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寻天涯：汉语新诗的“漂木”
——论洛夫的“天涯”美学
北京师范大学珠海校区 傅天虹
摘要：在对汉语新诗的研究中，不能否认与忽视的一点是，百年来的汉语新诗诗路的发展态势是多元立体而非线性的。在此中，一种由离散主体所创作的诗歌——姑且以“天涯”离散诗歌为名，因跨越地理、历史、文化而获得了异质化的意义呈现。洛夫诗歌作为这种“天涯”离散诗歌的典型经典，充分体现了“天涯”美学从自我否定、另寻天涯、多方返照的哲学意义与美学内涵。
关键词：洛夫；汉语新诗；天涯美学
在对汉语新诗的研究中，不能否认与忽视的一点是，百年来的汉语新诗诗路的发展态势是多元立体而非线性的。正因此，在对“汉语新诗”同质化、一统化的冒险命名之下，对其中异质的、多元的诗歌流向的辨认才更为重要。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指出的并不是那些先后风起云涌于大陆诗坛的诗歌流派，也不是容纳不同价值理念、审美趣味的当代诗坛，而是要牵引出这样一条线索：既接续五四以来中国新诗的一些基本问题，又在50年代后飞离，在跨越地理、历史和文化中呈现异质化意义的诗歌链。这条链被一些后殖民研究者称为“离散”现象，而在洛夫这里，则被命名为“天涯美学”。
“天涯美学”是洛夫在写《漂木》长诗时的核心美学思想，自然，因为洛夫难以禁锢的诗才与魔力，如他所言，始料不及地被扩展成为一个庞大的美学结构。他自己曾归纳出《漂木》的思维结构可归纳为三个层次，也是三个相交的圆：“第一个，也是中心的圆，乃写我个人二度流放的漂泊经验与孤独体验；第二个圆范围较大，宏观地写出对生存的困惑和对生命的观照，并包括对当下大中国（两岸）政治与文化的严肃批判；第三个圆周就更为广阔，它概括了宗教的终极关怀和超越时空的宇宙胸襟。”[i]不过，本文恐怕无力对这三个层面进行一一探讨，而恰恰只想拈出诗人流放、漂泊的创伤经验，探讨这种漂泊经验如何被表达，探讨汉语新诗中“漂泊、离散”的这一脉的情感机制。
自我否定：放逐的自我动能
洛夫的诗歌具有强烈的漂泊感，他的诗几乎总是从个人的漂泊出发，不管是现实的漂泊，还是精神上的自我放逐。不过这种漂泊感并不简单地等同于“流浪中的乡愁“，并不总是一种悲怆的历史感，有时也是源于一种本能的冲动，或者更确切地说，有一种诗人之成为诗人的一种自觉追求在里面。他在诗中写道“飞，有时是超越的必要手段，入土之后你将看到/蝶群从千冢中蹁跹而出”。这里，与其说“飞”是一种被迫的放逐，不如说是一种自我超越的追求。因为这种追求产生于一个断裂的政治历史现实基础，往往就变得不那么单纯。从这一点上看，我们便可以理解洛夫“自我否定”与“自我肯定”的真正内涵。有论者提出，“洛夫的诗从明朗到艰涩，又从艰涩返回明朗，洛夫在自我否定与肯定的追求中，表现出惊人的韧性。”，这里的“返回”的用词其实并不完全准确，返回或者回归所表达的往往有一种重覆蹈辄的意思，而洛夫是在不断自我否定，不断飞越于传统与现代、中国古典与西方现代的两岸之中的。这种“出”与“入”、“飞离”与“靠岸”的两种力，往往成为“天涯美学”的一种心理、情感制衡。所以，洛夫并不是等到80年代才“回归”，或者“返回”，而是从1955年，就喊着“我要进你的岸，我要靠岸/从风雨中来，腕上长满了青苔/哦，让我靠岸”（《风雨之夕》，1955年）
民族、历史背后的漂泊
洛夫的“漂泊体验”与一般的“怀念家乡”不同，通常乡愁诗歌沉醉于对故乡风土人情的描绘与回忆，或者陶醉在童年、少年时代的往事勾兑，不能自拔地往回看，满足于一个虚幻的“过去的美好世界”。洛夫却不一样。一方面是上文所分析的关于“飞越”的冲动与自觉，另一方面，洛夫的深刻性还在于，他更多地是从个人的漂泊体验中，继而进入到民族的劫难与历史的沧桑中，去探讨在民族、历史、文化重压下人的生存困境与终极存在。
《雨中过辛亥隧道》以近代史的感受为背景，穿过“历史”，又超越了具体历史事件，成为了一种“出入”而“在路上”的象征。
入洞/ 出洞 / 这头曾是切肤的寒风 /那头又遇彻骨的冷雨/ 而中间梗塞/着 / 一小截尴尬的黑暗/辛亥那年/一排子弹穿胸而过的黑暗 / 轰轰 / 烈烈/车行五十秒/埋葬五十秒/我们未死/ 而先埋/又以光的速度复活/入洞，出洞 /我们是一群鱼婴被逼出/时间的子宫/终站不是龙门/便是鼎镬/我们是千堆浪涛中/ 一海一湖一瓢一掬中的一小滴/随波，逐 /一种叫不出名字的流……
其实这里正重点描述了人的这种困境“被梗塞着”，或者“随波逐流”，甚至”一种叫不出名的流”。所以，洛夫的这根“漂木”——洛夫称他也是一根漂木﹐深有感慨地说﹕“活在海外的中国人﹐究竟家在哪里﹖人在什么地方﹐家就在什么地方﹐国也就在什么地方﹐但是根始终在中华。”——浸透着的是对近现代中国历史的沉思，他的沉思始终落实在历史的伤痛上。
多方返照：一种新的可能
从对待传统/现代、中/西方等对立关系的态度来看，经历过漂泊离散经验的诗人，往往寻求一种多方返照的视域。当然，寻求与真正能做到的相当不成比例。但也许洛夫应该算是一个奇迹，或者是漂泊体验顺理成章的促成？
洛夫有一段话很好地表达作为漂泊的诗人所走过的曲折的过程：：“刚开始接受西方现代主义的时候，大家的口号就是‘反传统’，不是重在继承，当时大家都是这样喊，都没有仔细思考。后来经过反思，光是从外面移植，那么中国的诗就成为外国诗的‘殖民地’啦。所以我们就另外走一条路线。尤其是一批自觉的诗人，像余光中、还有我等等，回过头来大量地、有系统地重新研究中国古典的东西，中国有很多丰富的资源值得我们去继承。如果把西方现代主义和中国传统的东西这两者互相糅合起来，不是机械式的，而是血肉相连地融为一体，这是我当时对诗歌追求的最高理想。” 从一开始冲动地、不加选择地飞离传统，寻找另一条路线，而后又发现走远、走偏，意欲折回原路去重新揭开传统、古典的酒盅。但从心理学的层面来看，揭开了古典的酒盅后，诗人痛饮的已不再是散发酸味的原酒，而是具有了他方新鲜空气的渗透的新酒。所以，在经历了台湾现代派诗的实验后，洛夫走回了中国古典诗歌意境中。但这种走回已然不是“了无牵挂”的，而是从精神层面“要找回中国古典诗歌里的那种永恒的美。”洛夫说：“我说的是一种艺术感染力的美，使你感动的不是激情，而是永恒、宁静的美。我现在常常读那些古典诗词，屈原、杜甫、李白啊，读著读著仿佛时间整个停顿下来了，感受到其中永恒的东西胜过了这些流动的或固有的东西。我是希望，在自己的诗里能把西方的、中国的，古典的、现代的，整个融合起来，”
从这个角度看，有论者认为九十年代后，洛夫重新回归中国“古典主义”。这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作为一个具有跨地域、跨文化的漂泊者的真实心理逻辑。洛夫并不单向地走回中国古典主义，而是要重新融会贯通，“用新的语言、题材来捕捉诗歌里永恒的东西“。所以，这种从漂泊体验提升出来的”多方观照“，并非一般单层人生体验的诗人所具有的。这也许正是”天涯美学“所具有的真正意义所在。
[i] 沈奇《从“大中国诗观”到“天涯美学”——洛夫访谈录》，《新诗代》，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