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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或渡
——关于中生代的命名
姜耕玉
以年龄段划分诗群，虽然随意简单，却也不是没有道理。比如，当下小说界“80后”，正是以群体的写作倾向而叫响。同一代人身上往往具有共同或相近的东西。丹纳在《艺术哲学》中认为，一个社会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性质面貌都取决于种族，环境，时代三大因素”。尽管我们不愿意受制于社会环境，但即使以抗争的姿态写诗，也不可避免地留下时代的烙印。
所谓“中生代”，我最早是从台湾诗刊的评论中见到，大致指出生于上个世纪四五十年代，成长于六七十年代的诗人，如简政珍、罗青、萧萧、张国治、苏绍连、李敏勇、、陈义芝、白灵、冯青、席慕蓉、杜十三、向阳、焦桐等。这些诗人都是在台湾出生或幼儿时被父母带到台湾的，被称为“战后时代诗人”。按照这一年龄指向，香港中生代诗人——有黄河浪、傅天红、盼耕等，他们都是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从大陆去港；还有羁魂、韦鸣、胡燕青等香港本土诗人。在大陆，七八十年代处于社会转型期。从在黑夜里歌唱的食指到朦胧诗群的崛起，这批年轻的在社会转型期中登上诗坛的真正意义上的诗人，可列入这一年龄段的“中生代”。当然，这一时期崭露头角的诗人，还有不少。同一年龄段的诗人有不同的走向和流派，成绩与影响也有大小之分。按我理解，只能从宽泛的时代背景上给中生代定位。通俗地说，中生代就是区别于新老一代的称谓。而在阐释这一命名时，免不了要选取具有代表性意义的诗群或流派。
我对中生代的兴趣，在于其社会环境与时代对诗歌的影响。战争需要诗歌，但培育不了诗歌，只有在和平年代，只有人类有了生存的自由，才有诗歌的植根和生长的可能。
朦胧诗群是大陆七八十年代社会转型的雏儿。这一群生来就是诗人的心理上笼罩和积压着“文革”的阴影，他们闪忽于诗中的“黑色的眼睛”，情不自禁地流露着对光明和自由的渴望。他们毫无弱者的自恋，也没有小资的徘徊与无奈，而是奋起挣脱与冲破束缚住他们身心的桎梏，一首首诗表现了震撼人心的思想批判力量。尽管朦胧诗超前地崛起，但还是当时酝酿着的社会变革把她推向了前台。朦胧诗的破坏性魅力，正源于受尽压抑的人类对自由解放的追求，她已成为一座不褪色的纪念碑。
在台湾，六七十年代，有诗生长的空间。从战火的灰烬中逃出来的前辈诗人，也是在这期间获得休养生息，积蓄勃发，并有一大批力作问世。在这一时期成长起来的中生代诗人感受到大洋彼岸吹来的风，不少诗人去了美国读硕士，他们似乎有着隐微难忍的激情或激愤。一方面，其诗风自由，百无禁忌，取材涉及政府、国家元首、历史敏感事件、情欲、乃至身体、性器官、同性恋，还涉及宇宙奥秘、科幻、卡通，等等。另一方面，他们又有一定的关怀视野，对政治社会的不满、调侃与批判，对当下处境与生活内涵的粗糙面所引发的深切思考，以及对现代都市在变异中自我处境的忧虑和质疑，乃至对弱势族群、濒临灭种动植物的困境的追究等等。
与其说七八十年代大陆，乃至台湾，乃至全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等处于开放性的大环境，使中国中生代诗人有了生长或崛起的可能性，不如说中生代诗人在这一社会过度时期与新诗的发展中充当了“桥”或“渡”的角色。本文是从“中生代”使诗歌回到诗本身的目标上描述“桥”或“渡”。他们对现实的不满，对传统的批判，对未来的呼唤，都是为了心灵与生命的自由的实现。从大陆看，中生代虽然没有抵达诗回到生命本身，然而，如果没有他们对自由的追求与呐喊，没有他们从荆棘丛中踩出一条血迹斑斑的自由之路（姑且称之为“桥”或“渡”），就不可能有后来诗歌回到生命本体，尽管后新诗潮执意要与他们划清界限。中生代不单单效法西方现代派，他们身上仍留有前辈的印记，从他们诗中仍可发现师承的因素。朦胧诗人受到三十年代现代派、四十年代九叶诗派的影响，台湾中生代诗人受着洛夫、痖弦、张默、覃之豪、余光中等前辈诗人的影响。对于前人的成果，如果一律采取“决裂”的极端做法，大概就不会出现“桥”或“渡”。事实上，洛夫、牛汉等诗人在八九十年代与中生代诗人同步，一起担负着中国新诗发展中的“桥”或“渡”。他们还追逐后现代诗人的步子，表现生命体验。大诗人因穿透时空而立于不衰之境。
两岸中生代虽然所处的社会环境与背景不同，但构成互补，并趋向由分而合的态势。八十年代以来，两岸诗风对流，有一种共同的诗魂在飘荡，虽然诗人写作个性不同。这里不妨引出简政珍的《政客》：
“你是一枚铜币/在手指间辗转发亮/因此，你渐渐/丧失颜面
但，当你薄如一张纸时/你在街头巷尾/探测风向/然后在一叠叠的纸张里/复制你的脸”
这首诗编在1988年出版的诗集《纸上风云》里，粗看语言是流畅的台岛诗风，细读又不像出自台湾诗人之手，其讽喻的诗性语言，其犀利的暗示锋芒，令人赞叹。也许这首诗并不时髦，但它却代表着中生代的诗歌风格。
中生代以不会泯没的诗歌精神昭示着“桥”或“渡”。
“桥”或“渡”渐离我们远去，但并不意味着诗歌功能减退。诗歌因抚慰人类的生存精神而成为生命之灯。
丁亥年初三匆匆 南京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