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炎黄文化研究会-论中生代诗人写作的思想性和力量感……刘波

内容摘要：新世纪以来，不少中生代诗人从纯粹的技艺写作中走出来，开始面对当下的现实发言，他们的写作不仅仅是与当下作短兵相接的碰撞，而是寻求语言创造和思想呈现相融合的维度。这一写作方向，也是走向成熟的中生代诗人在特殊的大转型时期所面临的选择，它既关乎当代诗歌的现实境遇，也透出了诗人们在面对时代真相时的自我处理能力。如何将现实转化为诗意，这是力量感呈现的前提，很多中生代诗人都意识到了这一点，并作出了更趋理性的回应与实践。

除了“第三代”诗人中被遮蔽的那些之外，诗人们普遍追求的，要么是一种想像的豪放，要么是一种日常的内敛，这导致1990年代的个人化写作更趋于技艺的迷恋和内部的狂欢，而缺乏一种和外部对话的力量。当然，这与那个时代的社会大环境有关，当时年轻的中生代诗人们注重形式的锤炼，希望诗歌能不受时代影响，不受社会左右，真正回到诗歌本体的层面。这虽然从一定程度上加速了诗歌的解放，但另一方面，也让诗人们在迎合玄学化和叙事化方向上走了极端，不是晦涩难懂，就是走火入魔。这样的诗作，大多只注重语言的变形，而忽视了语言创造背后思想的回声，因此显得绵软而无深度，缺乏力量感。如何从这一困境中走出来，新世纪以降，很多已成诗坛中坚的中生代诗人在作着这方面的努力，既注重语言创新的精神，也不乏思想力度的呈现。

关于如何处理现实题材，这是一个至今困扰不少诗人的问题。有人说介入的写作，往往是以丧失美感和诗意为代价，而诗歌本身也不能解决实际的政治、经济或社会问题，与其在那儿痴心妄想，自说自话，还不如彻底进入到一种纯粹的写作状态里，这也是很多诗人拒绝介入现实，宁愿守在自己的诗歌美学王国的主要原因。因为纯诗是最安全的，它不用承担什么道义，只对诗歌本身负责。当然，对于这样纯粹的坚守，我们也无权去干涉，因为那是每一个人写作的自由选择。我们大都知道诗歌在遭遇现实时的力量在何处，“事实上，没有人真的就认为诗歌是一种对现实政治的直接干预，诗歌阻挡不了坦克，这是一种你被迫接受的常识。但在被金钱和权力牢牢控制的世界一体化面前，在体制矛盾日益加深的日常世界里，诗歌，作为一种艺术创造，将为我们提供一种新的希望，这正是我们所期颐的诗歌伦理。”¹在任何时代，一个诗人都不为所动，完全的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写“安全诗”，这受到了一些诗人的谴责，但也获得了不少诗人的响应。他们普遍认为，写诗，要么达到艺术的制高点，要么直抵人性的终极处，如果停留在当下的时代，那未免显得小器和短视。持这种观点的诗人，一般都有很强的野心，他们试图写出更开阔更高远的诗，这样的写作貌似“在别处”，有着远方的想像和永恒的神秘，但往往可能离自己的心越来越远。

在这些渴望“生活在别处”的诗作里，我们往往见不到多少与人性相关的真情表达，更多的是一种精巧的自我把玩，不是语言的玄学空洞，就是哲学的高深莫测，这不仅会导向极端的神秘主义，而且会让诗人自我感觉良好，认为自己已经站到了当代诗歌的制高点上，无人能及。即便能懂他的写作，读者也只能是与他自己气味相投的同道，一般人是读不懂的。其实，这种唯我独尊的写作，让一些自视甚高的诗人有着强烈的自我认同感，而一旦抽掉他诗歌中词语炼金术的技艺，剩下的可能就是一堆语言的残渣。这样埋首于玄学与书斋的写作，或多或少都存有逃避介入的倾向。逃避的写作，更多的时候是顾此失彼，在意了诗歌的表达美学，很有可能就丢掉了让美学得以支撑的思想力量，因为花哨的词语组合如果没有一根情感和精神的主线将其串起来，是很难立得住的。所以，与其刻意去追求玄奥，不如真正踏进社会的现实里，切入到生活的细节中，用那些人生的经验激发自己的想象力，出示另一种精彩的诗意。这样，摆在诗人面前的问题，就是在时代和现实里如何将之与个人的情感表达进行融合，从而坚守一种既有诗性创造、又不乏思想关怀的美学立场，当为一个诗人综合能力的体现。

不少诗人对诗歌介入社会与时代是持警惕态度的，这可以理解。然而，就因为诗歌的艺术性与介入性有冲突，不好把握它们之间的度，就拒绝诗歌的介入，这一点值得警惕。“作为见证的诗歌如果成立，原因不会是它作证于时代，而是由于它亲证了生活，尤其亲证了诗人的内心生活。一心为时代作证者可能仅提供假证；一心为时代立言者则可能写下歌功颂德的伪作。”²陈东东的时代与生活之辨，似乎是将二者人为地作了隔裂，诗人的内心生活固然重要，但不一定要为此而远离自己所处的时代。每一个诗人生存的当下，都应该成为他们书写的资源，这既是他现实与内心生活的一部分，更是决定其写作立场和思想价值的重要因素。

有些年轻诗人凭借想象力来写作，这可能是一种常态，由于经历少，阅历浅，也只有想象力能为他们提供通向诗歌创造的路径。而对于越过了青年时期的中生代诗人来说，想象力固然重要，但经验才是其写作的重要支撑，否则，他们或许很难超越自我。“为人称道的好诗在我看来是有背景、有来历的诗歌，是与我们的生命、我们的世界血肉相连的诗歌，决非凭空臆想之物。一首诗凭借何种力量能够改变读者对世界的看法呢？首先无疑来自诗人对世界的洞见。”³诗人对世界的洞见，其实还是来源于他在精神上的深入对话和思考，没有对时代与社会的洞察，没有对自我和人生的反思，一个诗人很难在过去的基础上让自己有所提升，有所颠覆和超越。就像苏格拉底所言，未经反思的人生不值得过，而没有经过诗人内省的人生经验，同样也难以成功入诗。与此相仿的是，没有经过诗人投注情感和信念的时代事件，同样也难以转化为富有美感和力量的诗意，这是古今中外的诗人都曾验证过的事实。

的确，富有力量的诗歌写作，应该是有时代的现实依据和诗人的内心认知的，它不是凭空捏造出的封闭之辞，而是既具开放性和自由感，也不乏审美的力度和思想的飞翔。“诗人的内省与静观即便算不上一种美德，超码也是卧水眠沙的降温法，它能够适时地帮助我们祛除轻浮与暴力化的倾向，阻止我们投向新的野蛮和蒙昧。”⁴这或许才是诗人理性的选择。但这并没有在诗人那里获得了普遍的响应，有些人仍然满足于一种“还在写就不错了”的状态，凭着这种认识和修养，诗人很难在创作上获得一种彻底的翻转。

如果说诗歌介入现实，只是满足于和时代作短兵相接的对抗，当不是长久之计，还往往可能变成应景的愤怒之作。如何在时代与审美之间达成一致，当是很多有理想主义追求的诗人产生困惑的地方。但凡有着思想自觉的诗人，都不会太排斥诗歌所承载的社会意义和时代价值，即便是反政治规训和反道德主义者，他也终究摆脱不了各种意识形态的影响，而如何去面对与转化它，就成为其文学处理的关键。“诗歌承载着社会功能，而且承载着强大的社会功能，只不过它是深沉的、神秘的、谦逊的，深沉得看不见摸不着，神秘得难以定量，谦逊得拒绝统计。诗歌不是物质，它不可消费，不可以用来应酬，清楚了诗歌这样的内涵和品质，才能体会到做诗人的愉悦，才能体会诗歌真正的力量。”⁵李亚伟肯定道出了很多诗人所面临的困境，这是转型的困境，也是这个时代诗人们必须言说的事实：有人选择逃避，更多的人则不知如何处理谎谬的现实与自我创造之间的关系，恰恰很多现实的荒诞皆可入诗，如可写好，都能被转化成为审美的诗意和力量。

诗人雷平阳说：“写作的事，力求让每一个字，都有骨血，都有命。”⁶这是诗人在为《祭父帖》这首长诗写的创作谈中的自我勉励之语。的确，雷平阳也是这么实践的，他的诗，少有玩语言实验的游戏之作，皆是从骨子里生发出来的带着血泪的情感体验，那种悲剧性和命运感，让他的写作总是有着瓷实的分量和宽广的力度。

不像很多诗人在亮出自己的宣言时是一套，而在自己的话语实践中则是另一套，这种自相矛盾在很多诗人身上极为常见。他们往往会在今天的一次言说中打倒昨天的自己，而又在明天的设想中推翻今天的自己。但陈先发的自我坚持一直就在一个常识的范畴内得以存在，所以他不求零星的闪光话语，而是在长期的阅读和体验中凝炼心得，然后让其在实践中获得发酵，最后以经典的形式得以巩固。就像他在二十多年的写作实践中建构起自己的本土化格局一样，他的理论风度同样是在困惑与自信、挣扎与认同的相互冲突和博弈中建立起来的。“先锋不先锋，这个问题先一脚踢开。我未来的写作路径非常单纯：写真情实感的诗，写神圣之意与街头垃圾混存于其间的诗。”⁷所以，陈先发才会去写《自嘲帖》、《麻雀金黄》、《捂腹奔赴自我的晚餐》等，那是离我们很近的诗，同时也是有距离的诗，这全赖于我们怎样去理解诗人对自我的要求，以及他在实践这一要求过程中微妙的变化。

让他酷刑中的眼光投向我们。/穿过病房、围墙、铁丝网和/真理被过度消耗的稀薄空气中/仍开得璀璨的白色夹竹桃花。/他不会想到，/有人将以诗歌来残忍地谈论这一切。/我们相隔39年。/他死去，只为了剩下我们//这是一个以充分蹂躏换取/充分怀疑的时代。/就像此刻，我读着文革时期史料/脖子上总有刺刀掠过的沁凉。/屋内一切都如此可疑：/旧台灯里藏着密信？/地上绳子，仿佛随时直立起来/拧成绞索，/将我吊死。/如果我呼救，圆月将从窗口扑进来堵我的嘴//逃到公园/每一角落都有隐形人/冲出来向我问好//要么像老舍那样投身湖下，/头顶几片枯荷下下棋、听听琴？/可刽子手/也喜欢到水下踱步。/制度从不饶恕任何一个激进的地址。//1974年，这个火热的人死于国家对他的拒绝/或者，正相反——/用细节复述一具肉身的离去已毫无意义。/1975年，当河南板桥水库垮坝/瞬间到来的24万冤魂/愿意举着灯为他的话作出注释。/我常想/最纯粹的镜像仅能在污秽中生成，而/当世只配享有杰克逊那样的病态天才。/忆顾准，/是否意味着我一样的沉疴在身？//但我已学会了从遮蔽中捕获微妙的营养。/说起来这也不算啥稀奇的事儿/我所求不多/只愿一碗稀粥伴我至晚年/粥中漂着的三、两个孤魂也伴我至晚年

这首《忆顾准》，我无法去截取其中的句子，只能整首诗引下来，这才属于一个完整的诗意与良知呈现的过程。这是一首反思之诗，更是一首警醒之诗，反思历史，警醒当下。诗人在提示自我：忆顾准，是否意味着我自己也一样沉疴在身？这种追问显出了诗歌的力量，因为它不仅是写给读者的，也是诗人写给自己的。面对历史的原罪，他不可能沉默，否则，以前所努力的一切都可能化成泡影。没有长期的关注和聚焦，正义之诗不可能自我生成，有些诗人甚至还可能走向诗性正义的反面，为一场历史之病辩护。最后他能剩下了什么呢？很可能是一堆笑柄和谈资。

真正的诗歌写作不会是一劳永逸的行动，在诗人们一味地追求顺畅性和小灵感时，很可能最后获得的是一场美学灾难。尤其是我们面对被遮蔽、扭曲或篡改的时代真相时，历史的责任感会以对抗的方式在诗人身上留下烙印和痕迹。“批判性的匮乏，是本土性中的最大问题。”⁸陈先发意识到这一点，是他从废墟中站起的佐证，他用话语实践证明了批判性之于力量感的重要，同时，他也用这些年的纸上历练验证了写好诗就是一种自我折磨的规训。针对社会乱象和时代顽疾，比如荒谬的教育体制对几代人的戕害，陈先发早在1992年就写出了《教育之愤》一诗：“成长等于刀削。当幼兽的/恋母之火窜上教鞭/教育等于受辱。/象牙权杖打击了/心底双倍的惊恐——/当秘密等于吃苦/灰烬一年长高一寸//还有多少幻想，可化作阴郁屋檐下/穿梭的雨燕？/当1993等于1984/心灵等于荒草/还有多少戏曲叫人晕眩？//我不再癫狂，/我不再哭泣。/此刻，我就要背诵这些段落：/像雨水飘到废弃的铁丝/像草原涌进荒凉的窗口”。诗人在此书写了当代教育的荒诞，当一成不变的教育模式强加到学生身上时，它的危害必然变本加厉。陈先发所处的1992年即是如此，如今二十余年过去了，我们的教育仍然在恶性循环中扼杀着孩子们自然的天性，摧毁着他们本应丰富的想象力。教育之愤仍然在继续，可一代又一代人的创造力，就在如此的磨砺中走向衰弱和败落。陈先发所能做的，就是拒绝谎言，祛除蒙昧，以言说真相的方式表达出现实世界的残酷，但仍然以诗性的呈现为保证。

相对来说，很多中生代诗人较为清醒，且更趋理性：“我不能否定我生于其中的光明，但是我也不愿拒绝这个时代的奴役。”⁹这种走不出被时代所奴役的状态，正是一些诗人的真实处境，改变对他们来说，可能就会面临一种绝望的现实。而如何让自己在困境中不绝望，一些诗人走向了隐喻的言说。“取一个好名字送给这个假国家/种一棵树，只允许它开一种花/我抱怨过这里太热/需要说风凉话才能解渴/我蹲在一只西瓜外面/与里面的瓜子谈心/我说：‘外面也是红的，你们不如这样/呆着，直到瓜皮四分五裂。’”张执浩的这首《合欢》具有强烈的讽谕意味，对家国，对集体，对个人遭遇皆如此。合欢，本是树，它是美好的象征，但它现在成了一种虚假的掩饰，一种表象美好的空壳。诗人在字里行间处处指斥时代和体制的病症，那种隐喻的黑色幽默，表现得恰到好处，其入木三分的语言表述，又能让人拍手称快。真正优秀的诗人，是可以目击成诗的，而非对题材有着近乎偏执的选择，如果真是如此，这样的人肯定算不上优秀诗人，其诗作也难以达到经典的高度。

张执浩越来越有一种在写作上“点石成金”的娴熟与从容，那是由他的敏感、悟性和想象力所决定，他知道怎样的表达能显出语言之美、思想之力和精神之真。也即是说，他能够在面对时空、事件、细节和概念时，敏锐地捕捉到最有用的信息，然后化为己用，这是一种自我训练的结果，也是他长久以来关注时代与社会所获得的觉悟，这种觉悟在很多诗人身上是匮乏的，而在有些被贴了标签的诗人身上，甚至已经丧失了。当乡愿和犬儒成为我们生存的藉口时，功利和明哲保身也上升为时代的处世哲学，渗透进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反抗无效，只好自我阉割，更多的人要挤进主流，成为时代大潮的一分子，最终的淹没是必然的。但有良知的清醒者，却不应如此，他们还是以自己的警惕，重新越过时代的迷障，成为当下和历史记录真相的那部分，这是传统士大夫意识的显现，也是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精神传承，这种合流体现在一些坚守自由和民主精神的诗人身上，同样能在黑暗的黎明前让人见到一丝爱的曙光。

新时期诗歌发生以来，不少人的写作之所以思想浓度低，有的诗作甚至完全没有思想性可言，其原因，一方面是有些诗人对于思想入诗持拒绝态度，另一方面，就是不少诗人在缺乏原创精神的规训下，几近丧失了让思想主宰诗歌的能力，或者说在思考现实与历史关系的问题上，缺乏一种向纵深处推进的动力。很多诗人面对经典时，已无学习借鉴的兴趣，而总想着要自我创新。想法无可厚非，但却没有一种挑战难度、超越自我的冒险精神，给人的印象总像是在原地踏步。很多中生代诗人从事诗歌写作的时间并不短，也够勤奋，但我们在其作品中就是看不到能让人眼前一亮的创造性和冲击力。我们能看到的，多是小情小调，小聪明，小格局，虽然精致，但没有了诗歌所应有的美感和力量，无法引起人的共鸣。当然，也有诗人曾意识到这一困境，并试图改变，却仍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当一个人的内心被温水麻痹，很自然就会产生一种惬意的幸福感，而容易满足的幸福感，给一个诗人所带来的往往就是下笔时的屈服：一切都这么美好了，我还奢求什么呢？要么放弃：没那么多精神追求，生活不也照样继续嘛；要么继续：再写下去的文字，没有棱角，没有力度，无历史性，无厚重感，沉于一种假想的美好里作自我欣赏。一旦为自己的文字预设了安全系数，那么诗人的写作空间就可能趋于封闭，逐渐丧失探索的勇气和创造的心性。顺其自然，认同一个宿命的结局，成为不少诗人写作的准则，乃至衍化成一种常态。也有诗人对此存有困惑：我们的写作主题似乎已经穷尽，诗艺也无法再有多少精进的余地，还能保持“写”的状态，就已经很不错了。至于是否应该打破原有的态势来拓展写作的精神空间，这些都似乎成为一种奢求了。在语言想像的世界里流连忘返，而回到现实世界里，却无法找到自己嫁接思想的平台，这是很多中生代诗人在写作中所面临的更具体的难度。因为你选择什么样的价值观，就意味着你会有什么样的写作姿态，在这一抉择中，诗人需要以开阔的眼光打量周遭物事，需要以虔诚的心态来面对影响我们的经典，而不是混沌、暧昧不明，甚至不知所措。要想真正做到如此，首先就必须干脆地打破自己的满足感，然后在没有回头路的失败中寻求写作的出路：阅读经典，体验人生，关注时代，勤于思考，长期练笔，并且亮出自己鲜明的立场，在持续性写作中，重新找回丢失的审美力量和价值操守。

关于诗歌是否有力量进入当下的公共生活，张执浩认为诗人们应该有这样的自信，“尤其是在这样一个价值观混乱无序的时代，诗歌至少可以做到像闪电一样给迷途中的人以方位感，哪怕是短暂的。……希望出现更多的、能够直接率性地面对我们生活和生存困境的作品。也许这样的写作并不足以对我们的生存状况产生多大影响，但它至少可以修正我们在面对这个世界、面对这个社会时的贫血，苍白和怯懦。”¹⁰因此，这也才有唐晓渡先生提出的一个深度话题：“在社会普遍漠视甚至排斥诗歌的情况下，诗人怎样一方面忠实于内心，忠实于那‘潜世界’的要求，另一方面又使自己的作品能自由出入‘公共话语’的语境，参与公共空间的拓展、公共哲学的建设，这确实是一个值得认真探讨的问题。”¹¹如何在个人话语和公共话语之间找到一条自由的通道，是摆在当下诗人面前的重要命题，它关涉诗歌的方向和诗人的尊严，以及整个严肃文学的出路。

诗人在面对历史和当下的罪责时，要不要出声，要不要发言？新世纪以来，这一问题曾被多次探讨。包括在很多诗歌研讨和学术会议上，也有人对此发表过看法，而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也是见仁见智。但在这个转型时代，严重的社会问题和时代痼疾已暴露很多，有人对其视而不见，有人则为此愤愤不平。其实，稍有艺术和文学良知者，都应该站出来表态和发言，这种形势要求诗人首先是个公民，然后才是一个诗人。而此观念对很多有良知和责任的中生代诗人来说，当为一种启蒙精神的提振，不仅是启蒙他人，更主要的是激励自我。

写完这首诗，我就去洗手。//再刨一座墓坑/父亲们便可以恸哭。//祝愿世上的人都瞎了眼睛——/一个女童赤裸着蹲在床头/捂着脸发抖。//汉语也可以犯罪/在她身上留下烧焦的耻辱。//医生不能治愈泪水/法官大人——你也不能。//谁发明了这个鲜嫩的词/供一群野兽饕餮？//这片土地除了活埋孩子/还能搭起多少台歌舞晚会？//从没有这样的土地。从没有/这样的一首受诅咒的诗！

这首《嫖宿幼女罪》是诗人蓝蓝于2012年6月1日国际儿童节那天，因对此前中国社会所发生的多起“官员嫖宿幼女案”之恶劣行径的愤怒之言。这种对时事的有感而发，诗人以诗歌的方式表现出来，带着质疑、追问和反抗儿童受侵害的呐喊之意。蓝蓝介入时代的写作，是诗人作为公民富有良知承担的体现：一个文字工作者，一个精神生产者，面对社会不公，不仅要有基本的是非判断，更要用自己的良心去对抗丑恶的现实，蓝蓝在这方面一直走在很多诗人前面。她是引领者，也是启蒙者，不仅是诗歌的启蒙，更是公民意识的启蒙。布罗茨基说：“在历史的特定阶段上，只有诗歌可以诉诸现实，将现实浓缩为某种可以触摸到的东西，某种若非如此便难以为心灵所保持的东西。”¹²现实真切地与我们的心灵相关，而诗人也能够感同身受地贴着现实来表达自己的立场，而不至于隔空喊话，或作不及物的词语罗列，这才是文字富有力量的佐证。

当我们介入现实时，诗可以怨，也就是说诗歌承载了批判的功能，有其特殊的现实意义。有些诗人也确实带着知识分子的良知，以“愤怒出诗人”的姿态挥起凌厉之笔，但最后的效果可能并不尽如人意。如何在介入现实与文学审美之间做到恰如其分，其实是有策略的。因为我看到直白批判的同时，也从很多人的诗歌中读到了一种戾气，而这有违诗歌语言之美的呈现。如何防止戾气对诗美的侵袭和扭曲，对于有远见的诗人来说，还是应该去面对更高境界的文明，去将历史和现实作诗意的转化，那才是真正的觉悟和修养之所在。批评家张清华先生说：“诗歌的困境就是见证性的消失，还有对自由的滥用。”¹³对自由的滥用，很好理解，诗歌写作也有不自由的时候，但这种不自由，不是被外力所约束和压制，而是由诗人内心的平衡感与道德律所致。而见证性的消失，我想大概是诗人在写作时越来越缺乏一种见证时代和社会的能力，就是说介入性的力度过于匮乏了，以至于都沉迷在小技巧和小情调中不可自拔，在走向“纯诗”的过程中，也就相应地陷入平庸的困境。

有记者问翟永明：“时代变了，我们衡量诗歌的标准是否也改变了？”诗人回答说：“时代变化了，诗歌的内容应该更加开阔，更加具有社会性、历史感与现实精神。我目前的写作希望诗歌与现实有一种更紧张、更明确的关系。当然，必得是一种诗意的方式。一种现代的诗意，不是过去那种纯抒情的诗意。”¹⁴在这一点上，翟永明认识得非常清楚，她对面向时代与现实的写作，有着自己明晰的思路，即清醒地面对现实，勇敢地担当责任，但前提是要以诗意言说的方式。这种清醒是诗人长久历练的结果，她懂得怎样去用一个诗人的良知与才华，来换回诗歌的尊严，来赢得读者的信任，从而让自己的写作朝着更具思想性和常态化的方向挺进。

当然，除了依靠想象力作语言的能指滑动外，有的诗人选择逃避思考，有的诗人选择拒绝审视，而还有的诗人则以反面的思考作出腐朽的判断，写出“光明”的诗歌。刻意逃避的写作，终究成不了气候，在人文精神失落的时代，中生代诗人要有一定的超越精神，去挑战难度，不管这难度是他者为你设置的障碍，还是自己为自己树立的标高，只有超越才是最后的归宿，否则，诗人的写作就将是空洞、贫乏和无力的，乃至一片虚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