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维廉
一
过了葡属澳门的边界关闸，就是中山县的开始了，我的家乡吉大，走路大概是四十分钟到一个钟头左右就到。每次，过了关闸，我的心总是叱叱不安的紧张，因为我们必须在滚滚黄泥水的海边一大片寸草不生一堆一堆令我惊惶的黄土坟地穿行，好大一片、好长的路啊，好长，是因为不但旧坟萋萋可怕，而且常常遇见新坟的场景，棺木刚刚放下，害怕听见那些等待盖棺填土前的呼天抢地的哭号，或是听见不远处断断续续的凄泣。我总是步履急速，要快快离开这怖人的环境，那些日子，令人加倍惊恐的还有养尸地的新闻，有人发现一个葬了二十年的棺木内，竟然躺着一个血肉红润如生的妇人的身体，绘影描声的新闻不径而走，传遍全村，好可怕啊，走过这一片坟地，我步履总是三步作两步走，要赶快到沙河的堤岸，穿过林木，渴望着吉大村的石头围墙从远处和尚顶山下的氤氲中升起，我的脚步才轻快起来，因为石头围墙内沿着小沟再走不远，就是我们的家了。
二
一个安详的黄昏，我从前山（第二中学所在地）的城墙上环城散步回来，脑海里还满溢着溶溶大圆落日最后的金光打在一片河湾上展翼的金黄下几只黑篷船韵律的缓缓移动的船影。我大哥维礼，满脸写着忧虑，在校门等着我，说：快收拾一切，你我和维义今晚就要赶到澳门和父亲汇合坐船到香港。仇恨，正规不正规的共军（土共）误导误发的仇恨，落到我瘫痪在床的父亲，半夜靠着好心的邻居用粗造的轿子抬着，狼狈地逃离一纸之隔的刼杀和侮辱。我们逃离后不到一个礼拜，我们的叔叔被枪杀了，罪状：只不过是不同的政府下一个小村好心肠的村长。甜蜜的记忆一夜间完全消失。甜蜜的记忆，游离如轴上长长长长的线末摇摇欲坠的风筝，推向无限远的云端，模糊再模糊，那收不回的线，就像脐带连着一个永不老化的深藏的心。那是1949年。
三
1937年，我在日本侵略者横飞大半个中国的炮火碎片中呱呱堕地，在南中国沿海的这个小村落里，在无尽的渴望，无尽的饥饿里，在天一样大地一样厚的长长的孤独里，在到处是弃置的死亡和新血流过旧血的愁伤里，我迅速越过童年而成熟，没有缓刑，一次紧接一次，经历无数次的错位，身体的错位，精神的错位，语言的错位…
第一次放逐: 嗾使家庭离散、散播仇恨的共产党----啊，犹待启蒙的共产党----把我们全家赶到英国殖民地的香港，那里「白色的中国人」压迫「黄色的中国人」，那里「接触的目光是燃烧的汗，中风似的惊呆，不安渗透所有的器官、血脉、毛管和指尖…我们不敢认知尚未认知的城市，不敢计算我们将要来的那一个分站」…
第一次愁渡：带着狂暴内战后对于中国文化的焦虑与游疑不定沉重的心情，我到了台北上大学…参与其它的诗人艺术家试图重建中国文化的努力，试图找到一个入处，促使刻正急速解体的中国文化的原质根性得以复苏更新，我写诗，先用中文，然后用英文，转化，翻译，要让大家注意到我们生死存亡的处境，不光是认识我们原质根性的危机，还要认识我们本有的抗拒暴力强权的潜在力量，孕存在古代哲学美学和古典诗里的视野，包括道家为抗拒「以语框物」「以人制天」的霸权运作所提供的「去语障解心囚」的策略，进而探索和认识西方现代哲学诗学因为批判柏拉图、亚理士多德系统「以语框物」「以人制天」的强制行为而切入/回响东方思域的诡奇蜕变…
第二次愁渡：自愿的放逐？不自愿的放逐？来到美国而慢慢变成被人称之为跨文化的一个『场域』,一个pass . port （所谓护照/通运港），在两个文化的夹缝间，满溢着张力，满溢着战栗，满溢着恶梦，在不同的地方的夹缝间，在风景的夹缝间，在焦虑的夹缝间，永远夹在中间，永远错置错位….
四
六十二年后，有这么一个机缘被请到澳门大学参加一个研讨会，聆听各方来的诗人、学者检视我的作品，我再按不住近乡的情怯，我不明白为甚么等了这么些年才回来，也许因为，因为我不愿意我在《儿时追忆》里涌复明澈如昨日的童年往事──在日本投降离去后与下一个残杀来临之前的短暂夹缝中甜蜜的童年的记忆──再一次的失去。我今天的寻索不带任何幻梦、幻想。因为，曾经回吉大村好几次的大哥已经告诉过我，一切都已经被推到、击碎、尸分、拖走。我问祠堂，问我背诵过苏东坡的前、后赤壁赋、韩愈的祭十二郎文的学堂。没有了。我问那村民聚合乘凉、吹牛、聊天、闲话东家长西家短的是是非非、说书、传说与消息交织的中心、过路卖艺人、商旅、小贩驻脚的庞大浓荫如伞的榕树头，和他一年一度参加与村民把旁边的池塘的水戽干全村亢奋的抓鱼节庆。树已去池已填，一切都没有了....我问夏天裸泳冬天挖岸成炉沙焗甘薯的白沙的河....我问.... 。这次，我是应珠海北师大分校的傅天虹教授的邀请而来做个学术报告的。我这样告诉着自己，我对还乡，不抱很大的希望。
五
过了密密麻麻的人群的拱北关关口，验过证件，坐上车子，一下子便进入凤凰木树群夹道的大路，沿着滚滚黄泥水的海边，没有黄土的坟堆，眼前是一条建有洁凈栏杆的步道，依湾宛转入远方，名之为情侣路。左面新楼林立有致，很多是公司、写字楼，这就是新的城市／特区珠海。记忆中的地图一下子便如烟散灭，教我如何去按图索骐呢，如烟散灭的可能也是漫溢着我童年情愫的地标，那些日日传移默写地孕育过我细小爱心的渔樵生活环境的山水。
＊耙完松针，身上沾满了松绿和树脂的香气，一直走到那我们仰望了好多年的去天一握的和尚顶，然后，然后把汗衫脱下，坦卧在那峰顶上，让阳光的手指弹我们一根一根的肋骨...
＊或者沿溪而上，一直到水的源头，到水冲岩石所构成的一个水帘洞，整天都把太阳和热帘于洞外，任天之水濯我身，清澈、阴凉、透明，水透明入我的肌肤，我的血脉再透明入清澈的水里...
＊一到盛夏小孩子们丢开一切牵挂，无忧无虑的自由奔逐 。
在祠堂附近的一幢大房子里，每年六月的祭神会和菩萨游行从这里出发，人声璜璜的张罗准备，大图（具有龙、云的大旗）霍霍，我们往往参加打锣打鼓，情绪高昂，跟着是一连几天的大煮大吃大喝的庆祝。
这所大屋就在我家的前面，我们走出瘫痪的父亲夜夜为村民、为我们兄妹口述西游记的草棚，踏过晒谷场，跨过沟渠，沟渠与大屋之间，是一片广阔的空地，是我们踢足球，打棍子（垒球的代用品）的地方。也是月下利用干稻草堆捉迷藏的场所。在乡下，长年赤足，空地上，管他瓦砾碎石，我们箭步如飞，踢起足球来才威风呢，我们并不比印度的赤脚大仙差。事实上，白天可玩的东西易于发明，主要是，在乡野，活动的空间无尽，上山入洞穿谷寻幽探奇，饥有山果，渴有山泉；有时捉鸟捕蛙，捉鸟要待稻谷黄熟时，捕蛙要待西北雨后的入夜；或搜蚱蜢饲雀，或采竹笔(即未开的嫩蘖)做茶，或摘茅根为药。至于钓鱼摸蛤，大队人马，吵闹着玩的成分居多，全心钓鱼的时候少；但在池塘树下无声静坐半日，也是有的。捕鱼的方法，我最喜欢人家用鱼笼，那竹织的鱼笼真巧绝美丽，对鱼的伤害也较少，我厌恶人家用鱼藤，那毒液一到水里，不出半个时辰，所有的鱼都翻白浮起，那种大量残杀我不忍看。池塘自然也是我们游泳的地方，我年纪小，不善泳，那种很费劲的狗爬式我实在学不好，便在附近找一块废弃已久的棺材板，浮游半日。兴尽便到大榕树头，看人家下棋，听花边新闻的是是非非的趣事...
坐在我身旁的慈美，彷佛听到我思潮的起伏，把我的手紧紧一握，彷佛说：你必然会找到吉大，我也想看看你出生的地方。坐在车子前面引路的张志国教授，一度是我的学生，对我前期思路的蜕变一直很关注，所以对我的还乡之行，特别热心，从一开始就为我筹划，争得傅天虹的邀请，包括可能请人带我们寻索。此时不发一语，静静听我问司机可知道这里有没有一个南面山。南面山，是从我家看出去带云的高山；我问，是因为如果有，那么，吉大的所在地应该在珠海的范围内。答话说：有的。不一会，我看到一个写着吉大路的路牌，我暗记在心，如果讲演之余有时间，我们也许可以从这条路开始。
到了座落在大树林的北师大校园，傅天虹教授已经等了一阵子，有些焦急，诗人洛夫夫妇本来同车而来，因为签证在关口出了问题，要回到澳门重新办理，我们为迟到抱歉，他请我们先在宾馆休息，等洛夫夫妇到我们才一起用膳。不久，洛夫赶到，宾主寒暄一番，不在话下。
我的讲演安排在晚饭后，下午有时间，傅天虹放下一切公务，要利用下午全程带我们去看看珠海的人文风景，第一站是唐家镇唐家村里国民党党国元老唐绍仪的故居，唐绍仪在1912年担任中华民国首任国务总理，和国父孙中山携手共创共和，我知道他也是中山人，并不知道他的故居现在被划入珠海，我此时才忽然惊觉，对此地的人来说，我七十余年来身分证上和种种表格上填写的籍贯“中山”，恐怕已经被纂改为“珠海”了，虽然“中山人”仍然是我出生的籍贯。傅天虹引导，我，慈美，张志国跟他一车，路羽（傅天虹夫人）另外开车带洛夫与琼芳（洛夫夫人），浩浩荡荡，穿过唐家村。我因为年幼离乡，对唐家村没有甚么记忆，估计从来没有来过，唯一有的记忆的是邻近的洲仔（香洲）。穿行过唐家村的街道村屋，有些吉大某部分的感觉，大概是建筑类似的关系，心里难免想，如果找到吉大，不知到还能看见多少类似的村屋。唐绍仪的故居，坐落在树林里，雅致，安详，里面展出唐绍仪的事迹，他外交的行迹，令人敬仰。
此时，洛夫夫妇因为折腾了一个早上，决定先回宾馆里休息，不参加下一个没有头绪的追寻。傅天虹对我们真慷慨，抽出整个下午，要陪我们寻找这个无名的小村，他问我怎样走好，我就说：“试试沿海边向拱北关回头走，我来时看到一个路牌，写着吉大路，我们可以试试。”我心中很不好意思，花他那么多的时间，可能是白走一趟。但已经开始了，也就硬着头皮去闯闯看。
司机有些踌躇，走了大半个小时，还没有看见我讲的路牌，问我是否确定记得，我说确定。路牌终于出现，右转后都是矗立的大楼，一点村庄的模样也没有，我有点忐忑不安，又走了好一阵，天虹说，前面没有路了，要你做个决定，右转是去香洲的方向，我凭着直觉不假思索地答曰：转左。转左后，前路没有甚么迹象，正欲折返，坐在车的左窗的张志国嚷着，“有了。”他看到一个大垂直的招牌，写着 “吉大甚么的”，我们赶紧下车，越过马路，在大厦林里间，见到招牌上写着：吉大街道管理处。傅天虹为我的直觉的精准兴奋，其实我才应该为这巧遇的幸运而惊奇，因为一路上完全没有看到任何吉大村的村屋，连残留的门柱碑石的地标也没有。张志国说，我们进去探问，已经快下班的时刻了。我想，也许里面的主管还是叶族的人呢。接待的人不姓叶，但好像知道很多叶族的事。说，叶族每年仍然有烧猪祭祖的活动，事后每家按丁分食。我顿然记起，那是我幼年时的最爱的食物。记忆一时间坚实起来。他又说关于吉大村的命运，有两派意见，主张拆建的似乎占上风，他顺手一指，叫我门到那边的大楼去问。有了这线索，应该找到。但我们今天是在已经太晚了。晚上还有校方的晚宴和我随后的讲演，我们必须赶回去。
晚宴上来了好几位年轻人，天虹一一跟我们介绍。其中有珠海市作家协会主席胡的清，副主席兼秘书长卢卫平，珠海特区报记者唐不遇，珠海广播电视台责编作家周野和北师大的盼耕教授和院长助理邱月教授和诗人唐晓虹等。当时我感到如此大阵仗，大概是天虹的安排，为我当晚的讲演打气并发布消息，因为当晚我虽然是主讲，更重要的是随后洛夫的朗诵和释解他晚近作品的转变，果然，会场上架起录像，估计唐不遇会在特区写个报告甚么的。为此，我感到荣幸也汗颜，尤其是天虹对我过誉的介绍。我当晚讲的题目是：“ 超乎现实历史同时入乎现实历史：商禽的颠覆策略”，讲的是通过商禽的诗的语言艺术讲我们那一代在突然被国共战乱连根拔起的大流离、大陆铁幕政策的永无归日隔断的废然绝望、和国民党在台湾当年变本加厉的镇压下诗人的采取的突围而出的语言策略。讲演差强人意。讲完，唐不遇过来要了我的讲稿去影印，大概报导时可以择录得准确些。跟着天虹过来说，“明天早上，他们（就是晚饭来的年青作家们）打算分两部车子带你们再去看些地方，同时再继续未完成的吉大的寻索。”他说自己有些累（我对此非常抱歉），明天请盼耕陪同，我实在过意不去，为我这个本应早归而延伫至今的还乡私事，怎好惊动这些初识的朋友们，丢下他们的工作，专程陪我们风尘仆仆的奔走呢？
六
第二天早上周野和卢卫平各开一车来，说先去看苏曼殊故居，这位名震一时民国初年的情僧，我早年因为需要比较翻译接触过他翻译的拜伦的〈哀希腊〉，他实在是一个传奇人物，他母亲是日本人，所以一开始就通晓中、日文，后来又学会英、法文，他很早就出家，对佛理认知甚深，所以也会梵文，他诗画小说倶佳。名为情僧，是因为情感澎湃，爱上不少多情的少女，所以有数度出家之举。他是最早翻译雨果的《悲惨世界》（Les Misérables)（1903）的人。小说《断鸿零鴈记》也风靡了不少读者。我虽然也知道他是香山（即后来的中山）人，但我怎都没有想到，居然故居在现在的珠海，也就是说离开吉大不远。我虽然对苏曼殊的著作没有深入的研究，对这个几近家知户晓的传奇人物的故居自然有几分兴奋。
周野带着电视摄影机带着我和慈美跟张志国，他说要全程摄录，我实在不敢当。他出校门后转左，走一条旧路，不久左面看到一些蓬尘的新旧建筑交杂的乡镇，右面是田野，此时的绿略有枯黄，也许是秋寒的关系。再走，我们进入一条大干道，应该是南北走向的干道，北可以到石岐，南可以直达澳门。此时交通拥挤，有很多大卡车，工程车，尘埃漫天，附近很多大型建筑在进行，和昨天海边的绿树夹道空气清新的大路形成很大的对比。我们刚从大型建筑横生、大型车辆挤压、恶性空气漫天的北京来到彷佛涣然一新的珠海，希望这条干道的情境不会发展成慢不下来、过了调适的临界点的北京模样。这样想着时，车子已经左转入一条小路，到了苏曼殊的故居纪念馆，竟然是无比的凈雅、安详，很能配合他出生成长的日本家庭或庭院的凈雅，也配合他寺院应有的空与淡素，不如很多中国庙宇之浓彩俗丽，让访客客心洗流水那样带着虔洁素雅的心去吸收文物发放出来的气味、气质。我惊讶于这位早夭的苏曼殊诗僧丰满创造力的扬溢，近年有不少青年正在重新发现他。
此时突然电话来了，好像是唐晓虹打来的，说已经找到一位记得我的名字的乡亲，正在那边等着。我们立刻赶过去。在一个路口的斜坡站着几个村民，看到我们下车，其中一位老者跳出来，满脸笑容说，“你就是年通的小儿子，我认得你，几乎都没有变，你两个哥哥维礼、维义是吗？我是叶棠全，跟你妹妹绮莲在小学时同班。”我几乎半信半疑，我妹妹当时顶多三年级，他居然记得，真没想到。至于我们的名字，在村里都用小名如楷、榆、樟，上学的名字父亲采用了新时代的用语。但现在在我心中深处震荡的，是我已经有五十多年没有听人用过的父亲在族人间流通的名字“年通”，我真的回到吉大村来了。旁边还有几个（应该是）叶族的人，但还来不及介绍，叶棠全便说，你应该先去祖坟上香，张志国和其它几个人就去买香，我自己没有一点迟疑，就跟着他从一座大楼后面洒得满地垃圾峻陡难行的山坡走上去，苦了腰痛足痛的慈美，幸好有同来的女士扶持着。到了祖坟前，我突然记得，以前拜山，是走过相当多的田野路途才到的，现在怎会在这里，慈美也低声说，不要拜错山。在她开口之前，叶棠全已经说，“不错，祖坟搬到这里来了。”就是说，为了建筑城市的方便，甚么都可以牺牲，看来吉大村恐怕被“为用是图”的城市吞噬得差不多了。我看到始祖、二世等字样，我分别烧香跪拜，以尽后世子孙的敬意。
下山来，我第一件事就问我们的家，叶棠全说，我带你去，唐不遇那时跟慈美聊起来，问她的感想，慈美说，“维廉在普伦斯顿大学取得比较文学博士学位的时候，那是1967年，他父亲说，若是回到吉大，照族例，祠堂的中门要打开欢迎他回去。当时还是铁幕的年代，一切交通都切断，事实上，正如他在一篇文章里说的：亲人的分离是四十年，不少是天人永隔的例子比比皆是，当然也就没有回来。现在祠堂都没有了。”叶棠全说要开会去，用手机连络亲人，对方有事离不开，我们就沿着斜巷走下去，右面的墙，爬满浓绿的藤叶，左面的墙也相当高，这还不是我记忆中的环境，但半个多世纪了，我不期待看到熟识的事物，举目所见尽是高楼，不久，在巷尾见到利用残留的砖建物架起的卖食物的摊位，这，应该是吉大旧村的一部分了，正要左转的时候，叶棠全把一个匆匆走来的年轻人拦住，他叫做叶剑和，要他接过去带路，我想必然就是他刚刚打电话要找的人，惊喜的是，他原来是四叔的孙子，算是我的堂侄孙呢，交谈下知道，我哥哥回来的时候，他接待过，他从我大哥处也重新听闻过、认识过一些村屋的大概，他的引导是最好不过了。一转角，只见满目如乱葬岗的砖石瓦片，这彷佛是村子的残骸，被城市魍魉般裂齿的高楼虎视眈眈的俯视着。当剑和带我到我当年在里面生、长的房子，剥落乌黑矮矮的房子，我记得门墙上有四季图，这间没有，也许我记忆错误，误把我当年与玩伴玩耍的大屋的四季图重迭在我们的房子上，此刻，我无法或情感上不愿意相信这间就是，因为右面的沟渠没有了，父亲夜夜讲西游记的场所没有了，晒谷场没有了，我们踢足球的大空地没有了，每年大图霍霍、擂鼓喧天的叶族大房子没有了，还有过年时祖母一桌排开我们我们七手八脚做炒米饼的空间没有了，还有那诺大的厨房，
* 沏茶的水烧开了，呼啸着白色上冲的水蒸气，厨房便真正的活起来了，豆小的油灯便有了律动的摇晃；如果此时，抓一把洗切干净的豆角，连带水份，喳的一声向热腾腾的油锅洒去，那才真是有声有色的舞蹈，炒菜的铲子一起一落，是另一种指挥棒，由我那不曾学过音乐的母亲的手挥动着……
但我得承认我是回到我出生的家了，在她从地面消失之前，我还是高兴我回来了，而且让慈美看到一部分我童年成长的环境，听到乡音，和见到她未曾见过的亲友。
七
我站在残破的乱葬岗的砖石瓦片前，想着班雅明关于历史的话：历史／记忆是一种从腐毁的生命碎片中跃起的时间，这些碎片以星辰三度空间的并列（constellations）的架势，爆破线性继起的时间观，而把每一个失去的瞬间赎回，也就是把被遗忘的种种历史唤醒、起死回生。这些记忆的瞬间现在可以赎回甚么呢。这里跃起的将是另一种空间另一种时间的历史，也就是另一种的生活形式。我初到香港的时候，我曾写下这样的感受：
香港，是苦中带甜的日子，对于这个伦敦、巴黎、纽约、芝加哥的姐妹城市, 对我这个刚被逐离开“亲密社群”的乡下十二岁的小孩子而言，冲击很大：没有表情的脸，猜疑的眼睛，漠不关心，社交的孤立断裂，彻底的冷淡无情。
雷门.威廉斯曾说过，乡下与都市实际是一体两面，是两个相互依存互补的概念，彼此划定对方的疆界、定义对方的文化意义。因此我不能想象以后一个没有乡村的世界，在全球化的过程中，要回头肯定乡村的存在已经是刻不容缓的事。很多很多美丽的乡村一个一个第消失，尤其是在所谓第三世界的乡村，吉大已经过了调适的临界点，她的失去也许可以让珠海的城市设计者，或其它城市的设计者，把乡村所代表的未被沾污的亲密社群的活泼泼的生命世界带回去，城市乡村化，乡村调适的现代化。
2011／11 在台北
＊全部选自我七十年代写的《儿时追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