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炎黄文化研究会-非诗时代的诗歌语境及其生长空间……王巨川

新世纪以来，有许多的诗歌研究者无不忧虑地指出了大陆自1990年以来的诗歌创作进入了“非诗时代”，这一指称并非是说诗歌本身的缺位，而是一种“堕入繁而不荣的疲软与沉寂”（罗振亚）的状态，虽然这一时期大小诗歌社团、流派纷纷相继揭竿而起，在“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顽强生命力驱动下诗歌文本如荒草般在各类诗集、刊物以及网络中疯狂地生长，但整体来看，我们几乎已经很难轻松地辨识出“诗”为何物了。因此我们知道对“非诗时代”的忧虑之言是针对当下诗歌已经“失去了轰动效应”的境遇而出的。在诗歌如此地快速“生产”中，在文学日渐边缘的境遇中，在繁杂多元的诗歌语境中，诗歌何为？诗人何为？已成为许多诗人和学者们常常困扰于心的问题。世纪初“中生代诗人”在诗坛中的集体亮相，虽然有“你不给我位置/我们坐自己的位置/你不给我历史/我们写自己的历史”（潘默子《献给70年代人》）的焦虑之惑与冲动之感，但从“中间代”到“中生代”的命名事件中，毕竟使更多的人又开始关注当代诗歌的前生今世，从而了解诗歌的丰富内涵及其存在价值，为诗歌重新回归世纪文学之序提供了鲜活的现场资源和饱满的精神动力。

从人类社会的进程来看，1990年代到新世纪的十几年只是人类历史时间中的一个节点，而这对中国的社会发展却是极其重要的阶段，经济制度的转型和社会格局的多元化在带动人们物质生活水平提高的同时，也促使社会文化层面发生了整体性的价值观念转型，在社会物质生活进入快车道和快餐式的文化充斥者整个社会的同时，许多需要用历史时间加以沉淀的文学艺术形式，却逐渐被边缘化。当代诗歌在这样的社会语境中毫无悬念地快速进入边缘化，犹如往复重演的一个历史剧，从开场走向高潮，又从高潮走向落幕，诗人与诗评家们共同在这个舞台中演绎着诗歌历史的悲喜剧。1980年的“朦胧诗”开启了新时期呼唤人性、关怀伤痛的大幕；随着“第三代诗人”的崛起，诗歌转而成为“革命”、“颠覆”的代名词，最终导致了“庙宇”和“江湖”的恶战；70后、80后乃至90后犹如“那涌向天边的排浪”，不断冲刷着诗歌的顶峰，更是把诗歌带向一片虚无之地。中国新诗在几十年间汇聚起来的巅峰历史，在世纪交替的节点中轰然坍塌。诗歌在繁荣的表象背后无奈地显现出虚无的内质，诗歌的精神已经从诗人的笔尖和生活中游弋出来，留下的是一片废墟，犹如“阳光和风的手下/从前的花朵悄悄地枯萎/好像什么也不曾发生……”。（叶宁《花朵和心灵》）恍惚一夜之间，诗歌的圣殿中布满了尴尬，圣殿的门也都成为了一扇扇的“冻门”，“那些我们以为/是房间的，现在不过是一片虚无/到处都不再有区别，而你必须放弃”（吕德安《冻门》）。所有曾经建构起来的诗歌传统、精神家园乃至诗歌信念、诗歌责任等等那些足以慰藉人类心灵的温度都消失殆尽，韩文戈在诗中写道：“我经常路过的白杨树上/喜鹊飞走了/留下一个空巢/里边的炎凉/在昼夜之间交替”，“现在只有一个异乡/和风一样刮过的人群/他们走在我的身旁/人越多，越荒凉”。（《在我周围》）在这样的诗歌语境里，诗人思考如何“重新做一个诗人”就不足为奇了，而且，有这种思考的诗人也绝非止于王小妮一人。因为诗人的神圣光环在日益逐利的潮涌裹挟下迅速地消退，诗学的精神向度与诗人的存在困境便成为诗歌中挥之不去的影子，就像民间诗刊《白丁》的扉页中写的那样：“《白丁》不死，诗歌不死”一样，在豪迈的言语中也渗透出一种无奈、一股心酸，诗性面临着何去何从的抉择与调整。

“非诗时代”的产生有诸多的因素，其中以“经济发展为核心”的主流话语对文化领域中出现的全民性“视觉转移”则是一个重要的因素，视觉转移最终导致诗歌作为时代代言人的角色定位以及诗坛时刻孕育着运动性、思潮性的现象在人们视野中逐渐淡化，曾经赋予给诗人的神圣光辉被无情地抛弃，诗歌从形而上的高蹈跌落到凡夫俗子的日常世界，作为诗歌创作主体的诗人在精神世界中也逐渐模糊了“生活是虚幻的，艺术是真实的”（D·H·劳伦斯）的艺术哲学命题，写诗不再是直接参与社会生活的方式，而演变为许多“名誉”诗人占山头、捞好处的工具。因而，在市场经济挂帅带领全民向“钱”看的时代，诗歌这种形而上的精神创造之物在无奈中潜隐在“金钱时代”的角落里面寻找自我调整的机会。王光明在讨论1990年代的诗歌时候这样说道：“在社会转型与诗歌探索的交汇点上，在从斗争走向对话、从计划走向市场的年代，大历史的叙述已难以为继，文化英雄向各路明星让位，知识断裂为无数自我指涉、各自为政的单元，整个文化致力反抗的已经不是传统的权势，中国诗歌的确存在作诗姿态、想象方式、抒情观点和阅读期待的自我调整。”¹这种自我调整的推手并非是来自于诗歌自身内部的动力，而是社会整体性转型过程中的一种必然，是来自于包括社会结构、思想观念以及语言形态、文化想象等四面八方不断冲击的无奈之举。拉兹洛曾说：“文化是受价值引导的体系。由于文化同人类生物需求的满足无关，同人类自身再生产的需求也无关，由此可见文化满足的不是躯体的需求，而是价值标准的需求、想象的丰富和信仰的深度需求。一切文化都同这种超生物的价值标准相对应。”²因此，作为文化系统中重要的文学形态的诗歌在“非诗时代”的存在首先需要解决的是如何重新构建整体性文化认同的问题，在没有一个全民性的文化认同空间中谈诗歌的健康良性发展无异等于纸上谈兵抑或说是“空想社会主义”的翻版。也正因如此，诗歌精神在边缘化中越来越趋向于繁而无序的个人化写作姿态，虽然包括中生代诗人在内的许多诗人、诗论家们试图突破这一困境，并一直努力使诗歌创作走向一种超然的回归本真的路途，但是当下大部分的诗歌写作仍然在语言难度、意象堆积、修辞技巧等等形式主义的框框中打转，过多地追求语言的变形、意象的突兀、诗体的怪异等等无法弥补其内在气质中所缺少的诗魂和诗人直面生命的力量。

从这一逻辑来看，“失望”与“希望”共同成为困扰诗人的两种情绪，这两种情绪在“中生代诗人”的诗歌创作中都有所表达和呈现。前者认为现时的诗歌已经成为一场梦碎了无痕的“春梦”，因为有人曾宣称“文学不再是青年情感和梦想的寄托”，“那些今天仍在以诗歌的名义四处蒙人乞怜、招摇苟且的人，是一些对现实无关痛痒、早已被世界抛弃而不自知的冷血植物”。³而后者们努力寻找的“希望”又不断地四处碰壁，“我挨个琢磨写过的诗/哪一首能够留住/我一首首掂量、甄别、取舍/能留下的越来越少。”（韩文戈《孤独是每个人的，别人不知道》）的确，当诗歌精神随着诗人的放逐而被放逐，随着海子、戈麦、昌耀等诗人以自弑的方式而成为诗歌的历史和诗性的隐喻。在“及物化”的商潮与利益驱使下，诸如海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被包装成为豪宅广告语的现象不断上演，娱乐化、商业化粗暴地把形而上的诗歌放逐于“代达罗斯的迷宫”之中。

不论是传统诗歌抑或现代新诗，诗歌在社会的规约和自身“最高存在的意识”（马塞尔）要求中凸显出来的是“我存在”、“我言说”的自主性“在场”意识，诗歌所表达的能指言说意义要远远超越所指的传达意义。同时，诗人主体意识中的“大我”形象也使得诗歌与社会、政治等形态保持着一种既密切又游离的状态，“俯瞰”姿态一直都是诗歌的主导性架构。然而，非诗时代的到来使得上述种种姿态与言说无疑成为失效的一种幻象。当“诗人之死”成为“诗歌已死”的隐喻性征兆之后，这种幻象就犹如“游走的幽灵”一般弥散在整个诗坛之中。“季节在一夜间/彻底转变/你还没有来得及准备/风已扑面而来”。非诗时代中的诗歌陨落在人们毫无准备的情况中骤然而来，“如此逼人/风已彻底吹进你的骨头缝里/仅仅一个晚上/一切全变了/这不禁使你暗自惊心/把自己稳住，是到了在风中坚持/或彻底放弃的时候了”。（王家新《转变》）放弃还是坚持？无论如何选择，如果没有明确的方向的话对于诗歌来说都是一种伤害，因此，就有了于坚的“诗人何为”的思考和王光明“在非诗的时代展开诗歌”的寄予。这一时刻，“诗歌似乎真的走入了黄昏与黑夜，它在公共社会失去了感召力和影响力，没有众望所归的诗人，没有众望所归的诗篇。”⁴原本赋予给诗歌与诗人的所有期待已经完全不在，“诗人何为？”、“诗歌何为？”，这种追索式的要求使诗歌与诗人“在场”身份的价值也受到众多诟病和质疑。无疑，在1990年代的社会转型中诗歌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需要重新确定自己的“在场”身份。

然而，对于中国诗歌传统中所积淀的上千年的“在场”身份意识的转换又谈何容易。中国诗歌古老而又济世的“在场”身份，决定了知识分子们选择以此形式作为入世参政的重要发言形态之一，不论是忧国忧民的爱国情怀还是针砭时弊的愤世之火都会通过诗歌这一载体呈现出来，诗歌的功能性作用在知识分子主体意识和统治阶层政治需要的双重合力中不断被强化、被加载，在这样一种语境中培养出来的诗歌不仅仅是个体精神情感的凝聚与抒写，更多的则是意识形态化的政治性功能与“救世者”形象的展现。传统诗歌中“重群怨而轻兴观”的状况自不必说，现代白话诗的产生也不能简单地归结为诗歌发展过程的必然之列。从 “诗界革命”到“新诗运动”，从“颂歌”再到“朦胧诗”的每一个节点的流变过程中我们看到，诗歌承载了太多的社会期望和人们的寄托，每一次的诗歌运动都把“文以载道”的传统济世精神发挥到了极致。

如果说诗歌政治化或者说政治化诗歌是对诗歌本质的一种伤害的话，那么，正是从社会要求和诗人自身愿望的驱使下，使诗歌过多地强调自身“在场”身份从而发挥更大的社会功能性使然，而常常忽视诗歌本身的内在情感、语言、审美等艺术化的气质。中国1950年代所出现的“颂歌”形态就明确地证明了这一点。这一时期的诗歌，除朝鲜战争期间出现的“战歌”外，基本属于以一种“早春的情调”涌动诗潮，诗歌创作的革命化、群众化成为顺应时代要求的主潮，从歌颂新中国到歌颂新人、新事、新风尚，“颂歌”的形态成为当时新诗创作的主导、主调、主要规范。由此产生的“政治抒情诗”作为一种特殊的诗体，作为一种艺术的求索，为中国新诗如何思考与表现大时代、大哲理探讨着一种可能性，其成败得失都为新诗发展积累了经验。“政治抒情诗”在当代诗坛经历了一个由兴起到极盛的过程。最初的阶段，是在50年代的颂歌中，就有一部分作品属于政治抒情之作，在单纯、明朗、充满热情和理想的歌吟中含有政治性内容；进入60年代，在“反帝反修”“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主旋律驱使下，“颂歌”发展到与“战歌”相结合，强烈的政治性和斗争的火药味成为主调，配合政治运动和反映重大题材得以强化；到了70年代前半期，“政治抒情诗”与“文革”互动，“假、大、空”与混淆是非共生，就无法在“诗”的美学范围里讨论了。

相对于诗歌创作主体的诗人自身来说，很少有人能够抛弃潜意识中的历史传统，“文以载道”的文学精神和“不学诗，无以言”的历史隐喻，以及诗歌“兴观群怨”的功能性使诗人们从来都是以“天下大夫”、“救世者”的身份伫立于世的，即便是现代社会的知识分子们也很少有人能够逃避这一藩篱的影响，“经世致用”的知识品格使诗人在寻求社会价值存在的过程中，其精神诉求和潜在意识中都会有着或隐或现的权力话语的追求，使自己成为“二维的存在者”，将自主性追求与现实干预的矛盾担当起来，因而他们常常处于一种“出世”和“入世”二律背反的对立当中，“一方面，他们必须从属于一个知识上自主的、独立于宗教、政治、经济或其他势力的场域，并遵守这个场域的特定法则；另一方面，在超出他们知识领域的政治活动中，他们必须展示在这个领域的专门知识和权威”。⁵

我们看到，1990年代以后的中国社会在敞开国门、广纳群才的同时使得各种思想意识、文化形态等等汇集一堂，西方文化思潮与本土诗学观念在相互碰撞中令人眼花缭乱，更为重要的是经济的高速发展过程中社会一元形态向多元形态转换，而这种转换中人们现存价值观的逆转直接导致了全民写诗历史状态的终结，由此，诗歌与诗人高蹈的“在场”身份也随之被终结。基于根深蒂固的历史传统而言，诗人试图对“在场”身份的修订、转换就显得尤为困难，他们或无奈坚守或离诗而去。这一点在中生代诗人中表现的更为明显，他们有着“崇高”的历史传统感，同时也身处于“及物化”的当下，在传统与现代、西学与中学的四维空间架构中更希望能达到一种融合与提纯的状态，可以说是身处于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缝隙之中艰难地用诗歌表达自己的观念、理想和追求，因而，对“中间代”诗人的发现，同时以这一起点对当代诗人的序列的重新划分才凸显出尤为重要的意义，在这种序列划分中所呈现出来的中生代诗人的诗歌创作更能显现出历史本真和诗学气质。

在中国新诗的百余年历史中，对诗人群体或流派的命名从来就没有当代诗坛如此之多，特别是自1990年代以来，无数个诗歌流派、诗人群体揭竿而起，诸如知识分子写作、民间写作、下半身写作、第三条道路、他们文学社、通灵诗群以及非非主义、新自然主义等等社团与流派纷纷亮出自己的诗学招牌抢占山头，一时间使本不宽敞的诗坛中插满了各色旗帜。⁶虽然是满眼的繁荣，但这一时期的诗歌发展依然像陈先发诗中的“雁行，比过去要缓慢得多”。1990年代以来纯文学被边缘化的状态日益凸显，在整个时代都鄙弃文学、拒绝诗歌的现时语境中所产生的非诗时代对诗歌的发展无疑产生了剧烈的影响。

尽管当代诗歌的境遇比照1990年代之前已然是“失去了轰动效应”，然而中生代诗人依旧在承受着精神与现实的血脉被斩断的剧痛中努力地在纷乱芜杂的缝隙中寻找诗学新的生长空间，他们犹如生存于社会缝隙中的垦荒者，并努力使其能够自然地开花结果。他们在“对人性的呼唤和世界不合理的沉默之间”（加缪）的对抗之中，阐释着文学存在的最大意义和价值，就像法国哲学家莫尼埃说：“人类的高贵便是在这毫无意义的世界里重新获得其地位。”中生代诗人对诗歌有着与其后辈的80后、90后门更为执着的态度与坚守的精神（这种执着、坚守与诗歌崇拜以及现实谋利思想毫无关系），他们通过诗歌表现自我存在的状态，通过诗歌展开与世界对话的桥梁，使自己获得了应有的一席之地，虽然这个“地位”并没有那么容易得到。这一点从“中间代”的提出再到“中生代”命名轨迹便可窥出。虽然安琪与黄礼孩在2001年编辑民刊《诗歌与人——中国大陆中间代诗人诗选》，由此提出了“中间代诗人”的概念，又于2004年出版了《中间代诗全集》，从而使这一诗人群体在诗坛和学界整体性亮相，但安琪对“中间代诗人”的命名并没有在诗歌界和学术界达成共识。2005年，《江汉大学学报》意在弥补“中间代”命名的“不甚缜密和科学，也不具备质朴、准确与有启示性的特质”，进而在“中间代”的基础上提出了“中生代诗人”的命名，⁷反倒引起了诗歌界和学术界许多人的关注和讨论。

在众多的讨论观点中，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是2007年刊发的两篇文章，分别是吴思敬先生发表于《文学评论》第四期上的《当下诗歌的代际划分与“中生代”命名》与子张（张欣）教授发表于《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三期上的《“中间代”或“中生代”：诗人自我意识的一种方式》，这两篇文章基本反映出诗歌界的两种观点。吴思敬认为中生代诗人“可定位于20世纪50-60年代出生的诗人。这样‘中生代’就成了文学史时间序列叙述的一个概念。与‘中生代’相配的往前说是‘老生代’（即台湾诗界所说的‘前行代’）……与‘中生代’相配的往后说，则是‘新生代’……当下的新生代诗人实际上是指‘70后’、‘80后’这批诗人。”进而他又指出这样划分的理由及意义：“由于时间是流动的，那么基于时间而提出的‘新生代’、‘中生代’、‘老生代’概念及其所指，也就是不固定的。如果按眼下的标准，把大陆‘中生代’定位于20世纪50-60年代出生的诗人，那么，十年后的‘中生代’就应是‘60-70年代’出生的诗人了，而且这一分野，也并不如户口薄那么严格，特别是处于临界点的诗人，更要结合他的经历和诗歌的特点，才有一个更好的归类。‘新生代’、‘中生代’、‘老生代’的提法，虽然有其不稳定性，但毕竟20年一代的跨度，也还是相当长的一个时间段，利用这一套概念，还是可以抓住时间变化带来的艺术上的新变，对当下诗坛做出较为客观的书写的。”⁸而子张的态度则正好与之相反，虽然“从命名者角度说，是一种对文学史现象的敏感与自觉，是意识到自我与他人的差异之后自然而然的表现，是这些诗人自我意识的强烈表达；从被命名者的角度说，则意味着一个文学史‘存在’的日益彰显。”但是，他认为“‘中间代’或‘中生代’并不能构成一个独立于‘第三代’或‘中生代’的‘代’，从其组成人员、诗学传承和精神品质诸侧面考察，他们应属于‘新生代’的一部分或一种写作倾向，或者应称为‘新生代后期诗人’。”⁹谢冕先生也曾坦言道：“‘中生代’是台湾诗歌界关于诗歌断代的一个命名。这样的命名却是我感到陌生的。中国社会发展的形态不同，意识形态的差异，造成了包括新诗在内的文化上的种种差异。”¹⁰

从上述摘引的观点中可以看到诗歌研究者们对“中生代诗人”这一群体的基本态度，即并不能简单地把这一群体画地为牢式的予以命名，而应该在更为豁达和广阔的视野中，以建设性的态度观照当代整体诗人群落，从而更加规范、科学地进行诗人群体的命名。那么，对已经“浮出历史表面”的“祭酒式人物或中坚力量”，并且被“各路新生力量试图急切地抛离和超越的对象”到底应该如何定位或命名，是否可以如子张所说的归为“新生代后期诗人”的序列之中呢？我更倾向于以整体性的宏观视野把1960年代到1970年代出生的诗人们确定为“中生代”，诚如吴思敬认为的那样，把当代诗人按照“老生代”、“中生代”和“新生代”的序列划分，“用‘中生代’的称号把他们在诗坛的位置突显出来，以引起评论界及读者对他们的重视，既可以对这一代诗人进行整体考察，又可对他们中的代表性诗人进行个体解剖，这对当下诗坛的建设和未来的诗歌史的书写很有意义。”¹¹而对于当下已然炒作起来的“中间代”诗人划归于“中生代”序列中的一个诗人群体，以此来区别于他们与“第三代诗人”等诗人群体在创作风格、审美特质等方面的不同。一方面，“中间代”这一群体虽然已经大致形成个体或群体的诗学风格，但是在不断的创作中其诗歌风格、诗学观念、审美意识等诸方面还会发生变化，比如作为1980年代诗歌符号的北岛在后期的诗歌创作与他前期的诗歌风格就有明显的不同，而这种不同却被文学史所忽略了。另一方面，有学者已经明确指出，安琪等人命名的“中间代”诗人并没有完全一致的诗学观念和统一的诗歌口号，只是“有个人立场，但是又没有盟主的一个诗歌场”（赵思运）。因此，在我看来他们最为相近的地方就是“精神气质”与“存在态度”的趋同，即大多数人对生命的理解、对历史的态度以及自身的价值有着近似之处。如侯马对诗歌使命的担当、黄梵对诗歌语言的历史性理解、树才对诗学与生命的体认、吴晨骏对诗歌本质与人性挖掘的思考等等，桑克则更为直接地说出自己创作的目的：“我只想让读者看到我为他们描述的我所看到的世界的真相，以及关于我们这类卑微生命的细节。”¹²

从中生代诗人1990年代以来的诗歌创作上来看，他们并没有严格一致的诗学观念和创作风格，如果想要把他们的创作归门别类确实是一件困难的工作。相反，他们更多地是在个人化的创作中表现出各自的诗歌语言、观察尺度等方面特殊性的诗学风格，如臧棣对诗歌语言技巧的探险、王小妮对日常生活的诗意呈现以及被苇岸誉为“最后的浪漫主义者”的黑大春对现代“诗”与“歌”的成功结合等。虽然我们试图从整体性的角度来归集他们的创作特征会有以偏概全的危险，但在他们1990年代以后的创作中依然可以在明显的差异中窥探到细微的趋同性特征，总的来说可以归集出三种趋同特质：即把个体现实存在感通过历史性记忆表现出来，诗歌意指朝向历史现实主义方向发展、在日常口语中提炼冷静、凝练的诗意语言和在持守文化主潮意识的同时强调个体的社会责任的诗学内涵。

首先，在大多数的中生代诗人那里都面对着巨大的现存感与历史压力的困扰，这些出生于1960年代的诗人在登陆诗坛的时候不过才二十几岁，他们有过金色的童年，见证过被欺骗、被愚弄、被遗弃的灾难性环境的少年时代，也感受过“朦胧”的一代人那种“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一代人》）迷惘和失落。也正因为有了这样的生命体验和精神淘洗，出生于六十年代的中生代诗人对自我的在场身份认同要远远比其上代人和后代人有着更多的历史焦虑，同时，他们对历史的思考远比70后、80后们具有更深层的历史现实主义倾向。就像冉冉的诗句中表达的那样：“这么多年/我的公开身份/是朱雀的母亲/而我的秘密身份/是痛苦与哀伤的女儿”（《朱雀听》），两种“身份”正是现实存在与历史沉积的交融。因而，中生代诗人更多的是喜欢冷静地倾听而不是狂热地发言，诗歌创作也表现出一种以生命体验为内核的历史建构倾向。桑克的《圣·索菲亚教堂》一诗除了学者们指出的戏谑、反讽的特征之外，其诗歌内核之中更有一种当下个体现存与历史记忆的熔炼与思考，在客观、冷静的现场扫描中，诗人的“在场”不但没有对历史进行解构，反而又是一种对历史的再建构。

陈先发早期800余行的《狂飙》一诗是历史消解和历史重建的诗歌文本，在历史时间和现存时空中呈现出“拙朴神秘的埃及”、“自由奔放的希腊”、“救赎颂歌中的耶路撒冷”、“消极生存的古中国生态”以及“毁灭与急剧滚动的现时文明”、“废墟与碎片”、“沙漠与生命力的再次孕育”等等交错繁复的历史架构中摹写自然世界和人类历史图景。他后期的另一些诗歌《丹青见》、《鱼篓令》、《秋日会》、《黑池坝》、《青蝙蝠》和《黄河史》等也都从不同角度表现出“儒家式的悲悯情怀”和独特的诗性言说品格。

其次，大多的中生代诗人面对历史记忆的时候不再关心那些大叙事的抒写，而是尊重于自我内心的敏锐感知以及由琐碎日常经验堆积起来的生命感受，通过细腻、从容和率真的语言表现诗意。谷禾在面对自己的记忆时所表现出来的那种诗思的冷静和语言的敏锐是具有代表性的：“……活在记忆中，有时你怀疑/自己是否老了。亲爱的伙计/当你拎着行李卷儿/离开那座水上古城，是抬头的蓝天/带给你点点的慰藉，是挤破的/青春痘，让你无语——/接受命运吧/在邻村的小学里，你是孩子们的老师/二十三双清澈的眼睛里，星星开花/但你的光辉和灵魂无关——它在隔墙的/树林里，做着自我的俯卧撑/早晨，你在鸟声中说普通话/把一本《唐诗》背到封底，也没有找到/明天的座右铭/狗日的生活，它总是这样/净给人开些不大不小的玩笑/而两公里以外的村子里，一场大雪/落在初冬当口，你的父亲母亲/继续坚守在田野上，一次次把镐头举过头顶/像负荆的蚂蚁/背负着半生的宿命，和贫穷——”。

陈先发的《扬之水》一诗既是从历史中走出的“怀古”意象，同时又是以平实、冷峻的语言抒写出来的具有个体现实存在的诗学作品。诗人把自己化为“悠扬之水”，“赤脚，穿过种满松树的/大陆”，在历史与现实的穿越中完成了“生命”的对话，诗人的理解与感受都是建构在现实经验之中，但通过诗性的提升与冷峻的语言所表达出来的恰恰是一直困扰着人类大命题，如其中的一段：“第一层是尸骸/第二层是野花/第三层才是浮云和蓝天/对我这般罪孽丛生的人/蓝天是湍急和不能居住的”。

再次，寻找诗歌最真诚、最本真的生命之源是中生代诗人诗歌创作的起点，他们希望能够在诗歌的圣殿中达到自我“生存可能性的无蔽展开”（海德格尔）。因此，中生代诗人在当代诗坛的群体性压力和无序性状态中如何展开自我个性抒写、保持自身优势基因便成为他们思考的基本问题。与此同时，在社会境遇和诗歌转型中寻找、探索诗歌的真谛，在非诗时代他们用真诚和生命体验的思考承担起对社会、对诗歌的责任。在中生代诗人的诗歌中常常会闪现出作为时代人的社会承担意识，如“我自豪，/我是一个矿工，/我在看不见阳光的井下，/开采太阳。……/背负着历史的重托，怀抱着时代的瞩望，/今天，我来了，/我走进地球的心脏。……//我自豪，/我是一个矿工，/我为祖国和人民，/开采太阳!”（桂汉标《我开采太阳》）这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承担意识虽然其内涵依旧是承袭着传统而来的，但其与集体性构建的国家叙事、民族叙事中“号角”式的担当意识却有着决然不同的区别，这里更多的是以更为具象的事物、日常存在的自我以及底层生活经验为诗学生成的出发点，从而显现一种个人化的社会承担与参与意识。诚如梅洛庞蒂说的那样：“我们承担着介入到世界之中的政治责任，而这种介入不是通过沉默，而是通过真正地说出我们的生活经验，所以我们必须成为艺术家，成为歌唱我们生活和我们世界的艺术家。”¹³这句被许多中生代诗人所信奉的语言成为他们诗歌创作的动力，车前子在他的诗论中曾说：“审视人类生存状况的最后是诗人，因为他们被剥夺一空，剥夺一空是诗人的法器。”¹⁴因此，中生代诗人大都不愿参与诗坛中的“武斗”，也无心拿诗歌当做“占山头”的工具，而是“小心地维护自由诗的诗质，努力地提高自由诗的品格”（吕进），在诗歌中探寻慰藉心灵的精神之源的同时，持守着对社会现实批判、人类存在困境的责任。

综上所述，1990年代中国社会的多元发展态势并没有使当代诗歌走进“百花齐放”的局面，却呈现出“二元悖反”的状态，一方面是社会群体精神价值观（传统寻根的焦虑）与转型期的经济价值观（重经济轻文化）的对峙；另一方面，诗歌在对传统的消解和超越的躁动中更多的是表现出对历史的抛弃，诗人们试图展现个人化写作精神风格的同时，又在无数个诗歌生成空间中进行着及物时代的集体性狂欢。中生代诗人在这种背景下为当代诗坛呈现出有别于“第三代诗人”、70后、80后的诗歌书写特征，不论是自我的呢喃呓语抑还是日常俚俗的现实模写，所展现出来的又不仅仅是个体的存在状态，而是代表了一个群体的生存现实、时代变迁乃至诗学建构的历史在场。在当下“及物化”的非诗时代，我们已经不需要伟大的诗人，而真正需要的是能够在坚硬冰冷的大地上埋下一粒种子并静静地等它生根结果的农夫。也许，中生代诗人就是这样的“农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