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新诗的“生代”意识与学术自觉
——兼论《当代诗坛》的诗学贡献
朱寿桐
(澳门大学中文系主任、教授）
[内容提要]
汉语新诗的“中生代”是兼具诗性和学术性的自觉意识的表达，应为当代汉语新诗创作的发展提供更为清晰的思路，为当代汉语新诗的研究提供更为宽广的学术视野。汉语新诗的“生代”或划分世代的心态显然不是指反传统性的青春性格，也不同于“中年写作”与“青年写作”这样的自然时代划分，而是认同新诗传统、确认和捍卫汉语新诗整体秩序的心态表现。《当代诗坛》一直追求这样的学术目标，它对于汉语新诗的勉力倡导，正如同它对于中生代诗歌的热衷，都是为了肯定统一的新诗传统，为了维护汉语新式秩序的整体性。
[关键词] 中生代汉语新诗 当代诗坛
[Abstract]
“The Mesozoic Era” in New Poems in Chinese, expresses its conscious awareness in academic and peotic realm. This conception can provide both vivid route for New Poems’ development and broader viewpoints for New Poems’research. The basis for the “Era” division is not on “youth writing” or “writing in middle ages”. Those poets who self styles some “Era” used not to be against the tradition, but identify with New Poems’ tradition and defend the unity of New Peoms. “Contemporary Poetry” advocated “New Poems in Chinese”,and did well with “the Mesozoic Era”, showed the same mantlity and attitude.
[Key Words] The Mesozoic Era New Poems in Chinese Contemporary Poetry
当代新诗的“中生代”是一个非常有价值也非常有内涵的诗艺概念，相较于穆旦那辈人在1940年代提出的“新生代”诗歌，“中生代”概念所涵盖的学术性内容则更为突出。换言之，“中生代”是兼具诗性和学术性的自觉意识的表达，应为当代汉语新诗创作的发展提供更为清晰的思路，为当代汉语新诗的研究提供更为宽广的学术视野。傅天虹属于典型的“中生代”诗人，他所创办的《当代诗坛》对于“中生代”诗的提倡以及对于汉语新诗的追寻，突出地显示了“生代”划分的诗学历程，同时也交织着焦虑与欢悦。
一、汉语新文学与汉语新诗中的“生代”问题
与汉语新诗相对应的汉语新文学，是指在汉语新文化土壤上繁衍生息并逐渐壮大的现代汉语的文学写作，其涵盖“中国现代文学”、“中国当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20世纪中国文学”、“现代中国文学”、“台港澳文学”、“海外华文文学”、“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世界华文文学”等诸多概念指涉的内容。“汉语新文学”从文学写作的基本语言状态出发，严格锁定新文学的质量特性，并不言而喻地呈现出其与汉语旧文学传统的联系与区别，以及相对于其它语言文学的影响关系与异质关系。
以前我们习惯于以政治区域，以国家、族群为依据界定文学版图，这样便不可避免地使文学含有与各地各国体制与制度的意识形态背景相一致的某种政治内涵。意识形态因素和政治内涵有助于文学研究者更深刻地认知和更有倾向性地评价一定时代一定区域文学的精神价值，但把握不力也会造成对学术理性的某种影响，而且不得不然地将同一“言语社团”统一的文学创制人为地按照“政治社团”板块划出各种各样的裂痕与鸿沟。“汉语新文学”概念与其它概念相比较，其优势正在于最大限度地超越乃至克服了国家板块、政治地域对于新文学的某种规定和制约，从而使得新文学研究能够摆脱政治化的学术预期，在汉语审美表达的规律性探讨方面建构起新的学术路径。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一切文学问题都可以而且应该回溯到语言层面。之于当代诗歌，人们已经较为普遍地意识到这一点，不少研究者注意用“现代汉诗”、“汉语诗歌”等等概念代替区域、国家诗歌的命名。在这些学术努力中，与汉语新文学相匹配的“汉语新诗”应该较为简明而无歧义。
汉语新诗分不同“生代”，早在1940年代便已呈现跃跃欲试之态。后来被习惯性地称为“九叶派”的诗人在《中国新诗》等平台打出了“新生代”诗歌的旗号，以此标示这一代诗人与新诗传统的创缔者的联系但更主要的是区别。这反映了一代青年诗人急于定位自己的某种心态，当然也包含某种自信。当胡适、刘半农、沈尹默、康白情等人已经建立了新诗尝试之功，郭沫若欣喜地发现自己原来写过的白话诗其实就是新诗，从而狂放不羁地进行天狗式抒情的时候，他显然没有“新生代”的意识，便是李金发写出晦涩新异的象征诗，走出一条别人从未走过而且长期不被理解的诗歌之路，徐志摩写出充满意象的新诗，显示出与前驱者截然不同的诗性之美，他们也同样没有划“代”的意识。这里当然存在着于年龄相关的“世代”差别不显著的问题，不过更主要的是一种心态的显现。
“中生代”诗歌的划分在内地酝酿了较长时间，吴思敬等诗学专家的倡导使之产生了较大的学术影响，但对之付出最热烈响应的则是在香港、澳门和台湾以及海外。汉语新诗发展近百年，各种名目和概念层出不穷，不过海内外诗人学者一致确认这样的概念，甚至共同打造这一学术标签的情形，除了“中生代”诗歌而外，似乎并不多见。这其中的道理也正在于此：台港澳和海外对“生代”的划分和确认，恰恰是在追寻整个汉语新诗而不仅仅是某个区域新诗发展秩序中的定位。
在澳门，以傅天虹为首的《当代诗坛》及其诗人群体，非常热衷于“中生代”的诗学建构，这样的建构反映的正是处于边缘的诗人对汉语新诗整体、汉语新诗传统和汉语新诗秩序的归依愿望。《当代诗坛》是澳门新诗界近10年来最重要、最有水平，也是支撑得较久的诗歌刊物之一，它创刊于1980年代后期的香港，成为港澳之间诗界联系的重要纽带。更重要的是，《当代诗坛》从创刊之日起就以沟通两岸四地，整合海内外汉语新诗为基本定位，相当一段时间以来她也确实在这方面做出了其它刊物难以伦比的贡献。它倡导和总结汉语新文学和汉语新诗，为汉语新诗“中生代”概念的推出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这不仅包括它主导了第一届“两岸中生代诗学高层论坛”，也不仅包括它参与主导了《两岸四地中生代诗选》，更因为它的诗歌追求和诗学追求，都反映出自处边缘却向往汉语新诗中心，试图在汉语新诗整体秩序中找寻自己位置的“生代”自觉。
二、回归汉语新诗之梦
《当代诗坛》诗人群体本来不具备诗坛社团的某种品性。虽然它拥有完备的组织机构形式，从社长、总编到编委会，20多年来一直都相当健全。但除了几个灵魂人物，特别是创刊人傅天虹以及犁青、路羽而外，它的组织机构处在不断的变化之中，既显示出这个团体充沛的活力，也显示出它在激烈的文化竞争和残酷的商海沉浮中必有的应变机制。因此，依据这个刊物编委会确定一个诗坛社团，理由幷不充分。更重要的是，这20多年来，受邀进入编委会的诗人和诗评家分别来自香港、台湾、澳门、内地以及海外各地，组成诗坛社团的主要成员的地缘关系似乎不具备一个社团通常要求的那种一致性。因此，以《当代诗坛》为核心，以此来命名一个诗坛社团，似乎是一种勉强的作为。也许正是考虑到这样的因素，傅天虹先生宁愿将这个诗人群体称为“《当代诗坛》诗人群”，而谨慎地去掉了我说的令人联想到诗坛社团的那个“体”字。
然而，无论这些诗人来自何处，无论他们原有的诗歌风格如何，也无论他们的时代背景和地域背景存有如何的差异，当他们集结到《当代诗坛》，他们就好像践行了一个诗性的约定，非常自然地打破了时代、地域、风格和习惯的阈限，以一种类似的歌喉吟唱着彼此认同的圆润，以一种相近的情怀弹奏着脉脉相通的清商。在这样的诗学世界，他们徜徉于汉字隽语的江湖，相忘于兄弟倾轧的庙堂，轻渺大洋的阻断，傲视山海的雄阔，那一份轻捷自由实在难得，那一种情绪的沉醉缀合为共同的充满诗性的梦。这梦的语言外壳便是这批人谁也离不开幷且谁都爱不择口的汉语，这梦的灵魂便是洋溢着汉语之美和中华文化之韵致的诗情诗性。
出版之初，《当代诗坛》应该属于颇不起眼的诗歌刊物，然而它却是汉语新文学史上第一个明确以跨区域、跨国界的汉语新诗进行定位的刊物。那时候的组编者虽然还没有建构“汉语新文学”或者“汉语新诗”的概念，但已经拥有消解政治和区域格局，在纯粹新诗发展的意义上建构新的文化格局的新潮意识。傅天虹在所撰的创刊号发刊词中这样定位：《当代诗坛》广泛团结“海内外诗友”，大家一起“为民族的诗运尽一份心力”，以筑成一个“万紫千红”的“泱泱诗国”。5虽然在今天看来，这样的发刊词带着那个时代惯有的唱高调的痕迹，不过这种高调掩藏着的却是一种超前的文学意识：超越国家和区域，超越政治意识形态，将汉语写成的新诗统一为万紫千红的泱泱诗国。这是汉语新文学和汉语新诗最初的不自觉的萌动。这样的萌动在傅天虹的《九龙蝴蝶谷》诗中有过形象的描述：
在九龙荔枝谷
一百廿四种蝴蝶
此刻
都在同一种树上栖息
飞成世界奇观的
成千上万只蝴蝶
在鸭脚树上
作同样的梦
同一个泱泱诗国，同一个甜甜的诗梦，无论天涯海角，无论色彩斑斓。
此后，《当代诗坛》打出了“促进诗艺交流，促进中国诗的现代化”6的异帜。新诗的现代化当然不能算是异帜，袁可嘉在1940年代就已经提出了这样的系列问题，1980年代中后期，现代化问题继政治导向之后又成为中国文化发展的一个时代命题，但傅天虹这时的重点在于诗艺之间的交流，关键词是现代的“中国诗”，这里的“中国诗”显然不是中国的诗歌，而是以历史悠久的中国文化为背景，以天南海北的中国诗人为主体的中国语诗歌。作为汉语新文学与汉语新诗概念萌动的一种接续，傅天虹稍后锁定了“大中华新诗”的概念， 1994年更以《大中华新诗探索》为标志，对“大中华新诗”概念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理论探讨。这同样显示出他不甘于受“中国新诗”的束缚，试图将海内外的华文诗歌完全统一于一个有效概念之下的学术努力。
这种努力贯穿于《当代诗坛》的整个办刊过程，成为这个诗歌群体最醒目的特色，也是最鲜明的文化身份。以连接两岸四地，沟通内地海外为己任的傅天虹将“大中华新诗”概念坚持了10多年，但至其所主编的《大中华新诗千家选萃》7出版之后，他似乎幷不十分满足于这样的概念，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大中华”的盛名之下无法理直气壮地涵盖海外汉语诗人及其创作，或者是不是因为“大中华”内涵中无法完成少数民族语言的诗歌，反正诗人兼理论家的傅天虹自此不再旁若无人地大打“大中华新诗”的旗帜，《当代诗坛》同样传达出这样的犹豫与疑虑。后来参与主事的屠岸先生一度想用现代汉语诗歌取代“大中华新诗”，在《当代诗坛》第43·44期卷头语8中，屠岸先生这样表述：“中国新诗——或者叫现代汉语诗，包括海外华人的汉语新诗——的历史，如果以《新青年》杂志发表白话诗作为开端的话……2007年，可以说是中国现代汉语诗诞生九十周年。”其实这不是屠岸先生个人的观点，一度，傅天虹也倾向于用现代汉诗之类来取代已陷入于困境的“大中华新诗”概念，他曾将规划中的500部中英对照诗集统名为“中外现代汉诗名家集萃”，这一方面体现出《当代诗坛》群体对于挣脱区域政治和意识形态制约的诗歌区划框架的一种矢志不懈的努力，另一方面也体现出他们在选择新的有效概念方面的某种焦虑与执着。
执着往往与自觉相伴而行，焦虑可能带来脱颖而出的学术收获。2008年，通过《当代诗坛》诗人群体与澳门大学等联合举办的“汉语新文学讲堂系列：第二届当代诗学论坛暨张默作品研讨会”，出现了一个为李瑞腾教授所宣布的“文化事件”，这就是“汉语新文学”概念的訇然出炉。这一概念立即得到了有准备的《当代诗坛》核心诗人群的积极响应，在该刊第49·50期卷首语9中，屠岸、傅天虹明确承认“汉语新文学”概念的可能性，幷明确宣布了“汉语新诗”概念的有效性。虽然“汉语新诗”看起来像是“汉语新文学”概念的文体延伸，其实，早在2006年屠岸所撰的第43·44期《当代诗坛》卷首语中，“汉语新诗”就已赫然出现了，只不过当时他仅仅用来概指海外华人的作品。屠岸先生不愧是汉语新诗坛的资深盟主，他对《当代诗坛》面临的连接大陆与台港澳，沟通海外与两岸四地的历史使命和时代责任有着充分的认识和积极的承担，同时对《当代诗坛》同人始终焦虑和纠结着的新诗统一概念问题作过深入的探讨和沉思。他的思考已使得《当代诗坛》较早地抵达了“汉语新诗”的学术彼岸，使得这个团体20年的探索与追求有了清晰的学术命名。
三、建构“汉语新诗”的学术努力与“生代”自觉
随着“汉语新文学”讨论的深入，“汉语新诗”得到了《当代诗坛》诗人群体的推波助澜的运作以及卓有成效的实践。傅天虹始终是《当代诗坛》的灵魂人物和实际主持人，他在第49·50期以后的各期《当代诗坛》中，不遗余力地推动汉语新诗理论的探讨和主题诗歌实践，同时，还通过大型丛书的新编或续编，弘扬“汉语新诗”的理念。他分别主编或联合主编了《两岸四地中生代诗选》10，《汉语新诗90年名作选析》11，《汉语新诗名篇鉴赏辞典》（台湾卷）12，幷且主编了9本 《汉语新诗库》13。“汉语新诗”概念有效地释放了《当代诗坛》主帅傅天虹的诗人激情和学者思虑，这种释放的能量是如此巨大，以致于他在一年多的时间内以“汉语新诗”为题出版了20多本书，包括他将规模宏大的“中外现代汉诗名家集萃”改题为“汉语新诗名家集萃”。——“汉语新诗”在概念上之所以比“中外现代汉诗”更科学和更具有概括力，幷不单单是因为前者更简洁、集中，更有力度，而主要是因为它不可能向后者和任何其它概括那样容易引起歧义。“汉诗”是一个结构紧密的固有名词，往往与唐诗宋词相对应，“现代汉诗”不仅容易引起误解而且在不被误解的情况下也往往所指模糊，语焉不详。
作为《当代诗坛》的创办人和贯穿始终的灵魂人物，傅天虹对“汉语新文学”和“汉语新诗”的倡导所付出的文学实践和学术实践，不仅直接影响了整个《当代诗坛》的诗歌风貌和诗学风貌，而且也直接标示出集聚在这个诗刊周围的诗人群体惯有的自觉意识和理想的文化追求。是的，在“中国”、“中华”等崇高伟大但必然产生政治联系的概念制约下，如何使得海内外的汉语新诗写作、传播和研究都处于同一平台，都享有共同的历史地位和时代意义，这确实是《当代诗坛》自始而今艰苦努力的目标，也是所有同人同怀一腔的文化梦想。“汉语新文学”和“汉语新诗”的学术揭示最贴近地表达了这样的梦想。从最初对“海内外诗友”共同的“民族诗运”的勇敢承担，到“汉语新诗”的明确化及其理论阐析的完成，《当代诗坛》经历了23年的坎坷与辉煌，经历了理论上的极度涅盘幷确乎完成了一个众所期盼、众望所归的轮回。
《当代诗坛》建构和提倡“汉语新诗”的努力，正是要在边缘状态下归依汉语新诗的整体秩序，这样的心态与各种“生代”的标榜如出一辙，是汉语新诗和汉语新文学发展过程中的积极现象。“生代”划分强调的是特定对象对于汉语新诗传统和汉语新诗整体秩序的承认与肯定甚至维护，汉语新诗和汉语新文学的倡导强调的正是这样的学术本旨。因此，作为疏离于大陆和台湾汉语文学主体的《当代诗坛》诗人群，无论是对“生代”划分的积极响应，还是对汉语新文学和汉语新诗倡导的积极追逐，都是试图认同和捍卫新文化、新文学和新诗传统，承认和归依新文学和新诗秩序整体性。这是一种学术的自觉，是一种可以给汉语新文学和汉语新诗的总体发展和健康发展带来积极影响的诗学贡献。
引用书目：
安琪等主编，《中间代诗全集》，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04年；
傅天虹主编：《当代诗坛》（1-56期），香港：银河出版社出版。
蒋登科：《九叶诗人论稿》，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
牛汉：《梦游人说诗》，北京：华文出版社，2001年。
吴思敬、简政珍、傅天虹主编：《两岸四地中生代诗选》，北京：作家出版社，2009年。
1.蒋登科：《九叶诗人论稿》（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页251。
2.牛汉：《梦游人说诗》（北京：华文出版社，2001年），页193。
3.吴思敬：《大陆当下诗歌的代际划分与“中生代”命名》，《当代诗坛》第47、48期合刊（2007年7月），页68。
4.安琪：〈序言：中间代！〉，《中间代诗全集》（上）（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04年），页2。
5.《当代诗坛》第1期，1987年9月15日出版。
6.傅天虹：〈卷首语〉，《当代诗坛》第2•3期（1988年3月），页1。
7.香港国际炎黄文化出版社，2001年版。
8.2006年6月15日出版。
9.2008年5月15日出版。
10.原题名《汉语新诗百年版图上的中生代》，作家出版社，2009年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