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炎黄文化研究会-“中生代”命名与反弥赛亚的当代诗歌史意识……张大为

“中生代”由于它外延的不确定和模糊性，及诗歌经验本身共通性的稀薄，以及它排除式——追加式的命名方式，说明“中生代”确实是一个有着很大的“包容性”和“涵概力”的概念，不过也注定是一个过渡性的、临时性的概念：再过二三十年，人们将不知道“中生代”说的是什么，人们也很难辨析那些驳杂的诗歌经验；同时，那时候，也必然有着那个时期的概念上或事实上的“中生代”的命名要求……“中间代”也好，“中生代”也好，对其进行的勉力命名，代表了力图用排除和否定性的方式达成一种自我认同的努力，这恰恰说明了我们的历史意识只是一条平铺直叙的柏油马路意识，是有鱼没鱼都要撒一网的行为主义的意识。然而很不幸的是，严格说来，这还只是“中生代”命名行为的前提，“中生代”的命名行为更准确地说，是对于这种命名方式及其“历史意识”本身的修缮与补缀：它不是在捕鱼，而是在修补渔网。不过这正好更直接地暴露出这一命名的“历史意识”本身。这种意识根本上源于今天的文化和人本身的某种过度的自负，但这里体现的诉求、这种意识本身，却又过于平庸。

历史意识和历史主义，把一切都赋予一种相对的合理性——只要诉诸于“历史”，任何东西都可以找到某种存在的根据：历史真理具有一种相对的“正确性”，但也具有相对的“不正确性”；而绝对的只有被无限拉长的历史之流。用这样的历史主义之网打捞起来的并不是鱼，而只是一堆相对主义的陀螺。它其实并不能证明鱼是存在的，而只能证明渔网是存在的。我们把诗歌、诗人和诗歌事件安排进如此的诗歌史和文学史，也就心安理得地站在了历史的“主体”的地位之上，就觉得占据了诗歌史和文学史的“主体性”位置，这让我们获得拥有“历史”的安全感。正如有的学者曾经指出的，这可能恰恰反映了诗歌当下的“历史意识”，是一种对于诗歌领域的秩序感的寻求。但在这样一种历史意识当中，我们看到的只是把相互更迭、相互否决、相互取代的问题和事件抻开、拆散，或者说，是在用一些不可理喻的“秩序”和“逻辑”论证某种“理性”而“规则”的秩序感，用漏网之鱼论证“历史意识”的网眼的存在。这里显然把织网机当成的秩序的根据和来源。说到“历史意识”的织网机，人们可能会发生某种误识：就像机器人不是机器在模仿人而是人模仿机器一样，历史意识的织网机，是我们人的意识颓废和虚无的结果。

弥赛亚式的历史意识，就是要反对那种空洞的、同质化的、线性的历史之流，它源于颓唐而世故的工具理性。弥赛亚式的历史意识代表了一种将历史经验折叠起来，将时间的纤维拧成麻绳、打成绳结的丰富感：“本雅明对时间的经验最深刻之处是：一种处于未来门槛上的语言的现在，以转过眼睛冥想过去，尊崇未来。”（杰姆逊：《马克思主义与形式》，第69页。）因此，如果说，弥赛亚式的历史意识，意味着一种对于“过去”在“未来”实现的“现在”或“当下”信仰，那么通过“中生代”这个概念和命名方式，可以看出当代诗歌史仍然抱定的是一种“反弥赛亚”式的时间观念和历史意识：历史意识在它生起之初就已经陨落，它让过去成为过去，让死亡本身死去。它成为对于“当下”信仰的某种反乌托邦式的乌托邦的胶着，无意间暴露了“历史意识”和“历史”架构当中的最单薄的环节。用历史主义的视野来考量诗歌本身就已经显得很狭隘，而这样一种“反弥赛亚”式的历史意识，正是要用一种抽象的历史和时间标尺来占据“现在”和“当下”的空洞（这甚至可以从“中生代”这个概念的语义、语言意象上体现出来），使“未来”瘫痪为某种空漠的前行意向。这种前行意向，也许最终可以归结于一种“无目的的合目的性”，一种“审美”意识，那种从生活世界和历史场景当中消解了一切文化分量和价值目标的“审美”空洞——请先不要把这当成是一种隐喻和夸张。

诗人本来应该藐视那种刻板和空乏的历史秩序，处于时代、年龄或者历史秩序的无法归类或未被规约的“中间”，其实不一定是好事还是坏事。然而，据说诗歌和文学都不能离开其历史条件和历史背景，但这张桌子也离不开它的历史条件，不过历史条件并不能说明一切，就像历史条件说明不了为什么这张桌子在这儿，是这个样子。而且，历史条件和历史背景，也不一定就是人们在常识和教育经历当中领受的那种“历史意识”；“历史意识”也不是某部诗歌史写作得以型构的那种“历史意识”，不是某些人、包括某些诗人自己头脑中那种未经反省就接受下来的“历史意识”。如果这样一种“历史意识”、诗歌史意识侵入诗歌观念和诗歌评论、诗歌史研究乃是诗人的“归属感”，并不是诗歌的幸事。它只能意味着对于诗歌秩序的一种进一步的内在的瓦解，直至“个体”，它其实最终会证明，人们视为解决一切问题的根本的“个体”，其实也是不可靠的：“个体”有时候看起来很坚固，但事实上只是很多事项的交叠处的暗影，是某种思维方式的最后的死角，是问题本身，只要变换一个角度，或者视角一加变动，它立刻就形神俱灭、土崩瓦解。因而，认为命名只是批评家和研究者的理性，与诗歌和诗人无关，或者相反，只是诗人自身的归属意识和自我意识，这本身就是一种虚无主义的反映，而这一切加起来，最多也就是一个空洞的“历史意识”网格本身。于是诗歌领域剩下的就是一种被工具理性抽空了的历史经验和文化实质，一种凌乱不堪的江湖世系。

弥赛亚式的历史意识也许可以告诉我们，打量事物时候的那种凝固和物化的眼光是需要首先反省的，这种眼光在“个体”和“集体”之间游移，在“内部”和“外部”之间转换，但它自己却没有一丁点的变形。这种理论的或历史的眼光像一个飘忽不定的、出窍的游魂，它本身在我们的“外部”——在此，历史主义会告诉我们，这样的眼光本身只是“历史性”的，它基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和历史背景，它有它相对的历史合理性和历史局限性，因此人们可以信赖它，但却不能完全信赖它。这样一种既属于自我，又不属于自我，即具有某种自我“绝对化”性质又具有“历史性”的理性，是现代性文化和思维方式的核心。它不断地吐出“历史意识”之网，维系某种低俗的、但又似乎很“稳固”的生活秩序和文化秩序。

就像“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谬说一样，将一切诸如上帝这样的神圣之物统统看成弱者虚构出来的自我抚慰，同样是我们今天的致命的文化疾患。它们的共同前提就是认为人本身是自足的，个体是绝对的，当下是完满的，它们是秩序的根据和来源。但这些所谓作为“个体”“当下”的“人本身”，似乎都是些钻不透的、顽固的概念果核，当真正将它们钻透打碎时，它内在的贫乏与不堪，会令即便是它们的信徒也大失所望。建立在此基础上的“历史意识”和历史秩序根本不堪一击，它们只有靠着那种不断下坠和“堕落”的力道，才能维持着自己的规则和平衡。所以希望所在就是，就像渔网不是铁板一块一样，这种所谓的“历史意识”并不是铁板一块，它在将一切实质性和实体性的价值消解掉的同时，它也放逐了自己的实体性。在任何真正严肃究诘与拷问面前，它就像渔网一样漏洞百出，甚至就是漏洞本身，因此，它只能是一种更加脆弱和廉价的麻醉品。显然，它既不是诗人和诗歌生存的凭籍、根据和依靠，也不是其对立面和敌人。这两者，都赋予了它以它根本不配享有的重要性。

只有一种强大的当代意识，才敢于将一个伟大的传统置于历史天平的另一端，平衡掉那种虚骄的当代优越感，称出自己时代的真正分量；只有一个真正强大的自我，才敢于认同那个“伟大的他者”，来剥除掉那些不属于自我的异己成分，或者说，才能将那些异己成分统合为自我的成分，而不怕“失去自我”。对于当下诗歌领域，个人的感觉是，我们被迫或自愿、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的预设前提太多，而一些流行的学术神话告诉我们，这些是不带前提的“真相”、是透明的“真实”，是实实在在的个体“经验”，或者说，是“宿命”，是“困境”，是任何人都无法逃离的“生存状态”和“意识形态”。自从进入“现代”以来，尤其这一个世纪以来，人们创造了太多的胡言乱语、想入非非的理论或神话——这些都只能进一步地蔽塞那些自以为是的心灵，但却唯独不能在人世和内心当中创造出一块空明的净土、一方虚灵的空间，让那些神圣之物飞升而入：

上帝之类或许确实是人“创造”出来的，但“创造”这样的概念过于抽象，就像银行是由人“创造”出来的，却不等于银行里的钱都是你的。人“创造”了上帝，却不能因此就否认它的神圣性质，不等于人可以自由支配、包括摧毁这种神圣性。我们的文化因为这样一个维度而具有秩序，我们的灵魂因为应和着它的、紧张与宁静的节奏而变得丰富。很久以来，这种神圣性对于人们来说毋庸置疑。但是因为人需要这种神圣性才创造了上帝，还是因为创造了上帝才向往这种神圣性，这个问题起码今天的人们并没有弄清楚。不过至少可以肯定的是，迄今为止最夸张的诗歌理论，也不认为诗歌可以取代神圣之物，最多的它的某个侧面或某种影子。因此，诗歌终究不是自足的，更不是团块状的“文本”和分行排列的“语言”的实体幻相。不过，今天的诗歌就像是塑料制成的棱镜，无论怎么摆弄，也不能从任何角度折射出些许神圣性的光芒。

对于诗歌的想象背后是对于人自身的想象，今天值得担心的问题是，对于诗歌“本身”“本体”的过度想象，包含着对于人自身的自足性的过度自负，包含着的一种对于人的“创造力”的夸张。不过，这并不是浪漫主义者迷信那种艺术天分意义上的“创造力”。这种自负和夸张的最典型的例子是“科技”，社会公众当中估计大多数人至少在潜意识当中都会认为，随着科技的发展，人类没有什么问题不能解决。然而，当今诗歌对于自身的一些想象，本质并不比这更加“理性”。我们认为诗歌一定“是”个什么东西，一定需要怎么样，一定能够怎么样，这其中完成了某种僭妄的自我循环：人认为自己能像上帝一样自由地创造，但又相信自己的理性能够完全理解和掌握这一切。但我们看到，这种僭越和张扬的“创造力”，包括诗对于歌暂时还没有体现出这样的“创造力”的失落和期待，并没有让人的生活变得丰富，并没有让人们感到更幸福，最终也没有让诗歌更卓越。而这种“创造力”同时所创造的一些似是而非的真理，如“历史真理”和“历史意识”，尤其是一些“后现代”的高论，却具有一种并非隐喻和反讽意义上稀薄的“诗性”性质。据一些“后现代”的理论家（如韦尔施）称，这叫做“认识论的感性化”，而一些国内的学者不知出于什么样的理由，非要把它翻译成“认识论的审美化”，这至少可见中国比之西方更加“感性”，更加“审美”……这些变质的“真理”，早已经测不准它的考量对象，这一切它们自己好像也知道，它们早就认为自己是一个相对主义的“范式”，早就把自己（认识论）当成了“审美”对象。总之，诗歌脚下好像塞满了拥挤的思想废品和文化杂物，但其实却又已经没有了可以落脚的坚实的地基。

不过，诗歌在这个日益拥塞而又平面化的世界上，至少还有一个创造领域，那就是诗歌可以创造空无。这有点像我们多年前听到的海德格尔式的说法，不过这里不必温习海德格尔，这不仅仅因为它是一种似是而非的“理论”，而且至少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仅仅是一种“理论”。如果愿意的话，倒是可以重温一下中国的古典传统，这种对传统的重温，其实终究是对于自己的潜意识深处的心灵原型的重温，对于自己的灵魂的重温。这种对于空无的创造，应该包含很多层次。它不仅仅是一个“美学”问题，也不仅仅是一个“存在论”问题，它至少还是一个诗歌自身的“生存论”问题：在那些神圣之物面前，诗歌似乎太单薄了，在这个喧嚣的物质世界面前，诗歌太迂阔了，但诗歌可以飞翔在自身创造出来的空无之上。这种空无与“虚无”的区别在于，诗歌可以通过创造空无，获得自身的轻捷的重量，撬动神圣、绝对之物和天地大美登场……真理并非是某个点上的固定不变的东西，同样也并非走向这个点的似是而非的“历史”过程，更不是可以平稳滑行的“历史意识”，真理是我们确实可以经验和体验到的绝对性，杜绝这成为另一种相对主义的是，我们只有不断地化解和消磨掉那些号称是客观的、自在的、根本的、终极的标准和眼光，直到四面八方朝我们涌来的时空，在我们当中重新汇聚起的一种无法言喻和辩驳的实体性。那时，“真理”只是真理的表象，“真理”和谎言一样，都是这种真理的丰富性的证词。至少对于诗歌来说，如此就已足够。但当代诗歌花在对于“自我”进行徒劳无用的想象和理解上的精力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