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炎黄文化研究会- K歌房背后的较量……田榕

这不是一个诗的时代，或者更准确地说，这是一个诗人获得名望、成功比历史其它时期都要困难的时代。K歌的人遍及妇孺，谈诗的人寥寥无几；《忘情水》、《青花瓷》年轻人张口就来，毛泽东之后大诗人大诗作能张口就来的年轻人凤毛麟角，无声无息中，KTV练歌房成为人们酒足饭饱后的常驻之所，甚至是年轻人日常生活必不可缺的一部分，而这无声无息的背后，充满了科技与诗的较量，有“声”有“息”的较量。

这种较量的声息，首先表现在双方的呐喊。一方面是科技本身对自己优长的强力甚至夸张宣传，另一方面是诗歌本身不情愿“被边缘化”而发出的抗议或正当的自我宣传。前者诸如我们身边各种光怪陆离、魅人心魄的广告，一个美女手中闪闪发光的液晶笔记本，一个帅哥掌中超酷的时尚电子书，仿佛我们在拥有那个本本的同时能拥有那位美女或帅哥；或者一家各个喜上眉梢的老老小小，拿着麦克风在光彩绚丽的电视机屏幕前翩翩起舞，尽情高歌，仿佛我们拥有了此款影碟机就拥有了幸福婚姻、童年甚至晚年——我们也许没有理由说这些科技产品的宣传是针对于“诗歌”的“竞争”，但至少于客观效果上，这些声音确实“成功”加剧了“诗歌”边缘化的趋势。

而另一方面，来自诗歌的“呐喊”则显得复杂许多也直接许多，这些声音一方面表现为某某诗作研讨会、某某诗歌讨论会等大多集中于学院领域的群体性活动与宣传，另一方面则表现为不时出现于期刊、媒体明确呼吁关注、重视、珍视“诗歌”发展、诗歌价值、诗歌命运的文章或访谈，或许，这种声音最早可以追溯到孔子 “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 “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论语·阳货》），而最近的声音，则比如：近日《广州日报》上刊登的长文《儿童只看动画不读诗很可拍》1。

想想中国历史悠久的“诗教”传统，清末魏源介绍“夷之长技”的《海国图志》，以及近代曾经响彻中国知识界的“赛先生”，我们可以相信，双方的声音其实自古就有，只不过在历史早期，科技一方因为自身发展的相对颓势以及传媒手段的局限，其势头远不能同图像时代的今日相比，或者换句话说，相较于印刷时代诗歌一方的强势，图像声像时代科技一方的声音则得到了空前的扩大与“成功”。

应该说，文理之争并不是中国社会现在才存在一种暂时现象，我们所能经验到的身边此时文理之争的现状大概是：以重理轻文为特征，以大学包括中学理科普遍比文科更受家长青睐为主要表现，然而，事实上文理之争自古就有：在最典型的如科举时代，愿意自己包括子女读四书考科举而不是埋头计算、搞发明、做实验的人数，从比例上来说恐怕比今天希望自己孩子学理而非文的不知道多出多少倍。选文还是选理，自古至今这似乎都是一个问题，一个极其明确而又不可回避的问题。选诗作为选文之后的一个后续分支，自然亦不可避免地从第一天就陷入这场争夺。

作为结果，时代发展到今天，我们或许可以说，虽然文科以及诗从没放弃自身的发展，理科、科技终是为自己争取到了越来越多、甚至比从事诗文等人文领域活动人数更多的后备军，生力军，“战斗力”。促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有很多，政治的、经济的，甚至宗教的，但在当今中国，如果说重理“轻”文确实是比较普遍，不能否认的是，“轻”诗（人）则是更加的普遍——想想历史上七岁咏鹅的骆宾王、十六岁写下“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白居易，包括当年曾被王安石感伤哀伤、五岁即会指物作诗的神童仲永，在其年少之时是何等美誉、何等知名度！而今天，当我们再次说起“神童”时，有几人会将其与作诗联系起来？我们脑中所想到的恐怕不是中小学国际奥林匹克数学物理竞赛金奖也是少年科技班。文理之争的真正战场并非报纸、电视，而是世人的思想，价值观，价值判断——韩寒倒确实是个中国当下年少成名的奇迹，不过可惜的是，韩寒无论如何不是诗人，如果他是诗人，甚至如果当年新概念作文时韩寒写的是长诗，他还会如此成名吗？在当今社会？难。

现实中的斗争总是残酷的，刀光剑影，血肉横飞，科技与诗之间的斗争也不例外，当然，这种残酷往往不是表现为肉体的支离破碎，而是表现为精神内心的病变、崩溃甚至被摧毁，而且，更为特殊的是，他所摧毁的不是敌人，而是自身之信徒。

虽然我们前文更多地是在谈论科技同诗之间的不同、冲突、斗争，但是我们都明白，现实之中科技同诗其实并非永远泾渭分明、区别独立，而是常常相互交融，甚至融为一体，如用卡拉OK演唱的《明月几时有》、《滚滚长江东逝水》——作为单独个体，科技同诗（以及以诗为代表的人文艺术）如影随形之下的共同影响、作用才是常态。而问题在于，对于个人来说，如果一个人真的从始至终只被动或片面地完全接受科技与诗单一方面的“影响”，我们有理由相信，他不但可能甚至是不可避免地终将被其深深伤害，被科技伤害的例子如：争议美国科学家尼古拉·特斯拉，以及更典型的弗兰肯斯坦等诸多文学艺术作品中走火入魔的科学怪人、狂人——因为对于科技的过度执着或信赖，最终带给自己甚至人类无穷无尽的灾难；因诗而带给自己甚至他人灾难的例子如：现实中过分执着、沉迷于“诗意”、“诗境”的理想精神世界，或者过于敏感于世事情感的最终自杀的众多诗人，以及更典型的北村小说《水土不服》中一次次自杀的主人公诗人康生……

我们或许可以说，被科技与诗任一方“完全占据”都是危险的——这一结果有些仿佛枪械，其自身过强的射杀敌人能力不可避免地会给己方带来后座力伤害——我们甚至或许可以预测，科技与诗歌任一方的“完全获胜”都是危险的，因为它们的完全胜利似乎都不意味着人类的幸福，而在这个意义上，科技同诗的较量则是有益处的，毕竟这种较量能够更好地保证我们客观上不会轻易地被某一方完全占据。问题是，这种较量会持续吗？而且，它们之间的较量又是如何产生的呢？

应该说，科技同诗歌之间的不和谐甚至斗争，根源于双方的不同。世上互不相同的事物千千万，确实未必一定意味着竞争或斗争，如果我们仅仅把科技理解为一种“求新、求效、求便捷”的“载体”，一种物质的、外在的、形式层面的“载体”，把诗歌不无偏颇的理解为“求真、求善、求永恒”的精神的、内在的、本质层面的“主体”，科技与诗确实不存在什么对立甚至斗争的可能。无论写在书本上的诗，还是呈现在电子屏幕上的诗仿佛确实看不出什么不和，更不用说斗争的身影，相反，科技似乎极大地帮助、推动了诗歌的发展——真的如此吗？

正如研究文学的人们越来越普遍地认识到文学不能简单地分为“形式”与“内容”，因为“形式”其实何尝不是内容，对某些先锋诗有时甚至形式才是真正的内容，同样，科技也并非简简单单是外在的、形式上的、辅助型的“改变”或“改进”，从来不是！印刷术产生的起因可能是对信息保存、传递效率的“改变”的欲求，但其结果或者其真正的“改变”是信息传播领域——更是人类细想、精神领域的改变，比如，它直接导致了“童年”的产生，这一点波兹曼《童年的消逝》已经阐释得非常清楚2；同样的例子还有：钟表的产生是方便了人类对世间事物、活动的观察、监视以及计划，但无论如何我们都无法否认，即使不是钟表带来，但亦被钟表无限强化的“时间”观念对人类思想、精神领域的影响是如何巨大！诸如此类还有电视、克隆技术、核技术以及我们身边的互联网甚至对于互联网下属博客、微博技术的开发应用，其“影响”远非简简单单地方便了我们记录分享各种信息而已！

说到底，我们想说的是正如物质（包括肉体）从不是与精神、心灵截然对立分离，科技无论于形式层面还是物质层面其实都在深深地影响着我们的思想、精神、内心——而这恰恰也正是诗歌真正存在、生长、发展的空间，而且，不幸的是，从某种意义上说，很多时候科技其本质就是“反诗”的。

诗的本质是什么？无论我们从文体分类角度把诗定义为“韵语”的艺术，还是参照关于“文学”的主流定义3把其定义为：体现于韵语话语蕴藉中的审美意识形态（当然，此处的韵，并不仅指韵脚，亦指篇幅层面语句间那种和谐、轻快令人愉悦的节奏），很显然，除去了外在表现层面有韵或较强节奏感的特征，诗的本质都乃在于“艺术”、“审美”，或者更准确地说，乃在于一种非功利、非现世、于精神心灵层面上解放、超越的执着与追求，甚至是于“澄明”状态下对“忘我”、“无我”的追求。究其原因，恐怕则在于人生而注定是拥有爱恨情仇、悲欢离合且永远无法“万事如意”的存在，而且由于死亡是世间最本真最真实的必然境遇，澄明、超越、永恒、无限注定成为作为“有限性”存在的人的所有艺术活动的终极使命。

科技的本质是什么？某种意义上说，科技的本质似乎同样是于“有限性”的超越——更快、更高、更强、更便捷，然而同文艺中的诗歌不同的是，科技的实践空间、作用对象绝大多数情况下都集中于物质包括肉体等非精神情感的客观现世领域，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即使同为“超越”，诗以及同类文学艺术的“结果”乃是主体“忘我”、“无我”状态下获得的一种无限与永恒，而科技“超越”之后的“结果”，即使我们设想科技真的实现了现实世界我们所能想到的最伟大成功——“长生不死”、“生命永恒”，这恰恰是一种“有我”、“唯我”的无限与永恒。这种不同与差异在更切近更现实层面的例子其实比比皆是，小如按摩棒、电动浴足盆，大如摩天轮、磁悬浮列车，包括国际空间站，客观意义上都于不同层面与程度上增强、增加着人们于“现世”的依恋，于“我”之观念的敏感与执着，而艺术、诗歌，尤其能够经受时间考验的成功的优秀的文学艺术、诗歌，很多时候带给我们的恰恰是对于“我”的解放、超越，汤显祖《南柯记》、《邯郸记》如此，里尔克《严重的时刻》如此，《红楼梦》尤其其中的《好了歌》更是如此。

一边是“我”在情感、精神、心灵层面的解放与超越，其实质是“我”的不断弱化直至消逝；一边是“我”在物质、现实世界层面的解放与超越，但其实质却是“我”的不断强化直至永生，所以，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不得不承认，科技的本质是“反诗”的，或者诗的本质是“反科技”的——事实上，在现实生活当中，即使是科技几乎已经无处不在的今天，在宗教等少数领域仍然存在着始终明确拒绝现代科技的个人甚至群体，除去那些有名望及没有名望的隐士与宗教信徒，最著名的群体大概就是美国至今甚至拒绝使用电话、电视、电的Amish村庄或者叫阿米什教派！作为非宗教信仰者，我们很难说如此行为的原因是否同诗的使命一样，是源于精神、心灵超越的需求，但可以肯定的是，对于科技的“警惕”，对机器人、克隆技术、人工智能等等等等的“警惕”，在《终结者》、《恶童》、《人工智能》包括《阿凡达》这些具有明显针对性的艺术作品早已清清楚楚地显现。

（一）我们认为科技同诗在本质上有对立的一面，但并非是从始至终的天敌。双方在某种特殊阶段或层次存在着相互利用甚至相互结合的可能（比如在科技仅仅作为一种载体或媒介的时候），而且在实际现实中，尤其当下，结合态几乎近于常态——这也正是为什么很多艺术作品具有反思现世、超俗、澄明的一面，同时亦有着客观依赖世俗、屈从甚至强化现实感官享乐的一面，如3D电影《阿凡达》，影片本身蕴含着对于现世文明、科技的强烈反思甚至批判，但令人尴尬的是其本身作为第一部大获成功的3D电影，正是当下最现代的电影科技的代表，而且《阿凡达》的面世，直接促生了大量观众以及导演对于3D电影技术的青睐甚至迷恋。

（二）文中提到诗歌“澄明”、“忘我”的追求，乃是参照于准意义上的艺术审美之本质，针对于经典意义上的诗歌作品，并非适用于所有诗歌，因为最典型比如打油诗或者启蒙儿童的儿歌，甚至岳飞的《满江红》，其于现实世界的关照远甚于对精神世界的关照，然而，其实或许也正因为其对于现实世界关照的过于侧重，命运决定了这类诗歌无法成为人类永恒的经典，虽然《满江红》偶尔依然被人们称赞。

（三）平心而论，在这样一个“科技的时代”说科技本质上反诗，不无偏激的嫌疑；作为“科技”甚至理科的“门外汉”，大说科技本质，亦难免多有片面狭隘之处，在此背景之下，本文的意义甚至初衷可能更在于唤起大家对于“科技”的关注，无论如何，科技在深刻“改变”我们身边物质世界的同时，同样甚至更深刻地“改变”着我们的精神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