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朗诵诗—现代传媒参与下的创作潮流
刘慧珍
【内容摘要】:抗战时期的朗诵诗是现代多重话语和多种传播方式共同作用的结果。以《战线》为代表的现代报刊不仅对朗诵诗具有抚育之功，而且对其创作还有开拓之功，影响了朗诵诗观念、语言、流派、体裁及创作手法等的形成，成为抗战时期不仅很有战斗力、鼓动力，而且还很有艺术水准的大众化的诗体形式，同时，有力地推动了大后方诗歌朗诵运动的开展，为诗歌大众化做出了贡献。
【关键词】：抗战 朗诵诗 现代传媒
一
施拉姆曾说：“我们是传播的动物，传播渗透到我们所做的一切事情中。”“对我们来说，传播是一种自然而然的，必需的，无所不在的活动。” 1从传播学的角度看，人类社会历史和现实中的很多活动都离不开传播或者就是一种具体的、特殊的信息传播活动。文学活动更是离不开传播，而且本质上就是一种特殊的信息传播活动。
在所有文体的传播中，由于诗歌自身的文体特性，使得它的传播过程是最受限制的。因为它的难以转述，使得它很难像其它文体那样获得广泛的传播。要想让别人与你一同分享一首诗，你的做法只能是：把这首诗传给他看或原文背诵。因此，在传统的诗歌传播中，手抄文本与歌入乐式的说唱一直是诗歌传播的主要方式。由于传统出版业的不发达以及交通、通讯的落后，长久以来，诗歌的传播一直处于小众传播，难以走入大众的视线，进而成为“贵族文学”。
随着现代报刊业的发展，这一大众媒体不仅使诗歌传播实现了信息的快速大量的复制以及大规模、大范围的传播，波及人数无限扩大，而且还参与到了文学创作活动之中，“影响到文学的发展形态和变异，诸如作家队伍、文学运动、文体形式等。” 2这一点，在我们回顾、审视抗战朗诵诗的缘起、发展、兴盛即可得到验证。 在抗战朗诵诗这一创作潮流发生、发展的过程中，以《战线》为代表的现代报刊充当了最主要的大众传播媒介，推出了以高兰为代表的一批朗诵诗人 ，通过理论探讨和朗诵实践 ，又参与到朗诵诗写作艺术和朗诵技巧的讨论之中，对抗战朗诵诗的文体形式及风格的形成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而且有力地推动了大后方诗歌朗诵运动的开展，为诗歌大众化做出了贡献。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战线》等现代传媒的参与、支持，就没有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抗战朗诵诗的辉煌。
二
“朗诵诗”概念在抗战诗歌朗诵运动中诞生，既特指作为宣传工具和政治活动形式的抗战诗歌运动，又具体指称为朗诵活动而写作的新诗文体，还作为现代诗学文体论形而上认识的诗学概念等，含义多重。3 本文所说的朗诵诗主要是指为朗诵活动而写的新诗文体。
其实，朗诵诗并非在抗战爆发后出现的，而是早在20世纪30年代初就已出现了，正像沈从文先生认为的，早在1932年已有了成功的写抗日的“朗诵诗”出现。他说：“描写抗日战争的‘朗诵诗’，语言上‘合于朗诵条件的，在当前作者中如田间、蒲风诸先生，一定有些动人的篇章。但就所见到的说来，以诗言诗，或许倒还是陈梦家先生在《铁马集》中，为一二·八战争写的几篇长诗比较成功。” 4只是由于各种原因，朗诵诗这一诗歌形式在当时并未引起人们足够的关注。
“八一三”事变以后，高兰、冯乃超、光未然、徐迟等倡导了用“活的语言作民族解放的歌唱”的朗诵诗运动，旨在通过简短、易懂的诗歌形式来宣传抗日理念，对民众进行宣传教育，让他们认识到日寇的凶残和自己肩负的使命，激发他们抗日的信心与决心。抗战爆发后，朗诵诗运动在抗战宣传的现实需要与中国现代新诗艺术发展的内在需求驱动下，经救亡歌曲、话剧等其它艺术形式盛行的刺激，国外诗歌朗诵运动的促动应运而生。5这一倡导得到了现代报刊“把关人”的支持与响应，并且利用自身传媒的优势推波助澜，因此很快在武汉兴起一场朗诵诗运动。在这一运动中， 高兰与光未然、 锡金等人成了首批创作朗诵诗的诗人 ，其中，高兰以其朗诵诗的数量优势和质量优势赢得了“ 朗诵诗人” 的美誉。他的朗诵诗创作基本能够代表抗战时期朗诵诗发展由稚嫩渐趋成熟的过程，也可以代表当时朗诵诗创作的实绩 。而这一切成绩的取得，现代传媒功不可没。
三
戈公振指出：“盖报纸者，人类思想交通之媒介也。” [ 3 ]现代报刊作为文学作品的传播工具，其“中介”性质不言而喻。它的“中介性”体现在它联接了作者和读者的关系，使作者不再局限于个人的狭小天地，作品不再是小众传播，而是通过为作者提供发表作品的园地，进行大量的复制，向读者传递信息，以使作者与作品迅速被广大读者所熟知，也因此刺激、鼓励了作者，使他有了成就感，进而产生更强烈的创作欲望。
1937年10月，在纪念鲁迅逝世一周年的前夕，高兰写了他的第一篇朗诵诗《我们的祭礼 》，并发表在罗荪主编的 《战斗 》上。初次尝试的成功，极大激发了他的创作热情，从此，他开始致力于朗诵诗的创作。1938年8月，他又在《五月》上发表了他的名诗《我的家在黑龙江》。在这前后，他的许多诗“在汉口广播电台逐一朗诵过，有的被制成曲子，变成流行的歌曲有的作过抗战戏剧演出的序曲”。6由于高兰出生在黑龙江农村，个人经历与战争密不可分，他由极端的个人感受出发，终结到民族感情的升华，高兰的诗把个人性和民族性结合得非常完美，一下子引起了受众的共鸣和欢迎。1938年年底，汉口大路书店出版了他第一个诗集《高兰朗诵诗 》。诗集出版后两个月，由于广大读者的要求，又进行再版。可以说，抗战朗诵诗是适应了时代、诗坛和读者的要求，在沉重的历史的使命感的驱使下因运而生的。很快，《战线》捕捉到了这个时机，认识到这样一种诗歌形式正是他们报刊积极倡导的诗风。
《战线》作为汉口编《大公报》专门为抗战而开辟的文学副刊，一直以民族救亡为总纲领，以抗战文学为总目标。“战线” 这一名称就是 《大公报》的主编张季鸾命名的 ，他认为 “时代变了，一切在战时，我们的副刊也应该随着时代变，再不能刊载一些风花雪月与时代无关的东西 ，每篇文章必须是战斗的，合乎时代意识” 7《战线》的发刊词《我们的信念与态度》就宣告：“……现阶段的文艺应该是另一种姿态，应该是划时代的产品……”。可以说，它一创刊就“确立了战斗的文学”这一方针。在这个前提下，《战线》发表了大量的抗战文学作品。
《战线》 对高兰的朗诵诗给以特别关注 ，围绕高兰的朗诵诗做过几次介绍。同是东北作家的穆木天不但写过专文评述，寄以厚望，还写了激情洋溢的诗 《赠高兰》 发表在《战线》上，表达了对高兰诗强烈的共鸣。《大公报》的主编、著名报人张季鸾也是高兰朗诵诗的忠实读者，并在《战线》组织的一次诗歌朗诵会上向高兰表达了对他的朗诵诗的支持：“我是不喜欢白话诗的，因为我时常看不懂，可是我却非常喜欢高先生的诗，我还偷偷地实验着朗诵过，这可绝不是因为你在《大公报》上发表啊 !” 8
高兰的诗歌活动与《战线》 密不可分。他分别于1938年和1944年出版的 《高兰朗诵诗集》、《高兰朗诵诗》(新辑第 1、2 集)，共收诗作 40 首，大部分作品，如《吊天照应》、《给姑娘们》、《就在这一九三八》、《这一年》、《送别难童》、《咱们，立下最后的誓言》、《自流井的天然瓦斯火》、《十年》、《走》、《哭亡女苏菲》和《这不是咱们的乐园》都发表在《战线》上。此外，《战线》还汇集了抗战时期的诗人百余名，发表诗作近 400 首，有代表性的诗作如锡金的《老家》、张洛蒂的《永定河上的血债》，宇飞的《歃血结盟的一天》，彭慧的《怀念被敌船载去的孩子们》，光未然的《黄河颂(黄河大合唱中的第二支歌)》和《黄河之水天上来(黄河大合唱中的第三支歌)》等。
现代传媒虽然是连接作家与读者的“中介”，但它不是没有倾向的，主编、编辑人员作为“把关人”具有很强的情感、思想的倾向性，他们的好恶直接影响了媒体对作品的选择，因而它具有很强的引导功能。同样，在诗歌传播中，大众传媒对受众的诗歌消费和诗歌接受行为是具有一定的引导作用的，尤其是权威刊物和高档次出版社推出的作品，相对来说就容易引起受众的关注。由于《战线》是《大公报》的副刊，其影响力不言而喻，因此他们对朗诵诗的大力宣传，其影响力远远超过其它媒体的传播，使这一运动很快就深入人心。
四
与现代文学史上其它很多文学现象相同的是，现代传媒不仅仅满足于做一个“中介者”，以《战线》为代表的媒体，基于自身强大的、能够独立运作的资本积累，还把自己的影响力渗透到作者和读者双方，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具备了构建作品身份的文化特权”。9就朗诵诗这一运动的发展过程来看，报刊这一现代媒介甚至还参与到这一运动本身，对其诗歌本体及其形式进行规范，从而影响了这一运动的走向，建立了新的诗歌审美的规范。
《战线》借报刊为媒介，组织诗人及诗评家们召开诗歌座谈会，就朗诵诗的艺术特点进行讨论，并发表相关文章，进而影响了朗诵诗的观念、语言及创作手法等的形成 。《战线》主编陈纪滢在1940年组织召开了一次座谈会，讨论诗歌的大众化问题。讨论会的记录以 《新诗漫谈简纪》为题发表在 1940 年 1 月 29 日的 《战线》上。参加讨论会的诗人是：力扬、丘琴、臧云远、方殷、高兰、戈茅、王亚平、老舍、光未然、常任侠、沙雁。诗人认为诗歌深入大众需要用民间语汇，尤其是质朴的口语，但是诗又要划清与散文的界线，不能丢掉诗的本味，要达到大众化与艺术化的统一。老舍、臧云远、穆木天、薏冰、王亚平、黄药眠、李健吾、臧克家、袁水拍等人对此都有文章发表，强调新诗大众化的过程中不能放弃对艺术性的要求，必须找到两者相通的途径。穆木天在 《大众化的诗歌与旧调子》 中就明确地谈到：大众化并不代表填写一些旧调子去教育大众，就算尽了任务，“必须在大众化的实践中，创造诗歌的新形式：那是大众的诗歌，那也就是艺术的诗歌”。臧云远的诗论《诗的音韵美》认为 “诗韵的声调决定了诗韵的节奏 ，一首诗如果没有音调上的节奏，就同琴儿没有丝不会响似的，不能朗朗上口，看看而已”。作者对诗的音韵的理解是辩证的。他告诫诗人“只注意诗韵和音节的美，顶多只能算是技巧诗”，诗要成为艺术品必须 “诗化大众的口语来协诗韵，使新鲜活泼的现代语言的美，与诗情诗意一道发展”。以上的这些讨论、文章，虽然不是只针对朗诵诗而言的，但也是朗诵诗不能回避的问题。
针对朗诵诗进行阐释的文章是1941 年 8 月，陈纪滢在《战线》上发表 《新诗朗诵运动在中国》(上、下)，这是抗战时期最早的全面梳理诗歌朗诵运动的文章，总结了从古至今朗诵的存在方式及其变迁 ，认为朗诵诗的产生是以诗歌大众化、 打破形式主义及要收到直接宣传效果为出发点，也是多少年来新文学上的一种革命。文中回顾新诗朗诵运动从抗战初期以来的发展过程，分别记录了几次值得纪念的朗诵盛会以及全国各地蓬勃开展的新诗朗诵运动。作者认为，新诗朗诵运动发展的领域还需要扩展，“它的对象，绝不仅是智识分子，更应该是士兵、工人、农人、商人，以及不分性别的老少人群”。10之后，穆木天在《诗歌朗诵和高兰先生的两首尝试》中谈到由于朗诵者的缘故造成听众对诗的理解上的偏差。认为朗诵者与朗诵对象的契合对诗意诠释是十分重要的。这些意见对后来的诗歌朗诵活动不无启示。
《战线》 讨论的关于朗诵诗的几个理论问题，在朗诵实践中都不同程度地得到了发扬或校正，如诗的用韵问题，大众语诗化问题 ……。 朗诵活动最积极的诗人高兰和光未然在朗诵实践中更加坚信 “韵” 是朗诵诗走向大众的重要性。11
此外，《战线》主编陈纪滢等人认识到朗诵技巧是朗诵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而且认为朗诵者的学识、修养，对诗的理解程度以及语言表达等等因素都很重要。陈纪滢在 《序高兰朗诵诗集》 中论及朗诵技巧时，提出朗诵者要具备的四个条件：“一、体格相称；二、对诗已理解；三、有发音的研究；四、有表演的技巧和经验。 ” 所以他对高兰和光未然的朗诵非常推崇。他们对于读字与音调的把握十分讲究，音色感人，朗诵时 “情感激昂，声调洪亮，如奔腾激流，又如平泻千里”，12使朗诵诗发挥了最大程度的宣传作用。
一部文学传播史，必定是合内外之力的文化传播史，外在的推动与内部的演变是其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但是，在抗战朗诵诗这一特殊的诗歌传播过程中，现代报刊的出现不仅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诗歌生存的外部环境，为新诗的传播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而且就诗内而言，现代报刊对朗诵诗还有催生、塑型之功，在现代传播语境之下，朗诵诗在诗本体与诗理论建设两方面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抗日战争时期的朗诵诗运动之所以能够由武汉迅速传播到广州、香港、重庆、成都、昆明、桂林等国统区中心城市和战地乡村以及以延安为中心的解放区，不仅是因为这一运动得到了一大批热爱朗诵诗创作和诗歌朗诵艺术的诗人，表演艺术家的极力倡导与支持，更主要的是由于现代传媒的大力传播和舆论的引导。以《战线》为代表的现代报刊不仅对朗诵诗具有抚育之功，而且对其创作还有开拓之功，影响了朗诵诗观念、语言、流派、体裁及创作手法等的形成，成为抗战时期不仅很有战斗力、鼓动力，而且还很有艺术水准的大众化的诗体形式，同时，有力地推动了大后方诗歌朗诵运动的开展，为诗歌大众化做出了贡献。
注释：
1.威尔伯·施拉姆，威廉·波特：《传播学概论》，陈亮等译，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p20。
2.周海波、杨庆东《传媒与现代文学之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2004.12，p3。
3.赵心宪《“朗诵诗”的文体形式及诗学阐释—抗战诗歌朗诵运动的诗学反思之二》
4.沈从文.谈朗诵诗《一点历史的回溯》，高兰编.诗的朗诵与朗诵的诗，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87，p48。
5.杨小锋，《高兰对抗战朗诵诗运动的杰出贡献》，自贡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00 年第4期总第54期第15卷。
6.刘缓松《中国新文学史初稿 》下卷 。
7.三十年代作家记[M]1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80 ，P285。
8.蓝海《中国抗战文艺史》，上海：现代出版社 ，1947，p71。
9.单小曦，《现代传媒语境中的文学存在方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2008年3月。
10.1941 年8月5日《重庆·大公报》第四版 。
11.刘淑玲《《大公报· 战线》 与抗战时期的朗诵诗》，河北学刊 ，2001 年11月第21卷第6期。
12.臧云远，《雾重庆诗朗诵小记》，诗刊，1979 (11)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