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生代”与中年写作 龙彼德 时间，我攀登你 一座苍苍烈烈想飞的远山 灿然，闯入我的视瞩 任轻薄的身躯在虚为缥缈的域外扬升 尖拔高耸，一排排鹤立的岩石挟着松姿的晚云 令我不得不摘下一肩瘦瘦的巍峨，半节萧萧的傲骨 这是台湾著名诗人张默《时间，我缱绻你》一诗中的第十七节，用来状写“中生代”是恰当的。攀登“远山”，体现了使命感；既“虚无缥缈”又“尖拔高耸”，表明了艰巨性；有“巍峨”也有“傲骨”，则显示了诗人的持久力。的确，诗歌写作是一项时间性极强的事业，需要一代人又一代人持续不断地接力，需要一座山又一座山永不满足地攀登，“中生代”的概念恐怕就是从这样的性质提出来的吧？ 关于“中生代”，《新华词典》2001年修订版（商务印书馆2001年3月第43次印刷）是这样解释的：“显生宙的第二个年代。约开始于2.5亿年前，结束于6500万年前。分为三叠纪、侏罗纪、白垩纪。”在“显生宙”的条目下，该词典如此写道：“地质年代分期的第三个宙。即寒武纪到第四纪时期。分为古生代、中生代和新生代。”至于“宙”，给出的答案是：“①指古往今来的所有时间。②地质年代分期的第一级。分太古宙、元古宙和显生宙。”综上所述，可知“中生代”是一种地质年代，是相对于“古生代、”“新生代”而言的，用以借喻当代诗坛的分类与命名。 此说最早见于台湾。1980年代被林耀德等人称为“新世代诗人”的一群，现在被称为“中生代”，他们多活跃于各种文化领域，成为诗歌创作的主力部队。执编年度诗选多年的“前行代”诗人引退，交由“中生代”诗人接手；一些重要诗刊的编务也落在了这一代诗人的肩上。所谓“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台湾新诗史的世代区隔，一度以“前行代”、“中生代”、“新生代”、“诗坛新势力”来划分。 大陆对此说也有赞同的。如：《江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5年第5期发表了荣光启的文章《“中生代”：当代诗歌写作中的一种“地质”》。文中提到：“当代诗歌发展至新世纪初，一批主要是1960年代（也包括1950年代末、1970年代初出生）的诗人以其独特的写作渐渐为人所瞩目。当代诗坛也出现了相关的命名问题。从这一类诗人与‘第三代’、‘70后’诗人迥异的精神背景和写作取向、文本价值等方面思考问题，可以探索到他们的写作具有不能以历史时间的‘代’可以划分的‘非代性’，以及无法成为流派、‘集体’的成就突出的个人风格。在此基础上，‘中生代’的命名更有其合理性。有意识地运用这一具有象征意味的地质学名词，表明命名者看重的不是诗人在历史时间中占据甚么位置，而是强调他们的写作状态作为诗歌写作的一种精神和品质。” 作为“中生代”诗人，较多被诗坛提到的，台湾有：简政珍（1950~）[注1]、白灵（1951~）、渡也（1953~）、陈义芝（1953~）、沈志方（1955~）、游唤（1956~）、杨平（1957~）、张国治（1957~）、侯吉谅（1958~）、林耀德（1962~1996）、罗任玲（1963~）、鸿鸿（1964~）、许悔之（1966~）等；大陆有：北岛（1949~）、舒婷（1952~）、于坚（1954~）、梁小斌（1954~）、杨炼（1955~）、翟永明（1955~）、王小妮（1955~）、顾城（1956~1993）、欧阳江河（1956~）、王家新（1957~）、黑大春（1960~）、韩东（1961~）、吉狄马加（1961~）、西川（1963~）、海子（1964~1989）、默默（1964）等；港澳及海外有：傅天虹（1947~）、如梦（1955~）、夏宇（1956~）、李经艺（1956~）、苇鸣（1958~）、钟伟民（1961~）、王良和（1963~）等[注2]。 从这份挂一漏万、极不完整的名单可以看出：“中生代”主要是以年龄段划分并归类的，大体是1950年代到1960年代出生的诗人。他们有这样三个共性： 个人风格已经成形。如：北岛的沉郁与冷峻，舒婷的柔美与细腻，江河的愤激与旷远，顾成的天真与迷幻，杨炼的智性与浪漫……都给人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他们及其它一些诗人所写的“朦胧诗”，掀起了中国诗坛的轩然大波，引起了广泛而激烈的争论，促进了新诗抒情方式的战略转移，也是一次深刻的形式美学革命。 诗观或诗歌理论已趋完善。如：简政珍强调生命的质感，追求高度精致的品味，尤对意象的经营倾注心血，善用语言歧义所产生的逸趣，所以他的作品呈现的都是“意象风景”，让人感受到“诗的瞬间狂喜”，增加生存的强度与信心。杨平提出了“新古典”的主张，痖弦为之梳理为七个要点：1、小诗的形式；2、风雅的意境；3、中国传统生活情调和审美趣味的探求；4、古典文学语言的重铸和再造；5、山水自然的静观与感悟；6、东方哲学（禅学）、理趣的表现；7、古典秩序和现代生活的冲击[注3]。正是根据这一完善的理论，写出了《空山灵雨》、《年轻的感觉》、《我孤伶的站在世界边缘》等诗集。台湾“中生代”诗人多数既有理论又有实践，二者的结合促进了现代诗的繁荣。 诗坛影响已获确认。如：一直活跃在港、澳与大陆的傅天虹，以坎坷的经历和不向命运低头的精神写了不少好诗。洛夫评价傅天虹：“他的诗都是他人生历险而来的酸苦”，“不仅是他在逆流中奋勇上游的记录，同时也是一个苦难时代的见证，一个受伤民族的见证。”台湾向明则肯定他的后期诗作：“他的诗声音沉着了，情感深化了，他把控诉改作了反思，激情沉淀成反讽，……他已懂得把平面的辞藻修饰，提升为意象的主体呈现，使诗突显出一种不单是目览，且可神游的纵深境界。”[注4]傅天虹联合友人创办的《当代诗坛》及当代诗学会，在联络广大海内外诗人，交流诗艺，造就新人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经他创意并主编的“中外现代诗名家集萃”等诗丛以“中英对照”的方式，向世界释介推荐了几百位中国的优秀诗人优秀诗作，更是名闻遐迩，有口皆碑。 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文学使命、价值标准与艺术追求，以“中生代”概括年龄相当、意趣相投的一代诗人，探讨他们的诗学与政治文化形态的关系，研究他们诗歌的审美特征、语言机制与今后走向，比较两岸“中生代”的异同、交汇与互补，对于进一步总结近百年中国新诗的变艺术规律，发展中国新诗，是很有好处的。 俗语说得好，任何比喻都是蹩脚的，“中生代”的名称也有其不够确切、不够周延之处。如：1950年代到1960年代的区隔，一旦为公众所接受，1940年代末到1970年初出生，特别是只差一、二年的诗人要不要放进去？笔者在上文举例中已有犯禁（如北岛、傅天虹等人），因为一时的诗人群体往往难以年龄划分。再说人的年龄也是流动的，不断增长的。更重要因素还在于我们这个时代是多元多样多姿多彩的时代，诗歌的本质特征也要求独特的个性而排斥相同的共性，否则艺术的创新、时代的进步就成了一句空话。所以，我赞成以“中年写作”代替“中生代”的称谓，或者再折中一点，提“‘中生代’与中年写作”。 为此，有三点建议： 其一，中年诗人应该意识到自己所处的位置与作用，大力强化使命感与责任感。因为是中年，介乎老年与青年之间，可以充任一个上承下传的角色；因为是中年，对世界诗歌与中国古典诗歌都有所了解，可以比较、交流与结合，少一些偏执和绝对；因为是中年，精力旺盛，并有实权（如对刊物、出版社等的支配），可以有所提倡、有所扶持，并身体力行。这是老年与青年所缺乏的，值得加倍珍惜。 其二，中年诗人必须与时俱进，防止老化和僵化。《文汇报》2002年6月8日有一篇署名杨扬的文章《中年写作期待造就更大的艺术气象》，其中提到：“在涉及价值理想问题时，中年作家大都有一种回头看的价值倒置现象，理想的世界总是在过去的某个时期或某种状态，而不是指向未来。特别是在表现乡村与都市生活时，被讴歌的总是乡村，受谴责的倒是现代化的都市生活。这种价值观，阻碍了这些优秀的中年作家以一种更为深邃的历史眼光来把握转变之中的中国社会现实。所以，当这些作家写到当代城市生活时，常常让人感到有一种隔阂和紧张感，不像年轻一代的作家作品，能够提供更为充实而真切的都市人生经验。”他讲的主要是指小说，但诗坛也有这样的情况，值得我们警惕！ 其三，加强切磋、交流。不仅仅是中年诗人，也不仅仅是海峡两岸的中年诗人，更是与青年诗人、老年诗人，即尽可能多的海内外诗人，百川交汇，方能大成。  注释： [1]郑慧如在《意象逼视人生的美学深度》一文中认为：“简政珍在台湾1950到1960出生的中生代里，是最能以诗作彰显哲学厚度的诗人。”见《当闹钟与梦想约会》一书第1页，作家出版社2006年版。 [2]列入这个名单的诗人不少，由于一时未查到生年，只好阙如，并致歉。 [3]引自痖弦《回到中国诗的原乡》，见《聚散花序》第106页，台北洪范书店2004年版。 [4]引自《傅天虹作品座谈小叙实录》，见《香港情诗》附录，百花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 [5]引自向明《小评傅天虹的诗》，见《与朔风抗争》，金陵出版社199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