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水的历史是云的责任” ——两岸中生代现代诗与诗学对话录[注] 沈 奇  简政珍  沈：我在大陆研究台湾现代诗，将近十年。个人认为，在台湾，真正能进入现代诗诗学本体研究而有建树者，尊兄算是不多的几位之一。由此我想先了解一下，你近年在诗学研究方面，有些什么新的成果和想法，以就此展开话题。 简：我个人多年的诗创作和诗学研究，可能跟台湾某方面的走向有些不一样，很多台湾的诗评家和诗学研究者，着重点可能只是对某一些诗人发生兴趣，谈一谈感受。我则一直想抛开一些个人的面貌，深入到一个诗的本体的角度，来看诗人是不是真的有一个自己的样态。换句话说，诗本身的文学的面貌，它的重要性要超过我对某位诗人面孔的记忆，由此有更多的可能深入到诗的本质方面的探讨，这是我的一个立足点。 近年来，我又将思考的重点放在“放逐诗学”的命题上。这个题目实际上是我当年写博士论文时的命题，现在重新拿出来做，有许多新的感受。当年写博士论文时，虽然探讨的诗人对象大都是大陆来台的前行代诗人，但当时就发现我虽是地道的台湾人，且是年轻一辈的中生代诗人，但在“放逐”这个命题上，有相当大的认同感，觉得它不单纯是一个空间的转移，而且，即使空间本身没有转移，心态上转移了，都可以造成一种放逐。就当时而言，我就觉着与整个社会有一种错位的失落感，当然这是比较原始的。这十年台湾的变化就更大了，面临着很复杂的社会结构，包括本土化意识的加强，都对像我这样基本上是从中华文化的传承中成长起来的学者、诗人，产生很大的冲击。要在这样一种众声喧哗中保持一种理想，就难免有孤立之感。而有一段就去了国外，可这种感受就更强烈了，成为二度“放逐”。我有很多有关“放逐”的诗，都是前年在国外讲学时写的，在毕竟不属于自己的文化空间中，加深了原来就存在的感受。这就像海德格尔（ Martin Heidergger）讲的，邻居跟邻近是不一样的，虽然是邻居，可能彼此是完全陌生的人。在国外也好，在台湾也好，都有这种孤立的感觉，正是这样一种感觉，造成了精神上的“放逐”，文化空间是模糊的，只是觉着非常邻近，但找不到归属感。 沈：看来你对台湾诗学中“放逐”这样一个十分重要的关键词，灌注了更新更深广的内涵，和过去那种带有社会学性质的说法有些不一样了。所谓“深”，就是注入了一种生命意识，也就是说，“放逐”已成为现代人（无论年龄上的哪一代）一种宿命性的东西了，找不到一个可以定位的精神家园和精神归属，无以安顿，只有漂泊；所谓“广”，即这种“放逐”感，已成为一个超社区、超族群、超生存空间的普遍现象、普遍问题，尤其在二十世纪下半叶，在人文知识分子那里。你将这样的命题作为近年诗创作和诗学研究的重心，肯定会有特殊的收获的。 这就让我想到另一个问题：一个高水准的诗学家是如何同时保持诗的创作的鲜活与个性的？你是在当代两岸诗坛，比较好地将诗与诗学集于一身的人物，二者并重，成就斐然。但一般而言，好像诗人一旦从事理论研究后，就容易在创作上走向钙化、观念化，变得生硬起来，出现负面的影响，失去原创性的质素。同时也存在另外一种现象，像北岛这样的名诗人，好像又在诗的理论方面很少建树。不知你是如何看待又如何处理这个问题的？ 简：这可能和一个人的思维方式有点关系。我在我的第二部诗集的序言中讲了这么一句话：“报纸上所登载的事，都是你的事，只是用了别人的名字。”我的意思是说，我阅读的最大文本来自人生、来自社会；也就是说，一个只写个人的事的诗人，成就总是有限的。诗人必须去好好读更广大的人生，有更广大的体验，同时要注意细小的心灵的颤动，宁静中的颤动，因为很多动人的景象都在这细微之中。所以诗人首先要非常有感觉，对人生有敏锐的感觉，时时处处与外部世界有一种互动的精神交流。 因此我想，第一点，面对人生的时候，我首先是个诗人，不是诗评家，我得直接面对人生而不是诗歌理论。假若写诗的时候，没有面对人生后产生的跃动感，而只是借助空洞的文字，或者什么诗学观念，就会出现你刚才讲的那种“钙化”、“抽象化”、“概念化”的情况。同时，任何诗人写完他的诗以后，第二天再拿出来看时，他就成了这首诗的读者了，那时我就会回到我的批评家的身份，来审视这一作品。所以，我在创作时和任何诗人一样，只是面对人生体验，不想什么理论。这两者处理好了，应该是相辅相成的，我从不觉得有何障碍和矛盾。 另外，一个诗人在面对人生的时候，要逐渐有一些哲学眼光的支撑：诗要传达的那些深层的东西，可能比哲学还要深刻，这就要有一点理论的基础，但不是概念化的东西，而是要化为意象思维。我在大学教书搞研究，看很多美国当代诗和诗学，原文的，觉得其中有很多深层的东西，有很大的震撼力。而台湾的诗人好像都很容易满足自己，没有更深的追求，还时不时给自己贴上一个国际性的标志。诗人到一定的时候一定要念点书，有理论的修养，不是说掉书袋，而是提高自己的想法，当然，真正投入写诗的时候，这些想法不能直接跑出来，要将所有的想法和感受意象化。 沈：按说，你也算学院派一类的诗人了，可我从你的作品中并未发现多么浓厚的学院派气味。我说的学院派，主要是指一种生命形态，不仅指一种语言和风格的划分。可是在大陆，我个人的观察，好像学院派的诗人很容易滑向一种知识化的写作，不管他搞不搞理论。写出来的诗，给人的感受不是以生命去和语言碰撞，而是通过阅读来产生写作的激情。读这样的作品，很难感受到生命原生态的激情，诗人既不在生存的第一现场，也不在生存的第一时间，总是隔了那么一层，只有文字和技术层面的感受，变成知识化人生的言说乃至呓语。 在这一点上，坦白地讲，我是“野路子”出身，学养单薄，比较简单，所以，我一向对那种过于繁复、不着边际、拿文化符号的堆积蒙人的诗歌有强烈的排斥感。我认为诗首先要有一种生命的疼痛感在里面，既要悦目，还要动心，哪怕语言打磨得不是很到位，只要内含的生命激情不掺假，有原始的生动感受在，没有被知识一类的东西所“钙化”，就好得多。 我读你的诗，包括你的诗学文章，感觉还是鲜活的，没有学院气，是生命意识很强的诗，是生命诗学，而不是知识化写作。你的诗作表面看起来是比较冷静的，不是那么激情洋溢，很有控制感，但骨子里是有生命激情的，一种深层的冲动与激荡，且充满诗性的哲思。你的诗学研究也是这样，不摆端起架子做学问的谱，而是从研究问题入手，从诗歌现实出发。你那部《诗的瞬间狂喜》，几乎都是用随笔性的文体来写的，见解独到、深入，文字却又十分灵动、好读。我想这肯定不是一个知识结构的问题，而是生命形态所决定的了。 对此，是否请你谈一下这方面的经验。 简：首先说一下我对“学院派”这个提法的认知。 美国有很多大学教授是很出色的诗人，但他们自己大概不会愿意被称为什么“学院派”。实际上，一切好的诗人在写诗的时候，首先是以诗人的状态来面对人生，而不是学识或身份。所谓诗人，是对人生有所感动而用诗行诠释人生的人。这种诠释是直接的感受，不是抽象的理念。一个人写东西有两种倾向容易滑入，一是情绪化地来喊他的痛苦或宣泄他的喜好，再就是抽象地用理念来表达，这两种倾向都是写诗的大弊病。前者易造成情感泛滥，后者造成你所说的“钙化”。 我是生活在学院里的诗人，但我个人观察外在世界，长期形成一个习惯，就是时时处处用意象性的思维来看这个世界。意象性本身有个很大的好处，即它是显现性的，而不是直接告诉，用英文来说就是show，而不是tell。显现是尊重读者可能的体会，tell则暗示读者没有能力，我才告诉你，也就是言明，这一言明，诗中许多内在的、沉思的、活跃的空间，就被摧毁掉了。从这方面来讲，诗又确实是抵制商业文明的很重要的武器，假如你坠入那种僵死的、平庸的、概念化的东西时，就跟其它的东西一样了，不是诗的了。 诗人最大的本领，就是他在展现诗的文字中，赋予文字相当大的可能性和活跃空间，而不是僵化的各种概念，这是我写诗时一个主要支撑点，有了这个支撑点，我想是不是学院的，就不重要了。 沈：我还想深入追问一下这个问题。因为我觉得这里面有个生命的知识化、虚妄化和知识的生命化、人格化的命题值得我们追索。 至少就我个人所接触到的两岸诗人状况来说，好像有“学院派”倾向的诗人，很容易造成一种书斋化的生命形态，对外部的观察常陷入一种知识化的观察，或者可称之为一种阅读性的观察。当然，我们也得承认表现书斋化、知识化的生命形态自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这种表现很容易出现诸如内容的狭窄、语言的贵族化倾向等。我们没有权利指责在总体的现代诗的格局中，有一部分人去表现这种东西，一个人就是一个世界吗，你不能说这个世界不对。只是处于这种生命形态下的诗性言说，对大多数人来说太疏离了，语言打磨得那么光滑精致，内在的东西又那么优雅高蹈，让人敬而远之，缺乏亲和性。 可读你的作品，诗也好，诗学文章也好，感觉没有这种毛病。说起来，你算是学贯中西的了，外文系的教授，可以用英文写作，可你的文本中没有西化的痕迹，汉语意识很强烈。作为人本方面，则有些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状态，主体精神既是学者，又是平民，哲学的眼光，平民的情怀，整合得很好。我想，这里面还是有经验可谈的了。 简：这个问题要讲清楚并不容易，我只能还是从具体的写作上来说。 比如你写一首诗时，是真的为一种强烈的生命感受所驱使，非写不可，还是要借这一首诗打磨一种理念，把一种概念化的东西借诗这种语言形式表达一下。这就是你说的那种问题，那种知识化的味道，只看到知识，没看到人生。实际上，真的到了生命知识化后，连生命的感受都不存在了，还写什么诗呢？那只是把既有的东西排成诗的形式而已，变成一种机械性的演练，已经离诗很远了。 我个人主张是要有包括哲学在内的深厚知识作内在支撑的，但这种支撑是生命化了的支撑，已经成为我生命体验的一部分。这里最关键的是要有真诚感，没有这个真诚感的话，许多东西都变虚伪了。 沈：我想，这中间是否还和诗人或诗学家个人天性中的某些东西有关。或许有人并不在学院，也不是什么高级知识分子，反而更趋于生命知识化、“钙化”的倾向。而在学院里的，真正通达无碍的，也会一生不为观念所缚，保持个在的永远鲜活的真情实感。真正的精神贵族应该是通天通人的，是一个生存的在场者，敏锐而又纤细。可我们的时代造就了许多假贵族。具体到诗歌创作中，就是伪贵族气，尤其是在诗歌语言方面，问题很明显。 新诗八十余年的历程，语言形式问题一直争来争去，没个定论。翻译语感化的，口语化的，新古典的，各个时代的诗人们取舍都不同。台湾的现代诗也是这样。是否请你就自己的创作谈一下这方面的体会？ 简：我的诗表面看去很冷的，内在情感当然是纤细的，不过埋得深一些而已。情感其实常常会造成语言的障碍，需要我们冷静地控制好这个情感。语言在诗的写作中是一个活的生命，不是工具，拿过来就随便用的。诗人跟语言是一个商量的、对话的关系，将生命的感受融于这种与语言的互动之中。处理不好，就会一方面出现滥情或纯情绪化的东西，一方面或许就陷入你所讲的那种学院化的、僵硬空洞的东西。 我一向认为，过于翻译语感化的语言对汉语诗人而言是一种失败的语言，基本上是将外来的东西硬邦邦地拿过来，没有生命的，只是搬过来的一个工具。口语则要适当使用，和意象交叉运用，有机结合，诗的语境会有很大变化，譬如戏剧性的出现等。但过于口语化，白到某种地步，又缺乏戏剧性的支撑，就会陷入诗与散文模糊不清的泥潭。我个人在写作中对口语不太信赖，偶尔为之。 沈：大陆自八十年代中期后所滥觞的的口语诗写作，可能与台湾所谓“口白体”的实验还不是一回事。大陆这种对口语修辞策略的侧重，主要是针对前面一部分朦胧诗人，在诗中过于密植意象，趋于高蹈和贵族化而做出的一种反拨，想让诗回到更硬朗、更平实而又富有文本外张力的语境上来，所谓高僧说家常话。这一路数后来影响很大，这些年更有愈演愈烈之势，引发不少有关的诗学思考与争论。 简：是有这样的问题，有些诗看起来写得很浓很艳，翻译成外文，一点味也没有了，因为它的意象的骨质不扎实，靠花架子撑着，看着好像挺有诗味的，实际平淡无味。而有的诗看起来淡淡的，但译成外文还是那么棒，这就是诗的骨质好，淡要淡中见奇，浓要浓在实处，不在乎意象的多寡，或用不用口语。 沈：还有“叙事”，在大陆诗坛，近年成为一种主导性的修辞策略。你的诗中也不乏这种策略，不管是情感事件还是别的什么事件，都有一种小说企图和戏剧性的东西在里面，成为一种支撑。心动的是那些惊艳的意象，整体的构架则带有叙事的经纬，运用得很适当。但这个“叙事”弄不好就搞得一点诗味都没有。现在许多诗的叙事完全变成了非诗性的，散文化的，成了日常生活的简单提货单，这是大陆这几年诗歌的一个大弊病，泛滥成灾，许多人还依然趋之若鹜，因为好象操作起来很容易。 简：诗的叙事和小说的叙事，包括散文的叙事，当然应该是不同的。诗的事件是隐隐约约的，因为事件对诗不重要，是事件引发的感觉重要。过去的叙事诗，是先有事件再有诗，而今天假若要用诗来表现事件，是先有诗才有事件，这个本末要搞清楚。 打个比喻，一棵树的横截面，只有年轮，但我们可以感受到在这个年轮的空间里，似乎有什么意念在发生、在延展，我们没必要顾及横截面以外的树干与枝叶，假如全顾及到都描述出来，就成了小说或散文了。诗只表现这个朦胧的年轮的空间，只是隐隐约约有什么事件存在或发生，而不言明或说清楚是什么事件发生，这才是诗性的空间。 沈：好了，让我们暂时从这种具体的诗学问题上跳出来，关注一下大的走向。 时值世纪之交，两岸诗歌的处境似乎都不太景气，成了纯粹的小众文学，于是大家都在关心这种处境更进一步将如何发展。《创世纪》诗刊为此还开辟了一个专栏进行讨论，不知你对此有何想法？ 简：诗变成一个小众文学，应该说是一个必然的事。想一想，包括艾略特的《荒原》，当年第一版也只印了一千册。美国人口三亿，现在那里一本好的诗集也才印五百至一千册。比较起来，台湾还算不错的，我一本诗集还印两千册，可台湾人口只有两千万呀! 以前，我讲过一句比较泄气的话：当你的诗变成畅销书时，你就该反省了。总之，诗要想再度走向大众化阅读，我想根本不可能。老实讲，文明的演进，往往由少数人在推动。爱因斯坦一个人的思考，造成人类几十亿人的变化。所以说，诗必然只是能享受沉默之美的少数人才能感受到它的好处，不可能是多数，没什么悲观或乐观的。 沈：看来在这个问题上，你始终是个顽固的保守派。在你这里，关于诗的命运的思考始终是个伪命题，甚至连可能的推广手段都是一种可能的伤害。为了维护诗这种特殊文体的纯粹性，你似乎从不考虑它遭遇外来的各种挑战后所产生的变化，而只考虑：其一，它是不是诗？其二，它是不是好诗？其三，诗本身的发展如何？对此之外的不太分心。 对这种态度，我是理解的。得有一批诗人、学者来潜心做这样的事。但这不等于关于诗的命运的思考是多余的。 今天的诗，确实越来越远离大众，几乎正变成一种诗人们之间的“私人邮件”，诗评家就成了这种特殊邮件的邮差。这种状态，当然会在艺术上起一种“保真”作用，然后期待在可能的未来，领取一份高贵而有品位的文学遗产的荣誉，而不至于为了迁就大众，成为没有诗学价值可言的糟粕，这是应该坚持的。 但同时，是否还是需要一部分人来做另一种工作，就是在保证诗的本质、诗的艺术特性不受贬损的前提下，增加它的传播面。比如说在语言策略上有所变化，不再那么生涩和古板，吸纳一些新人类的语感，让阅读变得不那么滞重，有亲和性。总之，既注重培养读者，也多少注意一下亲近读者，这样的命题是否也应该是成立的？ 像台湾洛夫的诗，包括他的诗歌立场，也是相当高蹈的吧？但当他读到陈义芝在《创世纪》撰文提出现代诗要“拒绝傲慢，回归素朴”的观点时，也欣然致信，认为这个提法他很赞赏。 我自己多年对口语入诗和语境清明有兴趣，到处鼓吹，也是想通过这种语言策略的改进，可以在保证诗质不薄的前提下，去抵达新人类的文化餐桌，不致让我们的现代诗，越来越变成沙龙式的一堆傲慢的文化呓语，渐渐没了人气。包括这几年张默、向明、白灵他们推动的小诗运动等，都是一种认领之后的操心，既认领诗的宿命性的当代际遇，又不甘于这种际遇，力图做一些改变，做一些调适，我想，这还是有必要的吧？ 简：改变什么？一个不喜欢诗的人，你怎么变着写，写得再明白，他还是不看的。 现代人已被驯养成一种只会在动中生活的人，而诗是一种静的东西，这两者你怎么可能调适？在他没法接受静的语言、沉默的语言的时候，你不是去加强你的静和沉默，而是用各种“动”去吸引他，那么，你要“动”到什么层次呢？这样“动”下去的结果是否会适得其反呢？如果仅为了推广和调适，连诗的真诚感都要被调适掉，那就变成一种伤害了。比如说“口语”，是否就能改变诗的传播状况，成为抵达新人类或大众阅读的直通车，我是持怀疑态度的。 所以我反而觉得应该守住这个“静”，这个“沉默”，在流行的动中留下一点空隙，让人们觉得惊异：“哦，还有这种空间的存在？!”这样可能反而使人们重视这个空隙。打个比方，在演讲中，人们可能为一直不停顿的演讲声而昏昏欲睡。这时如果演讲人突然停下来了，一片安静，昏睡的人反而会醒过来。 诗是沉默之美，假若“沉默”守不住，许多艺术，不只是诗，都很难再存在。今天，不管你把诗写得多么白或多么高蹈，不看的人照样不看。诗人们对诗的认识，有那么一点点小小的悲剧感是正常的。不过事实上似乎并没有那么悲观，只是我们总要拿诗去和大众化的媒体去比，那当然就会觉得我们是很孤单的一群了，但千万不能这样比，没有可比性。真正爱诗的人还是不少的，且永远不会太少，我是有自信的。 沈：看来我们得换个话题，谈一下诗歌批评的问题。 不管是大陆还是台湾，现在可以厘清两种基本的诗歌批评路向了：一种可称之为“学院化”批评，基本上是以西方的理论学养作底背，成体系，很规范，有一套大体相近的批评模式和批评策略，且渐渐摆脱过去那种仅作为创作的附庸，而成为自在自足的另一种写作，在两岸占主流批评地位；一种可称之为“民间化”批评，多是诗人出身的感性化的言论，重在体验与感受，强调本土意识，没那么多条条框框，随感而发，也成不了什么体系，但却常有真知灼见影响到创作实践。这两种批评路向之间的区别很明显，我个人则长期在二者之间徘徊，并总是在想：有没有将两者整合起来的可能？ 我可以算是一个专业读诗评诗的人了，一年到头看诗，一看看了二十多年，越来越发现，完全用西方的批评模式和批评策略来对待现代汉诗的写作，是否有些错位？同时又觉得，纯粹用一种学科化的模式去拆解和诠释一首诗，将它拆成一些理念的碎片，好像总不是那么回事。有时还不如完全放弃批评理念，纯以一个普通的读者的心态来同一首诗遭遇，完全感性地接触，反而觉着得到的东西更多、更细致。 当然，不能将这两者混为一谈，还是要划清专业性阅读和非专业性阅读的界线。我的意思是说，在专业性阅读的诠释与批评中，也能否加入一些鲜活的、率性的、印象式、直觉性的东西进去，不要把批评搞得那么呆板，那么生硬。我们的古代诗话，不就很活泼感性吗？有的简直就是很妙的散文随笔，也并没有什么体系化、学科化，却伴随了那么辉煌的古典诗歌时代。所以我就想将两者怎样融会贯通，才更对路，更符合中国现代诗发展的脉息。 简：在西方，海德格尔（ Martin Heidergger）不就是把诗性的和学理性的结合起来的吗？其实我在西方诗学里面看到的像我们古代诗话那样灵动的东西到处都是，并不像我们在转借过程中那样，往往把好的东西去掉，只剩下干巴巴的东西，只剩下灰色黯淡的框架，套过来硬用，许多闪光的、智慧的火花都被熄灭了，失去了精华，这是我们的诗歌批评的最大悲剧。 所以，我在我的《当代文学理论》课上，开篇即告诉我的学生：“所谓文学理论，就是对语言的哲学性思维。”一个好的学者、好的诗学家首先是思想家，不是什么理论的贩卖者或套用者。你可以把全世界的理论都学个遍，集于一身，但到你思考与写作时，应该是毫无痕迹的了。所以，我个人一直不觉得你所说的那两种路向有什么冲突，大概只有在三四流的批评家那里才成为一个问题。 沈：不过在批评界，确实还存在这样的问题。许多批评家写的东西，已经和诗的现实不搭界了，还是我那句话：既不在第一时间，又不在第一现场，对诗本身的触摸与感受完全没有了，只剩下术语满天飞，剩下一个吓人的架子，读完以后什么感觉也没有。这种批评，这种诗学，只在那个所谓的学术圈子里面转，没有什么现实意义。 再者说，“诗无达诂”，老祖宗早就看得很明白。古代诗话很少用术语，不是拆解性的，而是感受式的，甚至用意象化的语言去诠释诗中的意象，所谓可意会而不可言传。我们一直在叫喊要确立我们自己的诗学建设和诗体建设，却一直是按照别人的图纸在搭房子，这是世纪之交大家都在关心和思考的主要问题。当然，这也是我们多年弱势文化境遇所造成的心理病，一遇上问题就要去找洋人师傅讨法子，这种态势是到了该结束的时候了。  简：实际上，仅从台湾目前已出版的各种用西方话语诠释中国新诗的著作看，错位确实是很多的，没有消化好，自己感受又差，只有把西方的东西拿来生搬硬套，当工具用，当流行服装来处理。结构、解构、升旗、降旗、再升旗，变来变去，停留在时尚层面，这是很悲哀的现象。 但西方的诗学还是大有用的，不能因我们的错位而完全排斥。我认为中西方诗人或学者至少在对生命、对人生的感受上是相通的，在这一点上，黄皮肤、白皮肤都是一样的，因为人的心灵是不分肤色的。就像有人问我：你在美国读美国文学，怎么能比得上美国人？我回答：既然文学是触及普遍人性的东西，搞不好我这个外来者的感受比你美国人还强!因此，在挪用西方理论时，实际上是检验它与我们的人生体验生存感受有没有相关的东西，有没有产生一种互动性，关键在这里。 沈：从批评回到创作。新诗八十多年了，至今还有人对它的形式提出非议，分行排列都是诗，找不到可通约的东西，文本失范，基本元素不定位，这是最尖锐的问题。有人从语言上去追索，现代汉语本身就处于生成发展之中，没有定形；有人从文化背景去思考，不断革命、求新求变，缺少控制与整合。其实说来说去，有一个事实是大家公认的，就是现代诗是一种“在路上”的写作，百年激荡，都还只是处于摸索之中，一时不宜度身定做什么的。我们知道，“在家中”和“在路上”，其生命状态应该说是大不一样的，那么，由这种生命状态发出的声音以及这种声音寻求表现的形式也是不一样的。 不过，我们毕竟在路上走了八十余年，摸索了这么长时间，是否也应该考虑由拓荒期转入精耕细作期，在现代诗的形式上有所整合，至少就其不可或缺的基本元素做些确认与通约？ 那么，就现代汉诗的文体特性而言，哪些是可以通约、整合和发扬光大的，哪些尚需要继续试验与探索。或者，新诗这种变动不居的“怎么写都行”本身就是一种常态，一种“在路上”的合理存在形态，所谓的“整合”、“规范”及有关诗体建设的命题只是伪命题，不必要过多考虑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它自会形成自己的合理的路向。 简：新诗又叫自由诗，它最可贵的精神或叫本质就在于，它可能不再如古诗一样，用一定形式来限制现代人可能要表达的复杂的情感。因此，任何形式的固定或许都是在宣告现代诗的死亡。 这样说，好像无整合可言了，其实不然，一些小的地方还是有整合的必要的。比如有写作经验的诗人都知道，一首诗里各诗行的具体安排过程中，就有一些基本默契的技巧，只能这样断和连更好些，而不能那样断和连，似乎大家还是有不约而同的认知和遵从的。 但大的方面，现在提所谓诗体的建设，似乎早了些。新诗的生命力才刚刚开始，这种生命力之所在，就在于赋予我们相当大的自由度，透过这样没有限制的文体，展现现代人更复杂的生命体验。如果过早给它一个限定或规范，可能就破坏了这种包容性，也扼杀了各种可能性。 1999年10月初于台湾嘉义交谈录音 2000年10月于西安整理初稿 2001年3月部分内容刊发于《天津社会科学》第2期总117期 2007年2月校对修订于西安印若居 [注] 这篇对话录，诞生于八年前的台湾“九·二一”大地震当中。此前的1992年秋天，简政珍来大陆讲学路过西安与我相识，一见如故，分手后多年尺牍来往，交流颇深。1999年9月，我应邀赴台湾南华大学作短期参访讲学，适逢“九·二一”大地震，稍稍安定后，即往台中雾峰政珍兄家慰问聚叙，并作了一次十分难得的诗学对话。返回大陆，根据录音整理成文字稿，寄政珍兄校勘修订，遂成此具有特殊意义的诗学对话录。但因各种原因，一直未能及时刊布和全文发表，而其中内容所及两岸诗与诗学的方方面面，至今看来仍不过时，且不乏与当下两岸诗歌现状的印证与对话效应。时值“2007·两岸中生代诗学国际高层论坛暨简政珍作品研讨会”在珠海召开，特修订此稿，并借用简政珍先生一首诗的题目作为标题，呈送大会交流，或可别开生面，另具意义。 （沈 奇·2007年2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