] 这是1995年笔者受《台湾诗学季刊》之邀，与周梦蝶在台北诚品（敦南店）对谈，他亲自说：「不知道什么叫『后现代主义』，虽然我很喜欢女诗人夏宇的作品，认真读了二十遍都不止……」（文见笔者诗论集《创作的契机》1998年，台北唐山） [2] 原文初刊《创世纪》第廿一期（1964年12月）；后选入《创世纪四十年评论选》（1994年9月创世纪出版）。 [3] 二文参见张汉良：《现代诗论衡》（台北：幼狮文化，1979年）。 [4] 台北《中外文学》一卷1期1972年6月。 [5] 台北《中外文学》一卷2期1972年7月。 [6] 正确篇名是《从现代到当代——从米罗的《吠月的犬》谈起》，文见于奚密：《现当代诗文录》（1998年，台北联合文学出版）。 [7] 见辛笛《手掌集》书末的附录（台北新地出版1988年） [8] 石计生：〈布尔什乔亚诗学论杨牧〉，此文收在《孟樊主编新诗批评》（1993年台北正中书局）。 [9] 罗青：《什么是后现代主义》（1989年，台北五四出版社）。 [10] 收录孟樊：《当代台湾新诗理论》（1998年台北扬智）。 [11] 见奚密：《现当代诗文录》（1998年，台北联合文学）。 [12] 何金兰：《文学社会学理论评析》（1989年台北桂冠）。有关高德曼评洛夫，参看〈发生论结构主义诗篇分析方法〉（1995年《第二届现代诗学会议论文集》（台湾彰化师范大学出版）） [13] 此文收在翁文娴《创作的契机》（1998年，台北唐山）。 [14] 比利时诗评家乔治布莱（Geoge Poulet）搜集了十五位诗学者，他认为能将主体感觉参入评论文字中，而令理论灵动而有感染力的，他称之为「意识批评」，将十五篇综论他们代表性作品的文章集成一书，中译名《批评意识》（1993年，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庄皮亚李察的即属其中一位。 [15] 叶维廉，〈语法与表现〉，《比较诗学》（台北：东大1983年），参见P.27~P85。 [16] 同上注。 [17]三篇文章，参见熊秉明《诗三篇》（1986年，台北允晨文化）。余光中《莲的联想》是整部诗集，不便尽引，但其余二位诗作简短，参考如下： 风景（其二）   林亨泰 防风林  的 外边  还有 防风林  的 外边  还有 防风林  的 外边  还有   然而海  以及波的罗列 然而海  以及波的罗列   远和近         顾城 你， 一会看我 一会看云。   我觉得 你看我时很远， 你看云时很近。 [18] 五本诗学论着包括：一《语文与文学空间》（1989年台北汉光）；二《诗的瞬间狂喜》（1991年台北时报文化）；三《诗心与诗学》（1999年书林，注：此书与「瞬间狂喜」内容多重复，但新增有三篇论文）；四《放逐诗学》（2003年台北联合文学）；五《台湾现代诗美学》（2004年，台北扬智）。 [19] 《音乐的美学风景》（2004年台北扬智）；《电影阅读美学》（增订三版，2006年台北书林）。 [20] 《音乐的美学风景》，P.89~P.90。 [21] 三段分见《电影阅读美学》，P.253，P.255，P.267。 [22] 〈洛夫作品的意象世界〉，文见《诗的瞬间狂喜》，P.242。 [23] 〈以书写肯定存有——简政珍V.S.林耀德〉，文见《诗的瞬间狂喜》，P.288 [24] 〈余光中：放逐的现象学〉，文见《放逐诗学》P.56。 [25] 同上篇，文见《放逐诗学》P.59。 [26] 〈叶维廉：自我而足的放逐意象〉，文见《放逐诗学》P.69~P.70。 [27] 同上篇，句子分见《放逐诗学》P.79~P.80。 [28] 同上篇，句子参见《放逐诗学》P.98。 [29] 同上篇，句子分见《放逐诗学》P.74。 [30] 《台湾现代美学》P.43~P.45〈层层迂回的想象〉一节。 [31] 同上书，〈空隙中的禅〉一节，P.181~P.182。。 [32] 同上书，P.240~P.241。 [33] 商禽与周梦蝶，笔者分别写过论文，如：〈商禽——包裹奇思的现实性份量〉（《当代诗学》，第二期，2006年台北教育大学），〈看那手持五多莲花的童子——读周梦蝶诗集《还魂草》〉（翁文娴《创作的契机》1998年台北唐山）。夏宇亦有专论〈如何在诗中看见思想〉（同上书）。 [34] 同上书，P.64。 [35] 黄荷生一节见书中P.61、P.62。有关黄荷生的论文，笔者在1993年《现代诗》四十周年大会上第一次提出。〈倾斜的少年〉及〈难懂的诗解读方法示例〉二文收入笔者《创作的契机》一书。 [36] 此句见书中P.157。 [37]见书中P.195 [38]见书中P.196。 [39]见书中P.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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