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天虹，著名诗人、学者、出版家和社会活动家。文学创作与学术活动跨越两岸四地，目前致力“汉语新诗”和“中生代”命名研究和视野建构。出版诗集《四地沉吟》、《傅天虹诗存》四十余部，另有理论集随笔编著70余部。

 

 

记者： 傅老师您好！首先感谢您接受我的这次访谈。我在20年前读的第一本诗集就是您的《夜香港》，没想到，去年我们在微博上一见如故，成了“忘年交”，在私底下一直称你“大哥”。今天，我想就您的《中英对照汉语新诗一千部》编选的现状与前景和您进行一次面对面的交流。这三十年来，您一直坚守一种民间化在野运作，企望保存汉语新诗原始资料和原生态作品，现在已陆续协助近千诗人出了自选集，请问您当初是如何做起这个庞大的诗歌工程的？这么多年又遇到哪些困难？您又是如何一一去克服的？

 

傅天虹：中国作为有着五千年灿烂历史的文明古国，一直是诗的国度，诗歌艺术源远流长。汉语新诗经过“五四”以来的白话诗倡导，新诗体建制，至自由派、格律派、象征派三家争鸣，“七月派”和“九月派”诗群的崛起，再因战争分流两岸四十年，到八十年代末的重聚和交流发展至今，已渡过了九十多年的光阴。我们不容讳言，在物欲横流，精神生活枯竭，庸俗的次文化肆无忌惮地取代了精致文化的今天，诗人们的道路是艰难的。由于语言机制的失序，派系斗争的失控，令泡沫和渣滓浮起。所幸爱诗的人始终默默耕耘、诗的民间果实历历在目，如何传承的问题已就迫在眉睫。

新世纪初，我国幸存的唯一与外沟通的官办双语版熊猫诗丛，因不赚钱终于也被迫停止出版。对此我和诗友们很不理解，感觉到只有靠自已了。终于由我策划并主持，当代诗学会主办，香港银河出版社决定出版《中外现代诗名家集萃》(中英对照)丛书（THE WORLD CONTEMPORARY POETRY SERIES），并希望继而能进一步完成汉语新诗 (中英对照) 的选粹丛书。该社邀请中国诗坛泰斗臧克家先生为丛书题签书名，邀请中外诗坛享有盛誉的学者和诗人牛汉、李瑛、向明（台湾）、余光中（台湾）、阿红、邵燕祥、洛夫（加拿大）、犁青（香港）、野曼、绿原、屠岸、张默（台湾）、雁翼、谢冕等(以姓氏笔划为序)担任丛书顾问。

    诗丛工作举步维艰，逾十年来也记不清究竟遇到过多少困难。常常失败已成定局，但又奇迹般活了过来。本来能完成几十本已属奢望，想不到回首望去，如今完成的系列诗丛多达二十套，包括犁青主编的“诗世界丛书”、屠岸主编的“夕照诗丛”张默主编的“台湾诗丛”，史英主编的“新加坡华语诗丛”，吴岸主编的“马来西亚华语诗丛”，傅天虹、李智主编的“短诗选萃丛书”，傅天虹主编的“短诗自选集丛书”，傅天虹、向明、柯原、纪鹏联合主编的“短诗精选丛书”、张诗剑主编的“龙香诗丛”、杨克主编的“犀牛诗丛”、野曼主编的“华夏诗丛”、桂汉标主编的“红三角诗丛”、北塔主编的“锦瑟诗丛”、旭宇、简明主编的 “河之北诗丛” 简政珍主编的“中生代诗丛”、李清联主编的“河洛诗丛”、张明远主编的“歌谣诗丛”、傅天虹、路羽主编的“经典诗丛”、潘颂德、顾振仪主编“海上诗丛”。总数超过六百部。

   至于困难，都会有诗友主动来分担。人心是相通的，诗心也是相通的，我们诗人也就这样相互扶助一步一步走到了今天。

 

记者：汉语和英语是全球性的两大语言世界，诗是语言的艺术。您的《中英对照汉语新诗一千部》确为中国诗歌推向世界，促进中外诗坛的沟通和了解，也为了以诗存史、正本清源作出了贡献，也必将会产生深远影响。我想您介绍一下《汉语新诗名家集萃》（中英对照）各有什么特点，或它们的特色在哪？

 

傅天虹：《中英诗集一千部》采用中、英文两种语言对照编排。这种汉语与英语的对接，也就是汉语新诗与西方读者的对话，这种“沟通”不仅跨越了大中华，更具有了世界性交流的作用。不仅为广大诗歌爱好者提供可资欣赏的精品文本，也将为汉语新诗走向世界创造有力条件。

    《中英诗集一千部》采取广纳百家的集大成的作法，以克服诗坛山头林立，互不买帐的现状，，例如、张默主编的《台湾诗丛》，就集合了蓝星、创世纪、新诗、葡萄园、笠等各诗社诗人，由诗人自选代表性短诗，集结成一人一部的中英对照诗丛，不论是诗人阵容、诗坛各诗社的合作，以及编辑效率，都可说是台湾华语诗界史无前例的一项诗学工程。

    另外，组编的诗集纯以诗人自选的原创作品为重，所以很有历史保存价值。

    至今已陆续收到百多位著名学者、诗人对这一诗学工程的亲笔推荐。华中师范大学的黄曼君教授对此项诗歌工程的推荐语中指出：“本名家集萃选出500部付梓出版是件大事，是让我们回到了经典，领略经典的原初语境，既是历史‘在场’的再现，又能清除现在一些研究的迷雾，经典本身显现出的力量将是无穷的。”

 

记者：由您策划出版的《汉语新诗名家集萃》（中英对照）大型诗学丛书，至今结集逾600部；并争取今后五年再出版400部, 以一千部原创自选的中英双语诗集铺就一条辉煌的纯民间传承的汉语新诗史迹，请问这大量的中译英的工作您是怎么运作的？

 

傅天虹：在英译的方面，总译审由中国著名的翻译家，老诗人屠岸先生担任，台湾方面则推举顶尖的翻译家，诗人宋颖豪担任译审。诗集经由中文选诗、整理、排版、作者校对、由出版社或主编自行请专家译成英文、校译等一系列过程。今後400部如能顺利进行，大致也是这样。

 

记者：此外您还致力于“汉语新诗”和“中生代”的命名研究和视野建构，简单说说您是怎么定义“汉语新诗” 和“中生代”的。

 

傅天虹：“汉语新诗”是针对当前中国90多年来新诗研究所存在的,由文化心理、政治历史因素、人为因素等形成的新诗学科研究的命名上的尴尬和错位而提出的新命名。

汉语新诗的命名，具有两个主要含义，首先，它凸显了与中国传统文言诗的区别，这种语言运用上的差异事实上体现了整个中国建立在语言信仰背后的文化信仰的转变，汉语在这里不仅包含一种诗歌工具的简单意义，更具有一种形而上的品质。第二，“汉语新诗”具有广阔的覆盖性，它包含了时间跨度上的90年，也收纳了不同政治意义上的版块区域的空间分流显现，使得诗歌有了一个更高层次的体认，这种体认指向的并不是时代或者人为的定性，而是一种由诗歌自身审美形态所生发的一种抽象的皈依。命名更能体现汉语自身的各种可能，如在汉语的软硬度、宽窄度、心理体验、意识等方面，把我们这个民族的精神充分的展现出来。可以说，“汉语新诗”的命名在这个意义上有了一种属于诗歌自身的神圣性，是属于人民的一种心灵归属。

“汉语新诗”概念主要体现在以下三点：第一，它避免了白话新诗这样一种非正式的、命意上有明显重复的缺憾，以一种学术的严整和科学性体现出一种以现代汉语操作的新诗的本质特征。第二，它避免了中国新诗之类的命名对中国以外甚至是中国以内的台港澳诗歌的人为排斥，在汉语文化共同体的意义上给予新诗以稳定的文化定位。第三，它避免了汉语旧体诗在现代和当代的复现造成的模糊性，避免了含混地容纳进相关概念的尴尬，例如现代诗歌，当代诗歌，现代汉语诗歌等等概念，就可能导致这样的尴尬。

“中生代”作为一个诗人群体命名，最早见於台湾，台湾新诗史的“代”的区隔，曾以“前行代”、“中生代”、“新世代”、来划分。“中生代”大致指出生于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诗人。大陆诗坛是在多年着眼于“新生代”的崛起后，才转而向“中间代”、“中生代”的关注。直至2007年3月10至13日，在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举办的“两岸中生代诗学高层论坛暨简政珍作品研讨会” 上，对“中生代”的命名的研究，才走上了轨道。大陆学者吴思敬教授的论文《当下诗歌的代际划分与“中生代”命名》提要中指出：“代际划分历来是文学史叙述的重要课题。‘中生代’的含义应该单一化，即不把它看成是流派概念、诗群概念，而仅仅是作为一个断代的时间概念，在目前可定位于20世纪50-60年代出生的诗人。这样‘中生代’就成了文学史时间序列叙述的一个概念。

由此，大陆“中生代”的命名第一次有了这样的视野，即被放在与台湾“中生代”诗人对比的平台上，拓展了“中间代”的命名空间和丰富内涵。对比两岸关于“中生代”的命名，除了在时间上，台湾的“中生代”年龄划分为生于“五六十年代”，而大陆也趋向生于“五六十年代” 左右，差别并不大。即便有这种年龄上的差异，也是由于大陆和台湾在抗战后的不同社会历史进程所致，进而表现在诗人群体的诗路历程、诗风等方面则都有较大差异，但“中生代”这一命名较好地涵盖了这种差异，正因为中生代命名的提出，反而使各自版图上的诗人风貌更加立体化，从而为比较和沟通提供了一个以往所未有的崭新的平台。 “中生代”命名的出现，正彰显了当下汉语新诗学科逐渐开放和合理的思维方向。

 

记者：1987年您在好友犁青、洛夫、路羽、张默直接参与并资助下，创了办《当代诗坛》杂志，坚持出版至今；据我所知它是一份拉开两岸三通序幕的诗刊，一份香港坚持出版最久的诗刊，一份促进全球诗学交流、中英对照的双语诗刊。也想您介绍一下《当代诗坛》这本杂志。

 

傅天虹：《当代诗坛》由本人创办于1987年9月15日，艾青题字，当代诗学会主办，香港银河出版社出版。该刊纯由诗人出钱出力义务经营，是一份立足于港澳，辐射两岸四地及海外的大型民间刊物，至2011年6月止，已出版56期。从第45期开始由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华文所、台湾亚洲大学文理学院、澳门大学中文系协办。阵容来看以第52期为例：名誉社长洛夫，社长犁青；名誉主编屠岸，主编傅天虹、；顾问谢冕、余光中、叶维廉等；2003年后编委从38扩至46人，遍布香港、大陆、台湾、美国、澳洲、菲律宾、新加坡、荷兰、马来西亚、泰国等。这些资深诗人、编辑家的同赴诗约，造就了《当代诗坛》独特的“交融”的特色。

《当代诗坛》坚持“沟通”的宗旨。多年来，办刊同人自觉于“沟通”的必然渠道。

    刊物发表的大量诗文包含着各种风格、形式、流派、题材、体裁。而这些都在“有容乃大”的旗帜下百家争鸣。令《当代诗坛》成为“一份拉开两岸三通序幕的诗刊，一份香港坚持出版最久的诗刊，一份促进全球诗学交流的诗刊”

    而拓荒性的中英双译，则又体现了另一种视野，这便是走出汉语界而朝向多语沟通的另一层意义。《当代诗坛》从移编澳门的第35期伊始，开创了华语诗歌刊物的中英双译之先河。诗刊请诗人自己选诗，比如牛汉（35期）、王辛笛（36期）、周梦蝶（35期）、库尔特·斯瓦泰克（36期）等，甚至请他们自己翻译成英文，如卞之琳（36期）、余光中（36期）。这样一种主张诗人自觉参与中英双译的作法，是极具拓荒性的，43期开始新增“古诗英译”栏目，至今翻译杜甫（37期，43、44期），元散曲选译（45、46期）。这种“沟通”不仅跨越了大中华，更具有了世界性交流的作用。

这里一个认定的基本前提事实是：尤其在80年代中期，两岸四地的沟通尚未真正开启，《当代诗坛》应运而生，吸引了来自两岸四地的诗人眼光，这其中就有北京的艾青、屠岸、邵燕祥，台湾的洛夫、余光中，香港的犁青、张诗剑等。1988年两岸老诗人首次团聚于北京，这不能不说是一次具有历史轰动性的事件。而在19年后，2007年3月10日晚的北师大珠海分校校园，经本人策划，《当代诗坛》的同人们，有来自大陆的屠岸、谢冕、吴思敬、吕进、张明远；来自台湾的黄德伟、简政珍；来自香港的犁青、张诗剑、盼耕；来自澳门的高戈、朱寿桐等，一致同意联合发起“当代诗学论坛机制”，并当场签名为志。这些拥有两岸四地跨区域视野的诗人论者，提出了具有整合性的主张。“当代诗学论坛”机制，现已在珠海、澳门、北京、台北举办四届学术盛会，筹备于今年在香港举办第五届。

在“当代诗学论坛机制”成立前后，“汉语新诗”的概念悄然酝酿。而“汉语新诗”概念的提出，又经越了“中生代”概念的前行。在第47/48期推出“两岸中生代诗学高层论坛暨简政珍作品研讨会论文专辑”中，收录了42位与会者的论文，集中地对两岸四地“中生代”概念和现象进行集体检视，由此，以“中生代”为桥梁，从诗人主体身份出发来量衡当前诗坛处于共时的诗歌生发状态，打破地域的藩篱，而互为交融比较。“中生代”提出所具有的区域整合和视野重建的意义，在“汉语新诗”概念上得到较好的展现。

《当代诗坛》二十余年如一载，坚守一种民间化的在野运作，而这种民间又恰恰体现了汉语新诗的大情怀和大视野，拒绝平庸化、烦琐堆砌、泛散文化、抒情放逐。并且这桌“满汉全席”越办越丰盛，越作越有劲，依然显示蓬勃发展的势头。正如其中“诗坛留痕”栏目中所呈现的，这二十年来的风风雨雨、低潮与盛誉，都化为“鸟飞过的痕迹”，而真正沉淀下来的，是一种求经典求沟通求发展的宏伟意愿和工程图景。

 

记者：据知您从小就居住上海复兴路359号外婆家。我也是自幼跟奶奶大的，所以对奶奶感情很好，您对外婆的感情怎么样？

 

傅天虹：我小时候是住过上海一小段时间，那是一个亲戚家。我自幼和外婆常住南京。被父母遗弃後，外婆是我最亲的人了。作家版的《傅天虹诗存》中，辑入一首我1968年流浪途中写的一首《摇篮歌》，抄录以下，以示对外婆的忆念：“最初的世界/是外婆的摇篮歌// 呵，小乖乖；呵，乖乖……/唇边流淌的旋律/像宽厚的手掌/覆盖了我/不见了黑夜的阴影/有了温馨的火/有了快乐的河/我/跨进了天国// 我最初的世界/是外婆唇边的摇篮歌//——原载手抄本《无题》1968年” 。

 

记者：您7岁就发表诗歌，至今已有58年诗龄，成诗4000余首。早年人家说他是神童。在时间即是金钱的香港社会，写诗等于烧钱。但您二十余年如一日，历经劫难，不屈不挠，艰苦卓绝，在您的一首《途中》，我读到了您的劫难，“苦苦猜度/风的走向/浪尖上的我/早该制成标本”；读他的孤独，“树的手语/游向天宇深处/并非所有的呼唤/都有回音”；读他的坚韧与执著，“只能促成/意志的沉潜/坚实的桥墩/托起天堑飞虹”。  我想知道诗歌之于您是一种怎么样的关系？

 

傅天虹：正如蚕宝宝要吐丝，树要开果，云要漂流，我写诗是件很自然的事。心寒的时候，靠诗才能取暖，写诗是我的宿命。我活着，我的诗活着。我死了，我的诗仍会活看。

 

记者：在微博见您贴了不少雨花石的照片，人说您是石痴，说说您与石头的关系。

 

傅天虹：三十年前去香港，带了这八个字“以诗会友，投石问路”。这些年来，我的诗，确实为我带来了不少朋友的情谊，而雨花石头虽然投出去不少，却至今不知路在何方。

 

记者：您到过贵州吗？说说您视野中的贵州诗人？

 

傅天虹：青少年时代我曾到处流浪，足迹遍及十多个省份。贵州也来过，在六盘水的时间较长，特别是六枝，在煤矿医院一带做过木匠。很遥远的事了，记忆中的贵州，那盘山而过的路、小车站、集市、苗家女……历历在目，一切仿若昨日。

在文革时期,贵州和北京两地的地下文学都经历了各自的令人瞩目的传奇故事。贵州的黄翔和北京的食指成为那个时代传奇的主角。前者引导出“启蒙社”，后者引导出“今天派”。 这一切更令我对贵州印象深刻。

和许多贵州诗友熟悉。哑默早有来往，近年又收到他发来的很厚重的个人资料。我很喜欢南鸥的诗，和南鸥是忘年之交。南鸥的人生道路多舛，但这也成为他一笔财富，令其成为一位真正的诗人。还有杨展华（刀）等，都是知心好友。就诗而言，我对贵州充满好感和期待。

 

记者：最最说说《汉语新诗名家集萃》（中英对照）在未来5年内的一些计划和安排。最后握手傅老师，祝你编安、身健！

 

傅天虹：至今也只是一种愿望，诗的生存环境更差了。摸着石头过河吧，或许真有成功的那一天吧？毕竟是诗人自已给自已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