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际命名视野下“80后”与中生代诗人的比较
罗小凤
（广西师范学院文学院）
摘要：在代际命名的话语场域中，“中生代”与“80后”诗人属于两代人，虽然他们所处的时代背景、环境与生存境遇不一样，但在诗质探索上却呈现出“80后”诗人对“中生代”诗人有选择性的承传、重建与突破脉象，既是一种诗性自觉的复归，亦形成了“80后”自身的独特风景。
在当下诗歌版图上，以出生的生理时序为坐标系考量不同诗歌群体的诗歌特征似乎已成为一种“约定俗成”，“中生代”、“中间代”、“70后”、“80后”、“90后”、“后一代”等各种以代际命名的诗学概念被各类专栏、报道、文章等广为征引。然而，这些概念虽然在术语的使用上已成为“流行”或“习惯”，但事实上，其概念内涵与外延至今未“达成一致”，不同的学者、诗人秉持不同的划分标准与观点，因而使这些概念更趋向纷繁复杂、纵横交错、眼花缭乱，甚至是“乱相横生”。笔者认为，以一个年代或两个年代人出生的生理标签作为诗歌特征归属的划分标准，其捉襟见肘之处常见，其不合理的尴尬处常见，这些年代范围内出生之人所经验的生活、世界并非完全不一样，因此一代人与另一代人的诗歌特点便既有不同，亦有同；同一代人亦是如此，他们虽然经验的生活、世界大体一样，但其诗歌特点却既有同，亦有不同。因而，将代际命名作为划分诗歌群体归属的方法，是不无偏颇的。由此，笔者只是将代际视野作为比较隶属于不同年龄群的诗人的诗歌创作特点的一个维度，而非标准或界定。那么，在代际命名的视野下，“80后”与“中生代”诗人之间呈现什么样的关系与发展状态？
一、“代”际划分中的“中生代”与“80后”
迄今为止，学界、诗界在“中生代”、70后、80后等概念的争议上一直相持不下，一方面是这些概念自身的内涵与外延界定未达成一致，一方面是这些概念之间的关系界定不清。这或许是由时代性的考量本身就是不确切而导致的。
“中生代”的概念是从台湾移传过来而被大陆借用的，其内涵与外延一直变动不居，大陆对“中生代”的界定最有代表性的有四种：第一种是指“朦胧诗”以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诗人，包括了“第三代诗人”，此观点持有者有吴思敬、朱寿桐等；第二种是指“第三代”诗人之外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诗人，安琪、黄礼孩等将之称为“中间代”；第三种则是指20世纪50年代末至70年代初出生的诗人，此观点持有者有荣光启等；第四种则以诗人出现的时序而非出生的时序为参照点认为中生代是从朦胧诗开始的，是指1970年代末至1990年代末活跃的一批诗人，此观点持有者为屠岸等。可见，关于“中生代”概念之内涵与外延的争议众说纷纭。相较之下，笔者倾向于吴思敬所言：“我觉得中生代的含义应该单一化， 即不把它看成是流派概念、诗群概念， 而仅仅是作为一个断代的时间概念，在目前可定位于20 世纪50 至60 年代出生的诗人。这样‘中生代’就成了文学史时间序列叙述的一个概念”，主要指“朦胧诗人之后，包括于坚、韩东、西川、王家新、翟永明等在内的加入或未加入诗群、流派的‘第三代’诗人，以及安琪所开列的中间代诗人， 均可称之为中生代诗人。”1这种划分法涵盖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活跃的不同诗歌取向的诗人，相对而言较为客观。
诗学场域中的“80后”这一概念是由“70后”衍生而来，一般而言是指1980年代出生的诗人。而笔者认为，“80后”若指称1978年-1989年出生的诗人可能更合理、更科学一点。这一时间范畴曾被王西平在其主办的民刊《核诗歌》推出“1978-1989年之间生人诗歌大展”时冠以“后一代”的概念，全称为“中国改革开放后一代诗人”，指称1978-1989年之间出生的诗人，将1978年、1979年出生的诗人与1980年代出生的诗人收归为一个概念之下，有学者指出：“这两年出生的诗人，在人生经历和精神气质上，其实更接近1980年代初出生的诗人，因为他们经历过相同的时代背景，有着相同的生存环境，也基本上是受着相同的教育”2，因此，“后一代”概念将1978年至1989年间出生的诗人作为一个考察对象，显然比单纯指1980年代出生者要稍显科学，笔者在此借用这一时间范畴用以指称“80后”的内涵与外延。
但学界目前由于“中生代”概念的不清晰而导致“80后”与“70后”、中生代的关系问题亦是纠缠 不清，吴思敬、朱寿桐等认为：“70 年代以后出生的诗人，可称为新生代诗人， 含70后诗人、80 后诗人，乃至即将破土而出的90 后诗人。”3而荣光启等则认为50、60、70年代生者归为“中生代”，而将80后、90后归为“新生代”。笔者认为，“中生代”若指20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诗人，“70后”则是承前启后过渡的一拨诗人，部分诗人曾跟随 “中生代”中的“第三代”“闹革命”、打江山，呈现了许多与韩东、于坚、伊沙等一致甚至是发展到极端的作品。因此，“80后”诗人既与“中生代”诗人不同，亦与“70后”诗人不同，因而不能将70后、80后统归于“新生代”，或许由于时代发展的进程加快，也改变了“代”的时间范畴，瞬息万变的社会导致了时间序列上更为细致的划分，使我们不能将“70后”与“80后”统而言之。
依照生理时序的划分，“中生代”与“80后”正好是两代人，正如吴思敬指出的：“一般说来，构成社会的一定的年龄层( 通常为二三十年)的人，有类似的历史经验、类似的生存方式和文化传承，通常就被称为一代。对于事物的看法，父母与子女间、年长者与年轻人间、老师与学生间，往往有很大的差别，这种代与代之间出现的差异与裂缝，也就是社会心理学上所说的代沟。”4那么，在当代诗歌的发展地图上，这两代人之间，其诗歌写作呈现怎样的关系状态？是断裂还是沿袭？是新一代诗人叛逆、否定前一代诗人的各种探索、尝试还是亦步亦趋地跟随前一代诗人所引领的诗歌潮流？笔者认为，他们的诗歌写作既有同，亦有不同，“中生代”们在生存环境、时代、政治背景、教育、经验、传统等各方面的经历与“80后”都不同，但在诗歌写作上却呈现出选择性的承传并发展、超越的迹象，而非如学界、诗歌界一直所认定的“断裂”甚至是“垮掉”。尤其是当下，“80后”中不少诗人已过而立，承受着来自生活、家庭、婚姻、精神等各方面的压力，他们的诗歌与初入诗坛时的风格已呈现出集体“转型”，他们刚出场时的诗歌地图已无法再引导当下的学者、诗人们透视“80后”诗歌创作生态，学者、诗人们对“80后”诗歌的印象亦亟待切换。
二、无从选择的时代境遇与生存态势
由于所处时间序列的不同，“中生代”与“80后”诗人在时代境遇与生存态势上显然呈现着巨大的“代沟”，但“80后”并非如外界所认定的那样“幸福”，每一代人都无从选择地遭遇其所适逢的时代、环境，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风雨、辛酸、压力、问题、困境，这是形成他们诗歌中不同的底色、趣味、主题、风格等诗歌特征的背景与指数。
首先是“中生代”与“80后”诗人们出生、成长、成熟的环境不同。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适逢各种政治运动，其间出生的诗人在各种政治、时代风雨中出生、成长，直到1976年时局渐稳，“中生代”们已基本成熟，正如鲍昌宝指出的：“1950-60年代出生的诗人，他们的生活经历基本相似，都有着‘文革’的多多少少的记忆，都在1980年前后接受高等教育，亲历了中国改革开放的艰难痛苦的社会转型和嬗变，不断感受和思考关于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各种理论和问题，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激荡与碰撞在他们身上刻下难以磨灭的印迹，血缘伦理、政党伦理与工伤伦理混杂在他们的生命形态中，在归乡与进城中浅唱低吟，这种生存形态的相似和文化共性的存在使这一代诗人的命名又有了一种可能。”5而“80后”们显然出生、成长、成熟于完全不同的环境，他们出生于改革开放后，成长于各种媒介、网络充斥的社会和信息爆炸、经济飞飙的时代，对此吴思敬曾指出：“80 年代以后出生的诗人，从小生活在和平与稳定的环境中，在全球化的浪潮中成长，受商品社会与大众文化的影响，为影视与网络媒体造就的一代”6，确实，“80后”们生逢社会经济大转型的时期，市场经济运作带来的经济至上、物质至上观念，使物质化、欲望化的消费观念、生活观念在不断的膨胀中瓦解了旧的道德和思想，导致了“道德空场”，而新的生活秩序主要为“追名逐利的喧嚣、个性至上的张扬、金钱欲望的膨胀、贫富差距的扩大、社会风气的滑坡、道德评价的偏离”等所充斥，改变了当时正处于塑型阶段的“80后”们的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导致“80后”中极端者走向了叛逆、堕落、沉沦、虚无，但却并非如外界所评判的那样是“集体行为”，个别极端者确曾如此，但绝大部分“80后”们处于迷失与挣扎的双重拉力中，形成他们与“中生代”在压力、境遇等方面的不同。陈仲义曾指出：“80年代诗人成长的语境显然离不开大众文化和网络传媒文化的影响”，确实，媒介环境与“网络”成为“80后”们成长的一个显性背景，他们的成长是伴随媒介、网络等的发展而进行的，但渐渐地，他们中大多数诗人已仅将之视为一个创作的基本工具，而非“依赖技术，放纵粗糙、近亲繁殖，灌水‘复制’、缺乏必要节制，从而带来‘机灵有余，重量不足’”7。
在遭遇的压力、问题、困境等方面，“80后”们与“中生代”显然是不同的，即使与“70后”们亦是大不相同。“中生代”诗人们的压力主要来自政治，“70后”们笔下则充斥着“饿”、“广场”，但他们仍心怀理想主义。而“80后”们，一向被认为是“蜜罐”中长大，是“幸福的宠儿，是‘抱大的一代’”，“在父辈的呵护下长大，他们是物质、时尚、信息最早的受惠者，也是商业社会的焦急者与放纵者”8，这对于大多数“80后”诗人的出生、成长而言或许是事实，但在他们成人后所面对的社会环境之严峻、压力之大、竞争之烈却几乎很少关注。事实上，“80后”这代人承受了前所未有的压力，他们的经历若用“幸福的童年，悲惨的成年”来概括丝毫不为过。虽然他们在政治上没有经历过“文革”灾难、政治压抑，在经济、物质条件上没有忍饥挨饿、衣不蔽体，但他们遭遇了他们的“困顿”。当下，除了“富二代”、“官二代”，大多数“80后”都面临着极其艰难的生存境遇。有人将此概括为“生在蜜罐里，长在战场上”9，这个“战场”不是抗日战争、内战那样的战场，而是生存、竞争的战场，他们没有经历过“中生代”那样的风雨飘摇，但他们所遭遇的困境与压力亦是“中生代”们未遭遇过的。“中生代”诗人们初中、高中毕业便已被视为“文化程度高”，享有不一般的地位与待遇，读中专者便已被视为“跃龙门”，读大学者更是辉煌腾达，风光无限；而“80后”却遭遇完全不同的情形。大体上，“80后”可分为两部分10，一部分是中学或中专毕业便打工的一批，他们中学时代正是经济大潮冲击最强势之时，打工、“下海”潮对他们造成极大影响，周围一批又一批人打工、下海，“70后”、“中生代”下海后还能回头，因为他们大多在家乡有过工作或家庭，而“80后”在家乡没有任何根基，因此他们下海后便都无法回头了。另一部分则走上“知识改变命运”的道路，沿着“高考—大学”路径向前冲，但大学扩招、文凭贬值、就业难的现实却使原本怀揣一腔梦想经历“黑色七月”挤过高考独木桥的他们发现“毕业即是失业”，本科、硕士、博士文凭不仅无法改变命运，连最基本的生活都无法保障，大多数找不到工作，即使找到工作的，也发现房子买不起、婚结不起、孩子养不起、父母赡养不起，这是“中生代”们未曾遭遇过的，可见，“80后”们承受着他们的困境与压力，虽然他们没有政治的压力，却多了无数倍精神的压力、心理的压力。当下，物价飞涨，尤其是房价，压得“80后”们直不起腰；关于结婚的观念变化了，“结婚”与车子、房子、婚宴、礼服、婚纱照等直接挂钩，据说在上海找个人结婚至少需要213万，即言之，一个年薪8万的男人要工作23年并且省吃俭用才能娶得起老婆，养孩子、赡养父母则不计入内。如此沉重的生活压力，使“80后”诗人以哭笑不得的辛酸、戏谑笔法写出了广泛流传于网络的《80后出师表》，其中一节为：
夫80后者，初从文，未及义务教育之免费，不见高等学校之分配，适值扩招，过五关，斩六将，初中未结，寒窗数载，二十二乃成，负债三万。觅生计，背井离乡，东渡苏浙，南下湖广，西上志愿，北漂京都，披星戴月，秉烛达旦，六年无休，蓄五万。楼市暴涨，无栖处，购房金不足首付，遂投游戏，翌年缩至万余，遂抑郁成疾，入院一周，倾其所有，病无果，因欠费被逐院门。
这是“80后”们生存境遇浓缩的真实写照，当下的购房压力、就业压力逼迫着“80后”们，勒住了他们喘气的脖子。当下高校的真实就业率不超过20%，重点院校也仅在30%左右，大部分人只能南下或北上做“x漂族”。可见，他们之中的绝大部分人并没有享受到经济增长的喜悦，相反，大多数人领着每月几百元的薪水，被“蜜罐”封住了口，简直要“窒息”。时代和社会逼迫着他们每天疲于奔命，他们手捧高学历却由于没有背景和关系而找不到好工作，他们由于无法承受高昂的房价而无法找到“蜗居”的一小片地方，他们在这物质主义和金钱至上的年代却身无分文，这便是他们的境遇，正如许泽平所分析的：“‘80后’是史上最为悲剧的一代。他们在高竞争、高房价、高生活成本的重重重压下奄奄一息。”11可见，“80后”们所处的时代境遇与生存态势并不如前辈们所估计的那么“美好”、“幸福”。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机遇，同时每一代人也有每一代人的痛与伤。
三、诗性的自觉：选择性的承传、重建与突破
学界对“80后”诗歌一直持否定态度，他们认为：“随着社会文化生活的消费化、卡通化、浅俗化和网络化的蔓延，诗歌扛顶着各种‘主义’的名目，从理论阐解到写作实践都在大踏步地走向非诗。各种背景的‘新生代’在后现代的鼓噪中挥舞着各种砍刀逼向诗性的价值观念和思维传统，这一切又无一例外地出自诗的名义。从某种意义上说，非诗化、反诗性已经成为后现代旗帜下新生代诗人的权力意志、意志行动和行动目标。”12从总体上看，无疑朱先生是敏锐的，洞悉了当代诗歌史上的这一非诗化、反诗性现象，然而他认为这是“新生代”诗人的所作所为，而“中生代”诗人则扮演了“拯救”与“呼吁拯救”的角色。笔者认为，这种诗歌态势的始作俑者其实大多为“60后”和“70后”，前者为其所谓“中生代”的一部分，后者为其所谓“新生代”的一部分。事实上，并非所有的所谓“新生代”诗人都如此，“80后”诗人，尤其是近几年来，已对这种态势进行了冷静的思考与反省，并进行了规避，或许这正显示出代际命名的局限性，以代际考察不同诗人的诗歌倾向、风格、追求或许是行不通的，同一种倾向在不同“代”际的诗人中或许都会出现，而在同一代诗人中不一定出现，这便是“代”际划分概念的捉襟见肘之处。
事实上，“中生代”这一概念的内涵其实是极其复杂而多元化的，包含了各种路向，既包括了“第三代”诗人，亦收纳了安琪、黄礼孩等命名的“中间代”，而“第三代”诗人中既有韩东、于坚等主张口语化、躲避崇高、消解隐喻、解构文化的诗人，亦有海子、西川、欧阳江河、张枣、臧棣等追求严肃、崇高和诗性自觉的诗人，因而“中生代”的概念下涵盖了各种诗歌取向、志趣与诗艺诉求。紧随其后的“70后”诗人在前期曾热中于对“第三代”诗人的“躲避崇高”、口语化等主张的盲目跟风，并且将之演化到极至；而“80后”则在他们风云叱咤、争来争去之时，正处于成长之中，待到进入诗坛，这些诗坛风云早已停息，他们较少受到熏染，而是淘洗、辨认、择取。如果说“中生代”、“70后”是弄潮儿，“80后”则是退潮后拾掇择取沙滩上的贝壳的一群，他们在诗歌的沙滩上将糟粕、垃圾淘洗掉，而选取了泛溢着诗意光环的贝壳，并将之在自己的诗歌领地里晾晒、发光、发彩。可以说，“70后”是一个过渡的年代，是由“中生代”向“80后”过渡的年代，中间呈现了许多躁动、探索，甚至是低俗的、肤浅的、垃圾的探索，而“80后”们在冷静审视这些诗坛风云后有针对性、目的性地择取了更接近诗歌本体的“传统”。“80后”中高学历的诗人居多，他们已不属于那个小学毕业、会写点东西便可成名甚至大红大紫的时代，他们面临更多的挑战与压力，但同时也是机遇，这使他们的整体、综合素质普遍提高，他们的诗里从而有了更多的理性自觉与诗性探索，摈弃了非诗化，而在一定程度上复归了诗性自觉，这或许是一种另类的“隔代相传”——“80后”们没有盲目跟随“70后”，而是隔开“70后”的影响而有选择性地将“中生代”的一些优秀诗歌传统吸纳进自己的诗歌建构中。正如喑篱所意识到的：“‘80后’与前辈们的心态越来越像了，尤其是诗歌理想。”13具体而言，他们对诗性的复归主要体现在严肃性、崇高性、历史感的建构以及对诗艺本身的自觉，由此他们建构出了自己的诗歌特点。
（一）崇高性、严肃性的重建
“中生代”中的“第三代”诗人主张反崇高、反严肃、反文化、反诗意，导致诗歌写作出现了“崇俗”、“崇私”或“祛魅”的诗歌倾向，“躲避崇高”的诗歌姿态彻底解构了诗歌话语的崇高性、严肃性，伦理、道德、人性的底线一再被践踏和僭越，不少诗歌低俗不堪、难以入目。与此同时，西川、欧阳江河、王家新、张枣、臧棣等诗人却依然执着于塑造 “对苦难的坚忍承受，对精神生活的执著，对灵魂净化的向往”14等诗歌精神，主张“在感情表达方面有所节制，在修辞方面达到一种透明、纯粹和高贵的质地，在面对生活时采取一种既投入又远离的独立姿态”15，强调诗歌艺术的独立性和诗人的使命感、责任感，以渊博的学识、开阔的文化视野和深厚的诗学造诣传达他们对灵魂、命运、民族、时代、历史、人类的思考。面对“中生代”内部不同的诗歌路径，初期“70后”诗人选择了反崇高、反严肃、反文化、反诗意的“崇俗”、“崇私”写作，甚至将之发展到极端，提出了“下半身写作”、“身体写作”、“垃圾派”写作等“先锋”口号并创作了一系列“先锋”诗歌，正如荣光启所分析的：“为了追求思想、精神的‘新’，无计可施，只好拿人性尊严的最后一点底线下手，决心什么都可以放逐、废灭，可以彻底，再彻底一些。…… 这样的情形, 产生‘下半身’、‘垃圾派’、更垃圾一点的派都是很正常的，一点也不异类。”16。而“80后”诗人中虽然早期有部分不成熟的诗人不成熟地跟随这类诗歌实验进行了模仿、跟风，并被冠以“80后代表诗人”的高帽子，但事实上，这部分“80后”诗人并不能代表“80后”诗歌的整体成就，至多不过是“小孩玩过家家”，当一些“60后”、“70后”诗人的倾向整体转变时，他们的声音与形象自然随之逐渐弱化。而与此同时，可贵的是，“80后”中大部分诗人并未追随而去，而是将“中生代”、“朦胧诗”甚至整个现代诗歌传统、古典诗歌传统作为自己择取的资源库，从中选择性地承传了“中生代”的部分优秀传统诗质。他们向“中生代”诗人中的西川、王家新、臧棣、欧阳江河、张枣、陈东东等诗人学习、汲取，摈弃了糟粕、污秽与低级趣味，试图重新复魅诗歌的崇高性、严肃性。正如刘波所意识到的：“与很多70后诗人相比，‘后一代’诗人在当下的写作，少了些当年流行的欲望叙事，大都转向了对生命本身的解析。”17更确切地，这种“生命本身的解析”趋向了生命本体、人类存在等终极意义的思考，他们不是如伊沙的《车过黄河》那样戏谑、调侃地消解文化、精神，而是趋向了崇高、严肃、文化、诗意等诗歌精神的重建。具体而言，他们关注异化世界，批判贫富分化严重的社会现象，悲悯底层人生活极其凄苦、劳累的生存本相，如阿斐的《老家的亲戚》《拾易拉罐的中年人》、郑小琼的《女工》《午夜女工》等；他们在诗中呈现异化世界的各种病相，如崔澍的《卖脸》、蒙晦的《橡胶人》、罗雨的《空心人》、阿斐的《青年虚无者之歌》、李成恩的《物质女孩》、王西平的《创造塑料》等诗；他们对异化变质的人性进行解剖、批判与反省，如阿斐的《一个说谎者的自白》、杨庆祥的《杀人游戏》、胡桑《惶然书·十一》等诗，呈现了荒诞的异化世界与人类发展的困境，充满深深的忧患意识与悲悯感。同时，他们在困顿的生存境遇与精神状态中，依然秉持着内心的理想主义，试图为困境寻找“出口”，他们表达对生活的希望与爱，如郑小琼的《热爱》《坚持》、牛依河的《城市蚂蚁》等诗；他们在被挤压的困顿、尴尬与时代潮流的冲击中，许多诗人曾迷失自我，甚至完全背叛自我，更有甚者选择了结束生命，但大多数并未像外界所评价的“垮掉”、“虚无”、“堕落”，而是努力对自我进行追寻与救赎，他们善于解剖自己，反观自身，如丁成的《腐烂的也有心》《鹤顶红》、肖水的《从另外一个人理解我》、阿斐的《一个说谎者的自白》《青年虚无者之死》、郑小琼的《流水线》、王西平的《自画像》、罗雨的《另一个我》、李成恩的《照片》等诗都刻画了“另一个我”，是他们自己对自己的审视，是对自我的解剖，他们在解剖中试图重新追回本真的自我、救赎自我；有些诗人还对灵魂进行追问，书写灵魂，出现了“灵魂书写的转型”18，极为关注“灵魂”，如肖水的《往世书》、吕布布的《虚度的真实》《两个人》等诗对自己的灵魂进行审视，对灵魂的疾病进行揭露，这是一个极其严肃的话题，显然可以回击一些评论家所认为的“80后”诗歌“浅薄”、无信仰、缺少悲悯、沉重与严肃等观点，这是“80后”建构严肃性与崇高性的努力。
（二）历史感的建构
“中生代”中的“第三代”诗人消解历史、文化，主张对文化进行反叛、颠覆、超越，如何小竹曾提出“减法”原则，要减掉诗歌中的任何意义19，彻底解构了文化、意义、历史；然而，提倡“知识分子写作”的一批诗人却注重历史感的建构，受杨炼影响颇深的他们喜欢写庞大、厚重而长篇的“现代史诗”。“80后”诗人开始审思那种消解诗歌意义、文化与历史感的诗歌取向，冷静的分析之后选择了历史感的重新建构。
“80后”诗歌对历史感的重构首先体现在他们以自己的体验为基点，将自己的思想、遭际、境遇作为历史长河中的一个小片断，对此进行书写，从而呈现一代人对某个特定时代、某段正在形成的历史的思考、感受与体验。正如别林斯基所言:“我们的时代主要是历史的时代。我们的一切思想，一切问题和对于问题的答复，我们的一切活动，都是从历史土壤中，在历史土壤上发展起来的。”20“80后”们作为身处“历史”序列中的“此在”，他们在诗中呈现了他们对生存、婚姻、命运、精神等各种困境的体验，以及他们的困惑、迷惘与挣扎、突围、搏斗，如阿斐《一个说谎者的自白》、李成恩的《物质女孩》、唐不遇的《坟墓工厂》、崔澍的《卖脸》、蒙晦的《橡胶人》、罗雨的《空心人》、梅花落的《木偶时代》、何不言的《病》等诗将个体作为“此在”的历史际遇与霉斑揭示出来，体察时代、历史，针贬时弊，折射了一个时代里人们的生存境遇、精神困境和一代人对历史、时代的体验，折射了当下时代与历史的症候，富有历史的穿透性。
其次，“80后”诗人们在诗中贯通了历史、现实、未来的思考，把历史、现实乃至未来熔于一炉，既回荡着历史的回声，又收纳了时代的激情，还蕴涵着对未来的探求。他们在诗中引入古典维度、历史维度，以自己的经验、视野、知识结构“重构”古典世界，或以古讽近，或古今对比参照，或沉浸陶醉于“古意”，体现了丰富的历史想像力，建构了自我与历史、个体经验与历史想像之间的张力，如郑小琼的《魏国记》《七国记》、李成恩的《李清照传》《虞姬传》《武则天传》、唐不遇的《历史三章》、王西平的《新古典纪事》诗、肖水的《致李贺》《他的王国》、谢长安的《青铜调》、杨庆祥的《洛神赋》《游园惊梦》《古意》、徐萧《与水书》、罗雨的《从唐朝走来》《仿佛在古代》《黄昏里的古寺》、雪马的《江南》等诗都在对古典世界的“重构”中穿越现实世界，富有历史感。
此外，“80后”中有不少诗人尝试写长诗，如丁成的《黑太阳》、茱萸的《2010：仪式的焦唇》、郑小琼的《挣扎》、谢长安的《睡月》等，带有现代史诗的气息，无法掩盖其内在的历史穿透感。
艾略特曾指出，历史意识对于“任何人想在二十五岁以上还要继续作诗人的差不多是不可缺少的”，“80后”诗人已经“敏锐地意识到自己在时间中的地位，自己和当代的关系”21，开始注重“历史感”的营构，正在一步步走向“成熟”。
（三）诗艺探索的自觉
“中生代”中的“第三代”诗人主张“坚决剔除隐喻”，反对西化，提倡“口语化”写作，主张以直白浅显的口语表现日常经验，反映凡俗生活和客观现实，凸显其拒绝隐喻的“口语化”和“反诗意”倾向；艺术上他们追求自由，不大讲究诗歌的艺术法度，从而导致口语诗歌的泛滥成灾，甚至沦为大白话、白开水的口水诗、废话诗或粗鄙化、滥俗化的文字游戏、语言垃圾，使诗歌话语失去了语言维度的最低限度，陷落于直白、低俗的不忍卒读之境。而“中生代”诗人中的另一脉诗人却注重诗歌修辞学，注重吸收西方语言资源，采取与西方语言“互文性”的语言策略，并重视知识的作用，他们虽然也是用口语写诗，但正如欧阳江河所言，如何处理这种口语，如何使之水乳交融地渗透到各种视觉的、知觉的、幻觉的书面语言之中，如何使之经过诗人的生命、灵魂的智慧时带出更多样的语言光芒，投射出更多复杂的语言境界，形成更有力的语言气候——这也许是完成现代汉语诗歌革命的一个关键。因此，怎样将口语锻造成诗歌语言是诗人的必修课，但“第三代”诗人和“民间写作”诗人们却似乎大多没有修好这门课。部分“70后”诗人追随他们，大多不讲究诗歌技巧与艺术手法，拒绝隐喻、象征、通感等诗歌表现艺术，一味地平面铺陈、流水帐式记录，只是把日常生活语言分行排列，过于平庸化、平面化。他们不再锤炼诗歌技艺，不再“十年磨一剑”，而主要靠“朋友”和“朋友的朋友们”的吹捧、扶持、帮助和关照而跃身为“著名诗人”。“80后”却非常重视诗歌艺术的探索，语言、诗体、节奏与韵律、诗歌技巧等方面都进行了探索与尝试。
在语言上，“80后”们摈弃口水化、粗俗化，而注重语言技艺的锤炼，对生活语言进行淘洗、提炼、升华、锻造和打磨，李成恩、王西平、肖水、徐钺、王东东、熊焱、嘎代才让、王彦明、罗铖、谷雨、梅花落、徐萧、洛盏等都注重跳跃性、非逻辑性、写意性，以及含蓄、凝练、雅致等，形成语言的内在张力。梅花落喜欢扭断语词的语法逻辑，总是将句子从中间强行扭断，由此营构一种内在的情感节奏，如“始终是没有见过血的/深秋”（《静候》）、“孤单仍是爱上你的/倦”（《重门》）；而胡桑的《惶然书》中则充满了语词风暴，常置身于与语词的追逐、寻觅、搏斗与纠缠之中。在诗歌技巧上，“80后”们全面调动意象的组合及象征、隐喻、通感、夸张等各种艺术手法，极力拓展开诗的语言空间与语意空间，尽意驰骋想像与感觉，从而展开诗歌话语的广度、深度、厚度与高度，达到诗歌的立体审美效应，如他们笔下的“铁”、“风”、“柳絮”、“浮萍”等意象都具有象征、隐喻等蕴涵，负载了他们对时代的各种体验与感觉。在诗歌体式、节奏与韵律等形式建设方面，肖水、王西平、郑小琼等进行了各种尝试，如小诗、长诗、短诗、不分行诗、十四行体等各种形式体制。肖水受西川影响颇深，而西川是形式上最多变的一位“中生代”诗人，曾自觉地探索与实验诗歌的各种文体、形式，因而肖水亦注重形式建设，他的《公园》《风景》《艾草》等对四行诗的尝试，《乡村生活》对“方块诗”的尝试，《失物认领》对不分节的繁复体的尝试，《国界》等对两行一节诗歌体式的尝试，以及“速写”类的感悟小诗等。此外，杨庆祥、王东东、彭敏、何不言等亦进行了各种体式的实验与探索。
这是“80后”诗人对诗歌艺术的高度自觉，是他们对“中生代”部分优秀传统进行选择性的承续、重建与突破的尝试与努力。
总之，在代际命名的话语场域中，“中生代”与“80后”这两代诗人虽然所处的时代背景、环境与生存境遇不一样，但在诗质探索上却呈现出“80后”诗人对“中生代”诗人有选择性的承传、重建与突破脉象，他们不是亦步亦趋地盲目跟风，而是一种诗性自觉的复归，重建了诗歌的崇高性、严肃性、历史感与诗艺，形成了“80后”诗歌自身的独特风景。
注释：
1.3.4.6.吴思敬：《当下诗歌的代际划分与“中生代”命名》，《文学评论》2007年第4期。
2.17.刘波：《重塑青年的诗歌精神 ——中国1978—1989出生诗人编年大展（二）》，《核诗歌》总第3期（2010年）
5.鲍昌宝：《“中生代”：命名与引领》，《诗探索》2008年第1期
7.8.陈仲义：《在焦虑与承嗣中立足——“70后”、“80后”诗歌》，《文艺争鸣》2008年第12期
9.刘露：《浅谈80后诗歌的写作取向》，豆丁网：http://www.docin.com/p-561094980.html
10.罗小凤：《80后诗歌写作的精神脉象》，《艺术广角》2013年第2期
11.许泽平：《80后诗歌研究》，广西师范学院2012届硕士学位论文，第39页
12.朱寿桐：《中生代诗人的群体焦虑与诗性自觉》，《南方文坛》2007年第5期
13.喑篱：《80后依然是寻根的一代》，《新华副刊》2010年11月1日
14.吴晓东：《王家新论》，《二十世纪的诗心：中国新诗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51页
15.西川：《答鲍夏兰、鲁索四问》，《中国诗选》，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46页
16.荣光启：《“中生代”：当代诗歌写作中的一种“地质”》，《江汉大学学报》2005年10月
18.刘波：《从青春书写到精神成人——论80后诗人与诗歌》，《星星》（下半月）2011年第2期
19.何小竹：《加法与减法》，《6个动词，或苹果》，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7页
20.别林斯基:《莱蒙托夫诗集》，《别林斯基选集》第2卷，满涛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第503页
21.艾略特：《传统与个人才能》，卞之琳译，《学文》第1卷第1期，1934年5月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