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炎黄文化研究会-林燿德的都市诗学……孟樊

本论文即在探讨林燿德所楬橥的“都市诗学”。此所谓“都市诗学”除了兼有“都市文学理论”的指涉之外，更有专指林燿德的“都市诗理论”（theory of urban poetry）之意。综观一九八○年代的台湾诗坛，形成林燿德笔下所谓的新诗型的都市诗，实属值得注意，并且也成为当时具有世代（generation）新意的新诗类型，而林氏的都市诗理论确有助长都市诗风潮之功，为都市诗做为一九八○年代崛起的新诗型树立了风向标。

林燿德有关都市诗与都市文学（涵盖都市散文与都市小说）的论述稍显零散，尚未及建构成一有系统的理论，即天不假年撒手人寰，令人遗憾；但从他生前留下的两篇论文《都市：文学变迁的新坐标》与《八○年代台湾都市文学》，以及其它相关的论文与分散的评论文章（乃至他的实际创作），约略可以摸索出他拟欲建构的“都市诗学”。检视他相关的论述，本论文拟从三个角度：“都市的时代性”、“都市的文本性”以及“都市的异地性”着手，以探讨其都市诗学理论。

崛起于一九八○年代初的林燿德，一出手即以都市诗学跃入台湾文坛¹，并且以都市文学的旗手自居，大力提倡所谓的“后现代都市诗学”²。最早在一九八六年发表的长篇论文《不安海域──八○年代前期台湾现代诗风潮试论》中即主张都市诗是八○年代中期（一九八四至一九八六）台湾诗坛最值得注意与最具代表性的诗型；紧接着翌年出版的散文集《一座城市的身世》，如同痖弦为该书写的序文所说，是在“为现代都市勾绘新画像”³；随后在一九八九年他和黄凡合编的《新世代小说大系‧都市卷》中更提出“都市文学为八○年代台湾文学主流”的说法，甚至认为都市文学“并将在九○年代持续其充满宏伟感的霸业”⁴。可以说，从一九八○年代现身文坛开始，林燿德即在创作与理论上和都市文学结下不解之缘，并且成为论者所称“都市文学的主倡者和实践者”⁵。

然而，有意提倡都市文学的林燿德，背后是否也有一套自成体系的都市诗学（urban poetics）以为其主张的依据⁶？在此，所谓的“都市诗学”，除了兼有“都市文学理论”的指涉外，更有专指林燿德的“都市诗理论”（theory of urban poetry）之意。大凡一项文学创作的提倡，或者是文学流派或运动的鼓吹，乃至一股文学思潮的推动，背后莫不有相关的文学主张或议论（argument）以为发动和推波助澜之依据，不论这些主张系以宣言的形式──如超现实主义（surrealism），或是理论性论述──如后殖民主义（postcolonialism）的扎伊尔德（Edward W. Said）所提出的东方主义（orientalism）等学说形貌出现。综观一九八○年代的台湾诗坛，形成林燿德笔下所谓的新诗型的都市诗，确属值得注意，并且也成为当时具有世代（generation）新意的新诗类型，一九八六年在复刊的《草根》诗刊第九期刊出的〈现代诗的草根性与都市精神〉一文即坦言：“罗门一再预言的都市王朝已经来临：世界岛不再仅仅存在于噩梦里；现代台湾也已在网状组织和信息系统的联络和掌握中成为一座超级都会。”宣告因应而起的都市诗所隐含的时代性意义，同时提出：“所谓‘都市诗‘不形成割据与派别的党团，因为它的讯息与诉求存在于这个时代普遍的人类心理基础与生活领域之中，是在关切诗人所站立的土地外，又具备着包容性、宇宙精神的一种创作主题。”⁷《草根》该文如此主张，算不算是一种“类宣言”，姑且不论，但林燿德于此时相继出现的有关都市诗（或都市文学）的论述，肯定有助长都市诗风潮之功，为都市诗做为一九八○年代崛起的新诗型树立了风向标。

林燿德有关都市诗与都市文学（涵盖都市散文与都市小说）的论述稍显零散，尚未及建构成一有系统的理论，即天不假年撒手人寰，令人遗憾；但从他生前留下的两篇论文《都市：文学变迁的新坐标》与《八○年代台湾都市文学》⁸，以及其它相关的论文与分散的评论文章⁹（乃至他的实际创作），约略可以摸索出他拟欲建构的“都市诗学”。由于他匆忙弃世，留下的有关都市诗（文学）的论述，虽非断简残篇，如前所述，总是未及形塑为一完整理论，故此，本文底下所探究的都市诗学，不妨可看作是林氏的雏形理论。

林燿德曾说：“都市文学不一定发生在都市，都市文学可能发生在海上，发生在荒野之中。”痖弦据此为之解释：“这意思也就是说：不一定写摩天大楼、地下道、股票中心、大工厂才是都市文学，凡是描绘信息结构、信息网络控制下生活的文学，都是都市文学。”¹⁰依痖弦的了解，地域或空间并非林燿德所界义的都市之依据，反倒是后工业社会或信息社会所兴起的视讯网络与新闻媒体所造成的“心灵地图”的改变，才是划分现今都市的凭据。

痖弦认为：“在林燿德的观念里，人类进入后工业文明以后，城乡的定义已与过去大不相同。古时的城市以城墙为界，墙内为城，墙外为乡，一目了然。”但是“现在的城市概念不但延伸到‘城’外的卫星市镇，甚至，在大众传播家的眼睛里，凡是现代科技、现代信息网络笼罩的地方，都是城市的范围，这么说来，所谓现代城市也应该包括乡村在内。”¹¹回看林燿德自己的说法，在《都市与乡村》一文中他如是说道：

这种﹝城乡﹞对立关系在近十几年来产生根本性的改变，都市和乡村的关系不再是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之间的对抗，都市的体质已经渗透进乡村，都市人反过来开始羡慕乡村的生活，而乡村人也不再是“乡巴佬”、“土包子”，这一切都是因为信息和交通进行了“沉默的革命”。……城乡或有建设上的差距，但是透过视讯网络和新闻媒体，从此在心灵上的差距终将消弭于无形之中¹²。

城乡的对立既在现代人的心灵上消弭于无形，显而易见，都市的边界将越出行政地域的区隔，以台湾而言，则“将全岛联线成一个大型的都会系统”（特别在高铁计划付诸实现之后），“都市不再是对立于乡土的‘地点’”；因而林燿德认为，“乡村被吸纳到都会系统中成为都市的后院，甚至，成为都会系统中居住与生产的另一种空间，传统的城乡对立观已经不适用于今日的台湾，我们需要一幅崭新的心灵地图。”¹³

然则城乡的区隔与对立为何会如此消弭于无形？林燿德说是因为于此之际信息（也包括交通──前者是无形而后者是有形）科技发达所进行的一场“沉默的革命”。在此，林燿德把他当时刻在建构的“空间诗学”（space poetics）予以历史化了。在林氏看来，都市一词的界义不再以空间为区分城乡的标准，是因为（就台湾而言）历史来到了一九八○年代；然而为何会是“八○年代”？乃因到了八○年代，台湾才进展到一个信息发达的国家，或者说是后工业社会（post-industrial society），而这样信息发达的社会也是一个“流动不居的变迁社会”──林燿德甚至以此来界定八○年代的（台湾）“都市”¹⁴。职是之故，他才主张“‘都市文学’一词可以将‘八○年代’吸收在内，成为时代性的标记”，而这也可以解释为何他会始终将都市文学视为八○年代台湾文学的中心点¹⁵。

在林燿德看来，在一九八○年代以前（农业社会、工商业社会），都市被当时的诗人视为一个庞大完整的结构体，而“赋予它种种形上意涵的是诗人内在的焦虑”¹⁶。一九五○、六○年代的诗人如黄用（《都市》、《机械与神》）、锺鼎文《输电铁塔》）、张健（《文明》）、林绿（《都市组曲》）等，都市在他们的笔下，显现的是既拥抱又批判的矛盾心态，一方面都市代表的文明以壮阔的姿态进入了诗行，另一方面诗人对于文明的幻灭感也寄托在都市的符征中；而都市文明的光焰愈炽烈，怀旧的潜意识也就愈浓厚¹⁷。台湾的现代诗人之所以有此扞格、矛盾的心态，则主要受到西方自未来派以降现代主义作家的影响。林燿德此于指出，由于现代主义的引入，使得诗人们“发现了更深广的世界，这个世界伴随着新潮的艺术观念和形式本身而浮现本质──一种精神荒原的追索，冥冥中自西方工业国度隔海传来的艺术回响撞击着台湾诗人的心。”¹⁸

这种矛盾引起的内在焦虑感，到了一九七○年代则转为拮抗的对立心态，在吴晟等写实主义诗人身上，乃将此简化为城乡对立，尤其是在他们的田园心结（pastoral complex）与泛政治的意识形态结合之后，“‘都市’的‘墙’，如钢琴上的黑键与白键，醒目地隔间了截然二分的两种世界观，来自墙内的‘侵略者’与墙外的‘被压迫者’，以戏剧化的姿态化身为罪恶的都市买办与纯朴的田园老圃这两种彼此憎恨的角色。”¹⁹若是根据张汉良的说法，则这种城乡的二元对立，都市与乡村分别被赋予对立的道德含意，其结果便是诗人笔下指谓的城市成了“被谴责的都市”（the city reviled）²⁰。

然而，历史到了一九八○年代的台湾社会，新一代诗人（作家）笔下的都市则迥然不同于之前的看法。林燿德所主张与提倡的都市文学即是历史化地被“定位”在此一“时代”──一九八○年代（及其之后）。在此之前，都市被作为一个“城乡对立”模式下负面的、反动的符征，而这样的一个具负面意涵的符征，林燿德认为乃在于诗人们仍将都市摆置在或现实或形上的某一固定“地点”概念上²¹。如前所述，都市文学不一定发生在都市，亦即都市的地域可以被文学（诗）穿越，地域或空间已不能成为都市划界的依恃。然则空间失去凭借的都市诗或都市文学如何被判定？林氏在此易以“都市精神‘的存在与否做为划分的标准；而若以此标准观之，即便是以都市景观为描写对象，但却出以农业社会的心态，则此类诗作并非他所谓的“都市诗”的统摄范围²²。

在林燿德最早出版的《一九九四之后》一书即指出新世代诗人欧团圆的诗作最具有这种时代性的都市精神²³，称他为“掌握都市精神世代的先声”，如《逃课》、《哥耶雷加》、《我和她的一天》等诗，不仅“着眼于都市生活经验”，“更是洋溢着后期工业文明作家的个性”²⁴；但是林燿德特别举他的另外九首乡土怀旧诗作《冬之旷野》、《夜晚的海港六章》、《在童年的方壶岛》、《渔妇》、《当我走过》、《老妪》、《搬家》、《海港》、《台湾海峡落雪》，说明这些诗虽以故土为素材，却是“以都市精神完成的乡土题材作品”，所以都可说是“都市诗”²⁵。除了欧氏被视为“后期工业文明社会孕育而成的现代诗人”外，在后来的《重组的星空》一书中，林燿德更指出，新世代诗人包括林彧、赫胥氏、柯顺隆、林群盛等，乃至于倡导诗演出的杜十三、提倡录像诗（学）的罗青，都是具有这种“都市精神”的都市诗诗人²⁶。

仔细审视林燿德所列举的具有“都市精神”的诗人，清一色均是相对于纪弦、余光中、罗门等前行代的新世代诗人，林氏则以“掌握都市精神的世代”一词称之（代表诗人如上所述）²⁷；于此，我们终于明了，原来林燿德将都市诗或都市文学历史化在一九八○年代的台湾诗（文）坛，背后实出以另一个更深层的动机，那就是把都市诗或都市文学和新世代诗人（或文学新世代）结合起来，而都市诗也成了新世代在一九八○年代向前行代互别苗头乃至在历史翻新页的主要大纛。

前面提到，林燿德揭橥以都市精神而不以空间或地域来为都市诗（都市文学）划界，然则何谓“都市精神”？到底林氏所说的“都市精神”具有什么实质意涵？纵观林燿德所有的著作，对此并未做正面的答复。以前述林燿德提及的欧团圆那九首乡土怀旧诗为例，他只说其冷静知性的语言系出自“都市化的思考模式”，由此具备了“都市精神”，却对什么是“都市精神”不置一词。

然而，若以排除法加以寻绎，则我们可以肯定，林燿德所说的“都市精神”显然与都市题材无关，在一九八六年他发表的长文《不安海域──八○年代前叶台湾现代诗风潮试论》中即率先主张，所谓八○年代的“都市诗”并非以都市相关题材之有无做为归类的原则²⁸。诗作是否为都市诗在此既与诗的题材与内容无涉，那么剩下的衡判标准就唯有从形式（或语言）着手。然而“都市精神”如何跟文学形式相关？事实上，林燿德的确未做此联想，但在上文中他曾提及，上述那些他所谓的“掌握都市精神的（新）世代”，其作品均与后现代主义诗学的发轫密切关联²⁹，由此他的都市诗学就接上了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

针对林燿德所提倡的“后现代都市诗学”³⁰，他撷取的是来自后现代主义的文本观，更确切地说，是来自巴特（Roland Barthes）的文本理论（Theory of the text）³¹。巴特在《文本的理论》（“Theory of the text”）一文中指出，文本与作品（work）不同：“作品是一个完成了的客体，可以计算，能够依据一处有形的空间”；而“文本则是一个方法论的范畴”（因此不能计算文本的数目，至少不能用一般的方法来计算），简单地说，“作品可以拿在手中，而文本则是存在于语言之中”，试看巴特本人进一步地说明：

就巴特看来，作品显然隶属于物质性（materiality）的领域（涉及书籍的开本、纸张、版型、封面设计等等），并且总是依附于一些类别范畴，如体裁、样式、风格、创作方法等；而文本则属于以语言表述的赋义或意指活动（signifying），进一步言，除了诗作（以及其它文学作品，小说、散文、戏剧等），所有的意指实践──绘画实践、音乐实践、电影实践……都可以产生文本。甚且在此情况之下，作品既被视为文本，作品本身便破坏了各种类型，“破坏了它们所隶属的那些内部齐整的类别”，盖因“文本的经验几乎总是一种超乎体裁界限的经验”³³，而这与林燿德于一九八○年代初期即主张“打破文类”的想法如出一辙；或可说，林氏系挪用了巴特如此的文本理论，以建构他的“都市文本”说。

林燿德认为，“要认识‘都市文学’，首先要认识正文〔文本〕中的‘都市’究为何物”，因为所谓的“都市文学”就是都市文本的文学实践³⁴，而这又是来自都市本身就是文本。这说法系受到上述巴特将文本视为一种意指实践的启示，换言之，都市作为文本（the city as text），是由于都市本身即是一种意指活动，也缘由于除了文本，我们无法认识以致描述都市，而这样的都市文本观，其实又是来自解构主义（deconstruction）理论家德希达（Jacques Derrida）“文本之外无他物”（“There is nothing outside the text”）的主张，而德希达对这句名言的解释是：“阅读……无法合法地逾越文本以朝向某些非文本的其它事物……或者朝向可以产生内容的文本之外的意指（a signified outside the text），也就是在语言之外可以发生内容的地方，换言之，在某种意义上言，就是我们在此所给出的在一般写作之外的语字。”³⁵若按德希达的说明，我们对都市的阅读、了解乃至创造，都无法在都市此一文本之外找到意义。林燿德说都市本身就是文本³⁶，所以都文诗（文学）就是都市文本的文学实践，而诗人的创作活动本身因而也形成都市的社会实践（也即意指活动），他“同时兼具了都市文本的阅读者，以及文本中都市的创作者的双重身分”³⁷。

林燿德上述的主张其实完全袭用张汉良在〈都市诗言谈──台湾的例子〉一文的说法。在该文中，张氏拒绝以都市为素材来界定都市诗，都市诗并不是都市的主题化或实体化（reification or thematization）──这是一种粗糙的简化主义的摹拟论、决定论³⁸；为了对抗这种简约的摹拟论，张汉良始进一步强调都市的文本性（textuality），试看他底下的说法：

为了避免粗糙的摹拟论、衍生论和决定论，论者把反映（reflection）解作折射（refraction），把都市作为素材（staff，donnée）变为都市作为下层正文〔文本〕（subtext），由此产生了诗正文。然而，即便批评“语言囚牢”（The Prison-house of Language）的詹明信〔Fredric Jameson〕，也不得不承认，所谓下层正文不是立即呈现的外在现实，而是语言的正文化，“文学正文重新书写或重新结构一先在的历史或意识型态下层正文”。这种正文化作用质疑、颠覆、甚至泯除了下层正文的先验性³⁹。

张汉良在此提出的都市文本观，可以分成两个层次来看，也就是都市文本与诗文本：前者原先系做为“自然的在场”（即外在现实）而存在，但后来也被语言予以文本化，并且成了后者的下层文本（其先验性也因而被泯除）；后者则是根据前者而产生，它的产生则又重新书写或结构了下层文本的前者，也就是诗文本将都市予以文本化，所以张汉良说：“所谓的都市已经是一个被正文〔文本〕化、被书写了的现象。”上述这两层文本关系可以形成“文本里的都市∕都市里的文本”（the city in the text∕the text in the city）的辩证──更确切地说是“文本作为都市∕都市作为文本”（the text as city∕the city as text）的辩证⁴⁰。

张汉良上述的说法被林燿德引入他的论文《八○年代台湾都市文学》中，并附和张氏所言：“当我们言及‘都市文学’一词时，势必涉及到两种正文之间的关系。”亦即前所说“文本作为都市”与“都市作为文本”的辩证关系⁴¹。然而，张汉良此说恐须再加辨明。“都市作为文本”乃指将都市本身视为文本，如前所述，因为它已被视为一种意指实践；“文本作为都市”则指诗（文本）化为都市，但诗如何能化为都市，若能，那就“着相”。再者，“都市作为文本”对应的是“文本里的都市”，盖都市之所以文本化，乃是它的文本的面貌再现（representation），也就成了文本中的都市，至于“文本作为都市”对应的不只不是“文本里的都市”，也不是“都市里的文本”──后者所指涉的“文本”太过空泛，因为存在有各种可能的文本，即不只是诗文本，也包括散文文本、小说文本（文学文本），以及音乐、绘画、雕刻、电影……乃至其它经济与社会文本。爰是，正确的都市文本观只有一种，那就是“都市作为文本”，且其意指活动正显现在“文本里的都市”。林燿德若有如上的反思，对于张汉良的“都市文本观”便不至于照单全收，而且对他底下这段出自《都市：文学变迁的新坐标》的一段话才能自圆其说：

说到底，都市文本的文学实践仍要“落实”在诗文本中的“都市”，而这样的都市“书写”不能仅对某一行政区域的都市外观进行表面的描述或报导，更要进一步去挖掘它的“潜文本”，亦即社会发展中称图与矛盾的层面，乃至于深埋于都市意象里的集体潜意识。问题是：挖掘出这样的深层文本（deep text）则又与形成何干？细看林燿德所说的这种深层文本（或潜文本），其所指涉的内容不是和都市的题材息息相关吗？（如社会发展中的冲突与矛盾）或许林氏会如此反驳上面那样的“指控”，指出这些潜文本其实是它所揭橥的“都市精神”，即文本（诗）中所呈现的都市须具备有“都市精神”才是真正的都市文本，而都市也才能被（诗人）文本化。

然而如果我们拿林燿德自己所举的收录于诗集《都市之瓮》中卷一“符征”的四首诗（《路牌》、《铜像》、《广场》与《公园》）来看，就会发觉，即使这些诗都具备他所谓的“都市精神”，其题材却都与城市景观有关，他并没有去拣选类如欧团圆《在童年的方壶岛》那样具乡野特色的题材来书写他自己的“后现代都市”；如此一来，我们是否也要追问他的都市诗（文学）文本，难道都和都市素材（即其所说的表面的都市景观）彻底无关？或者做为文本的都市本身与都市素材无涉，只要形式创新就可谓为都市诗──若真是如此，则都市诗就可以什么都是了⁴³。

不论都市诗是否与都市素材无涉，林燿德所建构的都市诗学念兹在兹的无非是上所说的都市文本的概念，而这“文本观”又是受自巴特、德希达等后结构主义文论家的启迪，一步一步建立他自己的“后现代都市诗学”。虽然如前所述，林氏将他的都市诗学历史化在一九八○年代的台湾社会，但同时他也受到另一位后结构主义思想家傅柯（Michel Foucault）“空间理论”（space theory）的影响，使得如他自己所言，对都市文本的诠释“从贯时的时间思维挪移到并时的空间思维”⁴⁴，而这里的“并时的空间思维”正是他袭取自傅柯提出的“差异地点”（heterotopias）的说法。

Heterotopias一词，林燿德译为“差异地点”，简言之，即“异地”（异质地点）⁴⁵，在《都市：文学变迁的新坐标》一文中，林燿德将它解为一个“幻设的真实空间”，颇能传神；而这样的空间“能够在生活中寻找到准确的喻旨，但又在于一切地理之外”⁴⁶。傅柯在《其它空间的文本∕语境》（“Texts∕Contexts of Other Spaces”）一文中在提出“差异地点”一词之前先是说明，相对于中世纪的定位空间（space of emplacement）与伽利略（Galileo）时代的延伸（extension）空间概念，今天我们的基地（site）的空间取代了定位的延伸，而所谓的“基地”是被点和点或元素和元素之间的近似关系（relations of proximity）所界定，吾人可试着从某组界定这些特定基地的关系来描述不同的基地（如暂时休憩的基地：咖啡厅、电影院、海滩等）。在所有的基地中，傅柯关切的主要有两类其它的基地（the other sites）：“首先是虚构地点（utopias），虚构地点指的是那些没有真实地点的基地……它们以完美的形式呈现社会本身，或者把别的社会给倒转，但无论如何，这些虚构地点基本上并非真实空间。”而与虚构地点相对的就是另一基地，即差异地点，傅柯如是解释：

在每一文化、每一文明中，可能也有真实的地点──这些地点的确存在，而且形成社会真正的基础──它们就像那些对立的基地（counter-sites），即一种有效发生的虚构地点，在这些有效发生的虚构地点中，真实的基地，也就是在文化中可被发现的所有其它真实的基地被同时地再现、对立与倒转。这类地点在所有的地点之外，即便如此，仍可能指出它们在现实中的位置。由于这些地点绝对不同于所有它们所反映与谈论的基地，藉由它们和虚构地点的对照，我将之称为差异地点⁴⁷。

在此，傅柯并进一步说明：“这些差异地点与虚构地点之间，可能会有某种混含的、连结的经验，而这样的经验可做为镜子。镜子毕竟是一种虚构地点，因为它是一个无地点的地点（a placeless place），在镜中我看到了我不再那里的自己，外在那打开的在表层之后的一个不真实的、虚拟的空间；我就在那里，但那里我又不存在，那是一种将我自己的可见性（visibility）给予自身的影像，它使我在我缺席之处看见我自己──这就是镜子的虚构地点。”⁴⁸傅柯对于差异地点如此的主张，林燿德在另一论文《洛夫<杜甫草堂>》中的“时间”与“空间”中有它自己的理解与诠释。他分析洛夫笔下的杜甫草堂可说是一个差异地点的范例，因为虽然我们可以在现实的观光地图上找到杜甫草堂的位置，但事实上真实的杜甫草堂（即真实地点）早已消灭，“这座膺品所反映的是一个纪元八世纪‘安史之乱时期’的唐代文化空间，它所提供的‘议论’着眼在一个挫折失意于宦途、困顿冻馁于茅屋的诗人究竟如何在迍邅中发挥毕生秉性与才具于颠峰的个人传奇”⁴⁹所以这座被真实草堂“再现”（represent）的杜甫草堂膺品即是一种差异地点，林燿德继而指出：

福寇〔即傅柯〕在讨论“差异地点”时指出，由于“差异地点”绝对不等同于它所反映、所议论的基地；就好比说秦俑所反映的是纪元前三世纪的秦代现实空间，但它不等同于消逝了的秦代现实时空；杜甫草堂亦同。但是它犹如一面镜子，在镜子之中，我们可以看见自己，看见自己进入一个并不存在的时空；换言之，也看见了不存在于镜子中的自我，我在彼端，但彼端非我所在，镜子所展现的是一种使自我目睹自我──在自我缺席之处目睹自我──的能力⁵⁰。

林燿德在上文以杜甫草堂为例，对傅柯的异地观加以诠释，令人一目了然；或许有人会质疑：杜甫草堂并非置身于都市空间里，本身更非现代的都市建筑，与林氏都市诗学的建构无涉。纵然如此，我们在《八○年代台湾都市文学》一文中仍可发现，林燿德同样援用了傅柯上述的异地说。以他分析黄凡的《房地产销售史》为例，林燿德认为作者“透过虚构的手段回到一个真实的空间中”，而这个“真实的空间”隐身于都市，“它是‘被发现’的空间，同时因为它的‘被发现’，成为‘既存的’潜意识的现实化。黄凡藉由《房》文指出这种虚构空间在现实中的存在，它（它们）在一切地点之外”，而且不是“可用我们日常生活经验重新践履的‘真实地点’”⁵¹，也就是说，文中的“真实空间”在都市中并不对应着真实地点。林燿德继而申论：“它们在一切地点之外，又可能在一切地点之内，飘零、破碎，时刻变化，没有统一的形上学概念维系着它们存在的规则。”⁵²

在该文中，林燿德以傅柯的异地说进一步再加引申。它认为黄凡的《房》书观察所及的公寓空间（小说中出现的一栋后现代式的五楼双拼公寓）就是一种“多棱镜的多面折射”，而“多棱镜的每一片镜面都是朝向某一个别的立体（在叙述中成为客体）开放的场域，使得个别的‘我’或‘他’在自己的缺席之处（自我并非真正进入镜片内部）看见自己的存在和容貌”⁵³，试看他底下的阐释：

都市本身呈现出并时的、多重编码的空间结构，犹如笔者所使用的“多棱镜”意象，一切历史的、曾经被时间界定的事物在这奇异的、远远脱离牧歌田园模式的多重空间中再现、变形、隐匿、互相结合或者撞击，而作家处身其中，不仅本身以及自己的作品成为都市自动书写的一部分，他在正文〔文本〕中也面对了物理空间和心理空间交错的建筑、路牌、铜像、广场、公园以及梭织其隙的各种意识型态，更重要的是这些生动造型背后所隐藏的世界⁵⁴。

如此“多棱镜式”的异地观，是否可以在现代诗中找到例子（以建构林氏的都市“诗”学）？林燿德在《都市：文学变迁的新坐标》一文提及罗门的《都市‧此刻坐在教堂作礼拜》一诗⁵⁵，认为这首诗“在诗人的俯瞰下，从现象中抽出来的‘都市’，拔升出肉眼目睹的现实”，如此形成一个“幻设的真实空间”，也就是傅柯所说的差异地点⁵⁶；不过，他并未指出这首诗呈现有多棱镜式的差异空间。想必是本文发表时间在《八○年代台湾都市文学》一文之前，而“多棱镜”的提法系在该文出现，换言之，在《都》文发表时，林氏虽然已有傅柯异地观的论调，但尚未出现多棱镜说的主张。

事实上，林燿德援用傅柯的异地说，并将都市本身视为一种具“并时的、多重编码的空间结构”，由此而产生“多棱镜的多面折射”，已经将之嫁接到德希达式的后现代“空间观”。李翰（Richard Lehan）在《文学中的都市──一部知识与文化的历史》（The city in Literature: An Intellectual and Cultural History）中指出，过去将都市视为符号系统时，需要一个先验的能指或意符（signifier），以便能恰当地去处置其它符号──这样的都市观收到了德希达的挑战。从德希达那种不稳定的语言系统内部来看，“没有了先验的能指，都市符码开始漂移，意义被神秘取代”，都市便失去享有“真实”的权利。没有了先验（或超验）的东西，都市无法超越它所消化的东西，李翰于是指出：“心灵也就无法超越自身”⁵⁷──这也是林燿德指出的近二十余年来罗门都市中所呈现的“都市迷惘”；而其结果则是：“共时取代了历时，符码系统取代了本质，关系替代了现实。意义不再是在自然中而是在一套系统中‘被发现’”⁵⁸──这是德希达式的后现代城市，也是林燿德失去地点（真实）的多棱镜折射的都市。

再进一步言，林燿德所说的这种具多重编码（符码）的多重空间的后现代都市，其实也是上面所说的德希达的文本化的都市。傅柯所谓的差异地点虽然指向真实地点，而是在所有地点之外的地点，所以它是“有效发生的虚构地点”（a kind of effectively enacted utopia）──也因此林燿德才将之诠释为“幻设的真实空间”，只因为这样的都市（空间、地点）存在于文本之中，甚至二度存在于诗人的（诗）文本之中（文本中的文本）；而文本本身就是一个符号系统，也因此都市文本里显见的只能是“在所有地点之外”的差异地点，它指向真实地点（故非虚构地点），但又不是真实地点──它只是存在于文本（符号系统）中的地点。如此一来，林燿德就嫁接了巴特、德希达、傅柯等人的相关学说，以此建构他在一九八○年代一开始就提倡的“后现代都市诗学”。

李翰在上书开宗明义即言：“都市是都市生活加之于文学形式与文学形式加之于都市生活持续不断的双重建构。”⁵⁹这也就是说，都市文学来自都市的生活，──此也意味着：有怎样的都市生活，就会有怎样的都市文学；反过来说，都市生活的内容（往往）也由都市文学加以表现──这也暗示：人们是从都市文学来认识都市生活。就此而言，林燿德指出在一九八○年代之前，不论当时是农业社会或工商业社会，写实主义诗人或现代主义诗人笔下的都市，基本上都是植基于田园情结之下“城乡对立”模式下负面的、反动的符征⁶⁰。到了一九八○年代信息或媒体社会来临，城乡差距消弭于无形之中，都市不再是对立于乡土的“地点”⁶¹，反映在文学（形式）上便是后现代都市文学的崛起（诗、小说、散文毫无例外）⁶²，而这也是为什么他会将都市文学（以及都市诗学）“历史化”在一九八○年代的主要理由。

而李翰在上书中同时还说：“我们发现，都市与关于都市的文学有着相同的文本性……从笛福（Daniel Defoe）到聘琼（Thomas Pynchon），阅读文本已经成为阅读都市的方式之一。”⁶³可见从文本来阅读都市，在西方已自成传统；时至今日，都市文本更被视为文本，所以林燿德提出的“都市诗学”是“文本关于文本”的诗学，也诚如李翰进一步所言：“不论是谈论都市文本或是文学文本，后现代主义都创造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现实概念。”⁶⁴在历史化都市诗学在台湾社会的时空意义之后，林燿德从文学形式的立场出发，将后现代主义绾合到他的都市文本上，从而引用傅柯的差异地点理论，缔造了不一样的都市现实空间。

于此我们回过头看看收录在《都市之瓮》卷一“符征”的《路牌》、《铜像》、《广场》、《公园》等都市诗（虽然前述质疑他并非不完全考虑都市的题材），诗中所展现的对应于都市真实地点的所谓差异地点⁶⁵，真正吸引人的并不在题材上──因为我们于其中找不到真正的后现代都市地景⁶⁶，而是林燿德拟欲打破文类形式限制的尝试（尤其是《路牌》与《公园》二诗），而都市做为书写符号的文本，在此已被林燿德予以重新编码了。最后，我们可以说，重新编码正是林燿德拟欲以后现代都市诗学重启的台湾“都市诗言谈”（urban discourse）⁶⁷。

1.林燿德于台湾文坛正式发表的作品（不含学校刊物），即是一九八二年刊载于《明道文艺》（75期）的都市散文《都市的感动》；隔两年另一篇《在都市的靓容里》被收入九歌版的《七十二年散文选》，也从该年九月起于《新生报副刊》陆续发表“都市笔记”系列散文。参见林燿德，《林燿德写作年表》，收入氏着《一九四九以后》（台北：尔雅，1986），页300。

2.林燿德在《八○年代现代诗世代交替现象》一文曾自云他在一九八○年代提倡“后现代都市诗学”，并认为此一“后现代都市诗学”实系一种“后现代全球化现象”的“换喻”──即是“以部分从属于整体的关系来间接暗示整体的状况”。参见氏着，《世纪末现代诗论集》（台北：羚杰企业有限公司，1995），页57。林燿德此处的“换喻”之说系出于他对“提喻”（synecdoche）的误解。以“后现代都市”比喻“后现代全球化现象”，乃是以局部喻全体，所以是一种提喻而不是转喻关系。

6.“诗学”（poetics）一词，研究的对象（或范畴）当不仅限于诗，林燿德在《八○年代现代诗世代交替现象》一文里有特别说明，参见《世纪末现代诗论集》，页57。诗学一词，若非有特定用法，一般均泛指文学理论，此自亚理斯多德（Aristotle）的《诗学》（Poetics）一书以来即成定论，似不必林氏特别指明。唯本文此处所指的“诗学”，除了指涉一般的文学理论外，更兼有新诗理论的指涉，如下文所述。

23.林燿德这本《一九四九以后》原订有副书名“台湾新世代诗人初探”，但成书后的书封与版权页皆去掉副书名（只在目录页载明）。在本书《导言》中，林氏首倡“新世代诗人”之说，他所谓的“新世代”系指“一九四九以后出生的台湾诗人”（本书书名的由来），而“这些诗人的生命实际经历了一九四九以后台湾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种种的发展，目击了农业、工业、乃至后期工业文明的各种现象；尤其一九五六年后出生的诗人，不但接受到一九六八年起实施的九年国民义务教育，更在成长期间即身受都市化生活空间的影响……”，他的都市诗学几乎植基于新世代诗人身上。参见林燿德，《一九四九以后》（台北：尔雅，1986），页2。

35.德希达在《论文字学》（Of Grammatology）中以鲁索的文本（Rousseau’s text）为例，说明他的文本从来不过就是一种写作（writing），这样的写作所开放的意义与语言即是──写作做为自然在场的消失（writing as the disappearance of natural presencce）。Jacques Derrida, Of Grammatology trans. 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p, 1976), pp. 158-159.

38.张汉良，《都市诗言谈──台湾的例子》，《当代》，第32期（1988年12月），页40。其实张汉良的说法并不新，早在一九四○年代出版的《文学理论》（Theory of Literature）一书中，韦勒克（René Wellek）与华伦（Austin Warren）即指出，根据题材来划分文类（genre）乃是一种社会学的分类法，若依此方式来分类，势必分出数不清的类型；他们认为文类的区分应根据文学作品的外在形式（如特定的格律或结构），譬如二首步诗（dipodic verse）与平达体颂歌（Pindaric ode）；以及内在形式（如态度、语调、目的──较为粗糙的主题与阅众），例如田园诗与讽刺诗。René Wellek and Austin Warren, Theory of Literature (San Diego: A Harvest Book, 1975), pp. 231-232.

44.林燿德，《重组的星空──林燿德论评选》，页199。此外，索贾（Edward W. Soja）在《后现代地理学──重申批判社会理论中的空间》一书中提及，西方学界在一九六○年代前期以前几乎由历史决定论支配，地理或空间的想象明显被边缘化，“时间掩盖了对社会世界可变性的诸种地理诠释”。直到傅柯在六○年代开始的系列演讲中提出他对空间的前瞻性观察，空间的思想语境才逐渐起了变化，到了一九八○年代，空间的理论化才受到广泛的重视，给之前对空间视若无睹的旧传统带来挑战。但傅柯本人雅不愿被人视为地理学家，因为他拒绝将自己的空间思想投射为一种反历史的理论（尽管他的历史观一开始就被发人深省地予以空间化了），索贾遂认为，被冠为地理学家的称号，对傅柯是一种“理智的诅咒”，是“与一种学术惩罚有损身分的结合”。在后来一次的访谈中，被采访的一位法国地理学杂志编辑的“劝诱”下，傅柯始遂认：“的确，地理学必须处于我探索问题的核心。”Edward W. Soja, Postmodern Geographies: The Reassertion of Space in Critical Social Theory (London: Verso, 1989), pp. 12-15, 18-20.

50.林燿德也进一步指出：“杜甫草堂对于杜甫与杜诗而言，是一个无限累积时间的差异地点，所有吊古者的诗文与观点集聚在此，杜甫一生的一切时光与诗艺的成就也被封闭在建筑和铜像之中。当洛夫进入此一差异地点，也就进入此‘差异地点’用以抗拒现实物理时间的相对性的永恒之中。”同上注，页84-85。林燿德在此援用了傅柯所提的“差异时间”（heterochronies）的概念。差异地点往往对差异时间展开，而差异时间不同于传统时间，傅柯在上文中指出有两种差异时间（他并未对差异时间加以界定）：一是无限累积的时间（indefinitely accumulating time），在这种差异时间下的差异地点有博物馆与图书馆等；二是流动的、转换的、不定的时间（flowing, transitory, precarious time），这种差异时间以一种节庆（the festival）方式和差异地点相关连，如露天市集、渡假村等。前者差异地点的时间指向永恒（eternal），而后者则指向瞬间（temporal）。See Michel Foucault, op. cit. .

51.在此，林燿德拿（一九六○年代）林怀民与王祯和的小说和黄凡做对比。前两者“笔下所临摹的都会和市镇”是“可被寻获、而且可用我们日常生活经验重新践履的‘真实空间’”，但是后者黄凡的小说中再现的“真实空间”，在现实的都市中却找不到它对应着的真实地点──所以它们是差异地点。参见林燿德，《重组的星空──林燿德论评选》，页221。

65.如《路牌》一诗中所说：“不论真挚与否他永恒相信∕现实坚硬的这个都市方块∕实实在呼吸着，吞吐着∕那些逐日膨胀趋近伟大逾越永恒的主题”，诗中路牌“这个都市方块”只能于差异时间里呼吸与吞吐着所谓的“永恒”；然而对应现实的路牌，则只存在于诗文本中的差异空间里。《路牌》一诗参见，林燿德，《都市之瓮》（台北：汉光，1989），页21-26。

66.依雷尔夫（Edward Relph）《现代都市地景》（The Modern Urban Landscape）一书所描绘，后现代主义的都市建物奉行的是“少即是无聊”（less is bore）这句口号，不仅建筑，包括公共空间，重新装饰再度流行（如街道重新悬挂花篮）。它所显示的是一种“奇特性”（quaintness）的空间，例如：复杂的围闭顺序、蜿蜒的信道、小中庭、人行步道上方的帆布棚、内外空间的顺畅转换以及外貌的连续性。以街道而言，很少采用直角转弯，反而透过曲折的视景呈现了柳暗花明的趣味，往往仿造老街形式，分布其间的房舍极少超过四层楼，并偏好使用红砖、榖仓木板与铸铁等现代主义之前的材料。参见Edward Relph着，谢庆达译，《现代都市地景》（台北：田园城市，1998），页313，348-350。

67.此词援引张汉良《都市诗言谈──台湾的例子》一文的用法。“言谈”一词，张氏用的原文是discourse；但discourse一字，除了译为“言谈”外，学界另有译为“言说”（洪鎌德、蔡源煌、陈墇津）、“话语”（高宣扬、王德威）或“论述”（朱元鸿、陈光兴、廖咸浩）。参阅孟樊，《后现代的认同政治》（台北：扬智，2001），页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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