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波

(黑龙江大学文学院)

 

    “中间代”的命名可谓“追溯性”（周瓒语）的诗歌概念，换句话说，先有1960年代出生诗人的创作实绩，才在此基础上整合成了一个相对松散的诗人群落；另外，“中间代”的命名也是诗人“被迫”做出的反映，70后诗人横空出世后，“中间代”有感于时光流逝的无情，以及自身对经典化的渴求与焦虑，遂对曾经异常排斥的群体“作业”投之关切的目光。以上两点笔者在绪论中已多有涉及，在此不加赘述，“中间代”命名的“发生学”、“小群体社会学”背景的考察，则是本节着重讨论的中心，并力图梳理出以安琪为首的诗人小群体规划诗歌进程、打造“中间代”合法形象的深层动因，解析其在当下诗坛“话语场”中如何进行知识生产、权力争夺和构筑诗歌想象与神话的社会性细节。

 

 

    对于“中间代”的命名洪子诚曾说过：“提供了一个机会，‘让一代诗人对自身诗歌写作’做‘现身说法’与‘自我证明’，并以‘运动’的方式表达对新诗永无休止的‘运动’的厌倦，力图让一些未被卷入‘运动’而‘被屏蔽在人们视野之外’的优秀诗人的创造得以彰显。”¹洪子诚在《中国当代新诗史》中所使用的“中间代”命名，安琪可谓始作俑者。当然，安琪的这种努力将她置于“运动”的风口浪尖，留下了借集体命名炒作自己之嫌，日后不理解其初衷的诗人或诗评家的诸多诟病大抵也出于此。因为“中间代”性格中沉潜、内敛的基因使他们对外部聒噪的“运动”充满鄙弃与不屑，厌倦了一切被“运动”包装过的诗歌，这常令诗人对命名问题异常警觉和敏感。但是，面对日益窄化的生存空间，1969年出生的安琪力排众议的“冠名”并非杞人忧天，而是源于对一代诗人诗学才能的认可、祛蔽与责任。2001年黄礼孩与安琪合力推出的《诗歌与人·中国大陆中间代诗人诗选》（以下简称《诗选》）便是一块“中间代”的“试金石”，最终以“小群体”的力量将大器晚成的1960年代出生诗人托至历史前台，“中间代”诗人也首次集体亮相。

    安琪与“中间代”同《诗歌与人》的相遇，是偶然，也是幸运的，被誉为活着的当代诗歌史与精神史的民刊——《诗歌与人》，在黄礼孩的策划下逐渐兴起、跃升为当代诗歌的著名品牌，创刊之初的原则就是不遗余力地推介颇具创作实力并沉潜于地表之下的诗人或诗人群。可以说，从命名到推广安琪、黄礼孩为“中间代”所做的努力有目共睹，特别是《诗选》背后的“编辑故事”，不但为诗歌研究存留了珍贵的历史资料，也让我们身临其境地走入“中间代”命名孕育、萌芽期各种因素相互摩擦、纠结的真实现场，“中间代”发生期某种“诗歌制造”的“场域”性质得以显露。在社会学家布迪厄看来，“在高度分化的社会空间里，总体的社会空间是由大量具有相对自主性的社会小空间构成，而这些小的社会空间就构成了不同的‘场域’。”²而恰恰是这些纵横交错的诗人“场域”，在诗坛格局的碰撞中、在“中间代”看似松散的群体中生成若干“关系空间”（江涛语），即“中间代”发展路途上自身推演的特有逻辑和必然结果，“一个场域的动力学原则，就在于它的结构形式，同时还特别根源于场域中相互面对的各种特殊力量之间的距离、鸿沟和不对称关系。正是在场域中积极活动的各种力量——分析者之所以将这些力量筛选出来，把它们看作对场域的运作关系重大的因素，正是因为这些力量造成了场域中至关重要的差异——确定了特定的资本。只有在与一个场域的关系中，一种资本才得以存在并且发挥作用。”³作为一种诗群的分析视角，笔者借此探讨“中间代”发生、建设和运作过程中诗人小群体间相互交织、互相影响的社会性脉络。

    在“中间代”命名草创期，快速集结的诗人群体成为其获得生存权的关键环节。像黄礼孩在《一场迟来的诗歌命名》中说过，70后诗群戏剧性的闪亮登场是快速催生“中间代”的重要原因，介于第三代和70后中间的这群诗人多年沉潜于两代诗人之间，却是当今诗歌写作最有实力、最为出色的一批，这些都符合《诗歌与人》专题性的办刊方针，“《诗歌与人》在推出’70后诗群后，又力推‘中间代’，是缘于我最初说过的‘《诗歌与人》将以创造的激情，投以诗歌更敏锐和关注的眼光’。《诗歌与人》身为民刊，将团结民间的诗歌力量为‘中间代’尽一己之力，追述‘中间代’诗群，摆脱迂腐的诗歌轨道，张扬新世纪的诗歌精神。”⁴黄礼孩以弘扬诗歌精神为己任，甚至为筹集《诗选》而拼命挣钱，力争厚实、全面地记录一代诗人的精神历程；与黄礼孩为“中间代”提供资金、场地的“造势”相应和，安琪则不停地为“中间代”摇旗呐喊，扮演着“开路先锋”的角色。2000年4月，安琪在广东第一次见到黄礼孩，由于两人谈到黄主编《诗歌与人——中国七十年代出生的诗人诗歌展》等问题，安琪乘热打铁提议做一个第三代与70后中间这一代人的选本。2000年5月，安琪便投入到了整个组稿的工作流程中，“礼孩和我做这本书是有野心的，我们希望藉着本书的编选与出版为沉潜在两代人阴影下的这一代人作证。谁都无法否认这一代人即是近十年来中国大陆诗坛最为优秀出众的中坚力量，他们介于第三代和70后之间，承上启下，兼具两代人的诗写优势和实验意志，在文本上和行动上为推动汉语诗歌的发展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并取得了实质性的成果。”⁵确实，每一个诗人群都有着它特殊的交流系统，而对安琪“苦心经营”的“中间代”的发生学考察，必定具有诗歌史的前沿意义，可以在当代大量的诗人、诗作中及时保留、框清新诗发展的线索。据安琪回忆，最初她向诗人约稿时心情是忐忑不安的，尤其经过“盘峰论争”后，这一代人无论归为何种写作立场（“知识分子写作”、民间写作或者保持中立），其实内部分化的倾向已越来越鲜明，任何一种个人性的整合或流派划分，均会令厌恶“扎堆”的“中间代”诗人心生反感。但凭借一腔热血和初生牛犊的猛劲，安琪还是拟好了一份稿约，并且在稿约内容中写进了“征求命名”这一条。出乎安琪意料之外，诗人们对此抱之以极大的热忱，包括“中间代”的命名也被马永波、黄梵、森子、叶辉、王明韵、哑石等诗人认可和接受，据马永波回忆，当安琪打电话约谈“中间代”的命名时，他考虑片刻说，“中间代”好，美国恰好也有一个“中间代”。从此，“中间代”这一概念就这样敲下来了。⁶这时，围绕着安琪、黄礼孩以及《诗歌与人》渐渐聚集起了一拨志同道合的优秀诗人，掀起了新一轮“崛起的声浪”，“许多小群体研究将会产生更为广泛的社会性影响，成员参与到多种社会的实践进程，试图达到某种共同的追求目标。小群体内部个体的资源（观点、信息和解决问题的手段等等）间接左右着小团体的结构，另一方面，众多个人及小群体运行过程也使这种资源得以转化成现实结果和群体的决定本身。据此，这种兴趣相吸的成员组成，逐渐致使其它成员观念的转变，特别是这种转变也让小群体内部高度聚合。”⁷

    由此可见，“发生”背后隐匿着众多推动“中间代”浮出地表的社会性因素和条件，这些有可能被历史忽略、简化的“中间代”发轫期的复杂背景，正是新诗历久弥新的不可或缺的诗外力量，一定条件下甚至还会决定、影响着诗歌内部的演变轨迹和表现形态，套用洪子诚的话说，“社会政治、经济、社会机构等等因素，不是‘外在’于文学生产，而是文学生产的内在构成因素，并制约着文学的内部结构和‘成规’层面。”⁸确切地讲，圈子型的小群体单元构建起了“中间代”同盟的坚实内里，以安琪为中心的诗人群与“中间代”本身具有微妙的同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个四通八达的沟通网络，一定程度上强化了诗人们的凝聚力，缔结了一座“精神共同体”。“中间代”借《诗歌与人》这块“宝地”吹响集结号之后，安琪全面出击，快马加鞭地巩固、夯实“中间代”的历史合法性，2002年安琪、康城主编的《第三说》集中祭出了“中间代诗论专辑”（以下简称《诗论》），收录了安琪、黄礼孩、马步升、徐江、马策、伊沙、非亚、黄梵、哑石、燎原、陈仲义、程光炜等30余位诗人和诗评家评述“中间代”的理论文字，引导“中间代”顺理成章地“入场”，基本形塑了“中间代”命名和诗群研究的雏形。随后，虽然反对、批评的声音不断，但是大多数“中间代”诗人还是以个体身份加入了诗群的集体鸣唱，这直接影响了“中间代”诗坛地位的升沉。

 

 

    当“中间代”诗人群借民刊《诗歌与人》专号的跳板初具规模和影响力之后，安琪打出了“中间代”的王牌——《中间代诗全集》（安琪、远村、黄礼孩主编，海峡文艺出版社2004年，以下简称《全集》），以厚重、坚实的文本与诗论再一次将“中间代”托至一个高峰。“如果说，由黄礼孩和我共同主编的民刊《诗歌与人：中国大陆中间代诗人诗选》的意义在于为中国诗界贡献出了一个概念‘中间代’的话，那么，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部《全集》则意图使这个概念吸纳更多优秀中间代人的进场。”⁹

    安琪编撰《全集》是有野心的，上下两卷厚达2560页，收录了82位“中间代”诗人的2200多首诗作，力求完整地打捞出“中间代”的全貌。编选体例上安琪借鉴了《后朦胧诗全集》的“理想方法”，编者也将《全集》定位在“中国现当代诗歌史进程中的六部重要选本”之列，¹⁰足见，编选者对《全集》的珍爱、重视程度。事实证明，《全集》对“中间代”命名的后续回应和对诗人的支撑是举足轻重的，同时，选本也是对纷繁错杂的当代诗歌史的某种定格和浓缩，其遴选出的诗人均是“中间代”甚或新世纪诗坛最为倚重的力量。难能可贵的是，整个卷帙浩繁的择选、编辑工作都由安琪独立承担，“《中间代诗全集》所有组稿与编辑工作均由诗人安琪一人完成，这是一项非常艰巨的工作，几乎耗去了她一年来所有的业余时间。由一名女性来完成这样的鸿篇巨制，这在中国诗歌出版史上也算得上一个奇迹。感谢诗人远村先生，感谢他的慷慨投资使这部书的出版成为可能！如果没有诗人黄礼孩2001年参与主编的民刊《诗歌与人：中国大陆中间代诗人诗选》，‘中间代’这一概念也不可能诞生。”¹¹虽然在“中间代”中安琪年龄最小，又身为一个“弱女子”，但其为一代诗人代言的气魄和决心还是赢得了大家的普遍尊重与推崇，况且安琪与《全集》里选编的82位“中间代”诗人（其实“中间代”诗人远远不只这个数字）大多数素未谋面，只是通过电子邮件传递诗稿，但是，他们经历着相同的诗歌困境，有了共通的心理情愫，所以渐渐走到了一起。诚然，翻阅《全集》可以看出，被规划为“中间代”的诗人诗学主张各不相同，彼此间的诗歌创作也迥然有别，他们被安琪“催生”出来原因便是内在相同的“沉潜”心理特质，这代诗人独立于“朦胧诗”和“第三代”且拥有自己的写作美学和诗歌追求，与70后的诗歌精神也界限分明，这无形当中使分散的个体诗人和“中间代”各个小群体之间架设了相连的脐带。安琪熟谙这代诗人经历的成长史和写作史，同样，也熟知同代人心灵的褶皱，她希望“诗人们从中间团结起来，扬弃狭隘、腐朽、自杀性的围追堵截，实现诗人与诗人的天下大同。”¹²；“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出场方式，和诗界其他代际概念的先有运动后有命名不同，中间代的特殊性在于它的集成。也就是，在已经存在着这么一批优秀诗人的前提下，中间代出来了，这是一种后续的整合按理也是一种勉力的整合，幸运的是它得到了同代人和前代后代诗人的积极响应和认同。”¹³或可以说，安琪“利用”了“中间代”某种相同的情绪，略带悲情主义地煽动起了潜隐于诗人心底的历史性情感，“我们迫切地感受到了一种等同于责任的东西在催促，在命令我们，以整个诗歌精神为背景而不是以某种私下的喜怒为背景，去理解这一代人宝贵的诗写资源和恒久价值。”¹⁴正因如此，安琪才能在《诗选》之后点燃了“中间代”的导火索，让更多“中间代”诗人参与进来。

    不可否认，由于“中间代”诗人浩若繁星并处于“现在进行时”状态，所以《全集》中收录的诗人、诗作并不完整，更不可能穷尽，或许定性为“全集”只是安琪想象诗歌的一种方式，她渴望一网打尽，完整地录制下“中间代”的各种声音。尽管安琪论说“中间代”的文字具有激情和理想式的制造“诗歌事件”的意味，但是通过《全集》的展示、整合和检阅，她以行动证明了这代诗人存在的合理性，回应了一段与自己的写作紧密相关、日渐成熟的诗歌史，“群体如同一个有机体，一个生物有机体。它产生、成长、走向成熟。它一开始就有一系列组成要素：具有一定的人格、需要、思想、潜力和局限性的，并在发展过程中产生一定行为模式的人；一套内在规范；一定的信仰系统和价值系统，等等。群体各个部分得到分化，各对其他部分和整体司以特定的功能。而这些部分又为一套复杂的联系、互换和合作机制所整合。随着群体走向成熟，它变得日益复杂和分化，高度互赖和整合。”¹⁵确实，“中间代”的组合拼图是无数小群体成员之间产生化学反应的结晶，作为具有“活体”意义的一代诗人，一个诗歌写作的“在场者”，他们对诗歌理想的寻求、对个人话语的实践与维护、对多元化写作风格的尝试均昭示了高度一致的精神向度，《全集》从这点出发，恪守“和而不同”的编辑理念，尊重差异谋求大同。

    与《诗选》相比，《全集》的阵容可谓壮大，《全集》中82位诗人有41位来自《诗选》，但出于某些原因，队伍不断扩充的《全集》却少了王顺健、世宾、老刀、汗漫、杨子、林茶居、浪子、粥样和雷平阳9人，作为两部诗选的编者，安琪自然知晓个中缘由，比照缺失的某些诗人日后爆发的蓬勃的创作实绩，这间接地让《全集》减色不少。而这种诗人的增删似乎也隐隐与安琪编辑《全集》的原则相左，“这一批出生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诗人，在八十年代末登上诗坛，并且成为九十年代至今中国诗界的中坚力量。他们独具个性的诗歌写作，精彩纷呈的诗写文本，需要一个客观公正的体现，这便是我们编辑《中间代诗全集》的动因。”¹⁶相信，这些诗人并不是由于某种流派性的编辑规范和准绳而落选，因为“中间代”本身就仅仅是诗学概念，并不具备诗歌流派的性质。追其根源，不外乎“个人化写作”精神的驱使或“领导”者安琪的有意为之，即策略性地打造《全集》，以“拥护”“中间代”为旨归，集中优势“兵力”抢占诗歌版块，最后致使部分小群体成员与《全集》分道扬镳。但无论怎么说，《全集》还是在特定时期挺举出了“中间代”的“群体”形象，最大限度地在军阀混乱、攻城掠地的“诗江湖”为蛰伏于两代诗人之间的“中间代”谋得了一个“席位”或“座次”，巩固了他们在诗歌史上的位置。

 

 

    社会对于“十年”总会流露出某种总结性的情绪或意识，文学界尤为如此。自2001年《诗选》肇始至2011年，“中间代”风风雨雨历经十载春秋，无论从命名上还是创作上，都愈发深入、成熟、稳重、多元。然而中国当代诗歌流派的命名向来聚讼纷纭、莫衷一是，特别是以年龄段为尺度的命名更是刺激大家对其合法性的置疑，“中间代”自然遭遇了这般痛苦的生长期与磨合期。十年来，在“中间代”这根续接诗歌发展史的“链条”上，云谲波诡地聚杂起了多股相互制衡、暗潮汹涌的力量，形成了一条条诗歌的断裂带。安琪作为“中间代”命名的策划人，《诗选》、《诗论》、《全集》、《诗歌月刊下半月·中间代特大号》（老巢、安琪/编，2006年11月，总10/11期）、《诗歌月刊下半月·中间代诗人21家》（老巢、安琪/编，2007年5/6期，总15期）的首要编选者，矢志不渝地护守“中间代”的旌旗，成为“中间代”命名博弈中的重要一极。

    世纪初陷入被动局面而仓促应战的“中间代”，在日后的岁月里其“营销”策略意图明显。安琪纠结了黄礼孩（《诗歌与人》主编）、远村（《全集》的投资者）、康城（编辑家）、老巢（《诗歌月刊》主编，投资者）等一批颇具实力的诗人，合力经营、站稳脚跟。另一方面，安琪又陆续加固了“中间代”的理论建设，诚邀很多诗人或批评家为新生的“中间代”添砖加瓦，在理论专辑中文章的质量和数量都呈上升趋势：开始的《诗选》只是将所选诗人后面附上单独的诗论文章，大多简单、感性，初具介绍性的意义；时隔一年，《诗论》正式付梓，收选了30篇文章，其中较大部分出自“中间代”诗人之笔，他们是“隶属”于安琪核心圈子的成员，以为自己立言的动力阐述、丰富“中间代”概念的缘起、内涵与外延，“在当下诗界普遍反映理论缺失的情状下，中间代能引起如此强烈的理论反响足以证明历史对这一代人的不公正待遇正在得到有效的修复。”¹⁷；到《中间代诗全集·附录》，安琪有目的地剔除了一些《诗论》中过于感性化的文章，代之以向卫国的《再谈“中间代”》、张桃洲的《“中间代”的“代”》、树才的《中间代：命名的困难》和牧野的《中间代导论》，与《诗论》相比整体变化不大；再到2006年的时候，由于历经了一段时间的沉淀，安琪引领的“中间代”理论逐步向诗学和个体诗人的深层肌理过渡，在《诗歌月刊下半月·中间代特大号》中，便集中检阅了“中间代”最新的研究成果，安琪深知，要想让“中间代”人皆共知、发扬光大，还需要更为专业的理论批评家的鼎助。因此，她最大范围地邀请了“学院派”的诗评家，像蓝棣之、张清华、臧棣、杨志学、罗振亚、霍俊明、杨四平、张立群、伍明春、荣光启、赵思运、向卫国、张德明等人，集中阐述了“中间代”诗歌的宏观样态、诗学理路、诗艺维度和个案透析，将“中间代”理论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不难看出，安琪循序渐进、有的放矢地使“中间代”深入人心，并集思广益让“中间代”个体诗人和诗评家交叉合作，人员构成和理论水平立刻提高了一个台阶。其中不少理论家也提出了颇具建设性的意见，譬如蓝棣之就命名问题曾指出：“以上几种立场写作的著名诗人，例如‘民间立场写作’的伊沙、徐江、侯马，‘知识分子立场写作’的臧棣、西渡、周瓒、桑克，‘第三条道路立场写作’的莫非、树才、老巢、林童等，他们这些诗人都已经有了鲜明的流派特征和社会名声，他们可以在‘中间代’命名和出场时刻来做几次‘友情出演’但没有必要也没有理由让他们在此永远‘友情出演’下去”，¹⁸整个诗群由无数小群体乃至个体诗人组成，所以“中间代”从开始便埋下了不稳定的因子，一些“名角”并不买账，自然不愿充当“中间代”的金字招牌；而在这个具有“民间诗歌史”意义的交流系统中，除了安琪、赵丽华、格式、马策、黄梵等一些“发难者”之外，又共生着多个群雄并立的小群体流派，像“荒诞主义”的祁国、远村、牧野等诗人；“硬表现主义”的张联、杨森君等；“新江西诗派”的谭五昌等；“神性写作”的马永波、李轻松等；“新红颜写作”的衣米一、阿华、古筝等；“新归来者”诗群的潘洗尘、陈陟云、李少君等；占席位最多的“民间写作”、“知识分子写作”和“第三条道路写作”的诗人；以及众多不属于任何流派的哑石、赵思运、潘维、余怒、晓音、李德武、古马、王明韵等个体写作者。¹⁹细查“中间代”中这些星罗棋布的小群体会发现，他们的流派意识并不是很强，是以自我探索为中心缔结的松散同盟，所以，建设期的“中间代”内部必然出现异己的声音。当然，身为诗人和诗歌活动家的安琪积极吸纳了大家的批评意见，并将它们作为“中间代”理论自我完善的一部分展示出来。《诗歌月刊下半月·中间代特大号》中，安琪、老巢就尽可能广泛地约稿、收集“中间代”的理论文章，许多中肯、公允的批评声音也加深了人们对“中间代”的印象。

    80后批评家余娜说过，“由外部因素直接催生的此次‘中间代’诗群的‘命名’，焦虑急切，缺乏统一的整体理论阐述，不能代表诗歌真正的创作，不过是当代文学中盛行的‘命名’行为的一次出演，策略性操作明显，‘中间代’诗群的‘命名’完成了展示诗人的使命之后，最终难逃空洞命名的宿命。”²⁰虽然余娜的指责过于悲观和偏激，但从侧面说明，新世纪诗坛对于“中间代”这个概念还心存犹疑。2007年吴思敬等诗评家提出的“中生代”概念和2010年前后，诗界刊物重新使用的“1960年代出生诗人”的划界，便是从外部对“中间代”命名的定向反拨。值得注意的是，借“中生代”（由两岸四地诗人和诗评家发起）和“1960年代出生诗人”（由诗歌刊物的专栏发起，像《星星》、《读诗》、《诗选刊》、《诗歌现场》）的“命名”活动，彰显出了来自诗坛的对“中间代”诗群的某种分割态势。无论是着眼“大中华文化圈”还是中立立场显明的“不结盟运动”，均奇妙地交织了新世纪诗坛特殊的文化逻辑和思考范式，即诗歌流派、团体与文化体制、发行机构之间的合作、冲突和演化的复杂关系。庞大的场域内展开了一场争夺话语权的暗战，“中间代”诗人群的边界归属、纯粹性、内在分裂、诗学特征、规则制定等问题旋即成为讨论的热点，“安琪等提出的‘中间代’，既非流派与诗群的命名，又非纯时间性的断代，从而把自己置于一个尴尬的位置，说它是个流派与诗群吧，却找不出共同的诗学主张与相近的艺术风格，说它是个断代的时间概念吧，却只是‘60年代’出生作家的一部分，主要是排除了‘第三代’诗人，称其为‘部分60后’，倒还比较确切。”²¹同样，诗歌刊物对“1960年代出生诗人”也有着特殊的礼遇，如60后潘洗尘主编的《读诗》就按诗人的出生年代开辟专栏，直接从代际视角显示同代诗人多样的诗歌文本，搭建了代际诗人群的传播空间，使60后诗歌的美学价值得到重新认定。综上所述，争议“领土”归属权问题的争夺和游戏规则的“洗牌”重置暴露出了批评界和出版界对“中间代”诗人的“另类”规划，一定程度上这种“外界”的命名改变了作品的传播阅读方式和评价接受方式，暗中重塑了诗人群的组成结构、文本的筛选标准和文学史的想象。

    “十年”提供给了安琪和“中间代”相对充裕的整理、积淀的时间，但围绕这个小群体和整个诗群，还有许多命名、观念、美学上的争议与分歧。从“中间代”命名到进入诗歌史，披沥十载的安琪，此时，“已经胆怯了，不想也不敢再举旗张罗这事。”（安琪语），这不能不说是“中间代”诗人的损失或当代诗坛的悲哀。此时，这个诗人“小群体”的心境正如安琪诗中描写的那样，“现在我在故乡已呆一月/朋友们陆续而来/陆续而去。他们安逸/自足，从未有过/我当年的悲哀。那时我年轻/青春激荡，梦想在别处/生活也在别处/现在我还乡，怀揣/人所共知的财富/和辛酸。我对朋友们说/你看你看，一个/出走异乡的人到达过/极地，摸到过太阳也被/它的光芒刺痛”（安琪《极地之境》）。

 

1.洪子诚、刘登翰：《中国当代新诗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76页。

2.转引自江涛：《“新诗集”与中国新诗的发生》，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9页。

3.［法］皮埃尔·布迪厄、［美］华康德著：《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李猛、李康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139页。

4.黄礼孩：《一场迟来的诗歌命名》，黄礼孩、安琪主编：《诗歌与人·中国大陆中间代诗人诗选》，《诗歌与人》2001年总第3期，第327页。

5.安琪：《中间代：是时候了！》，黄礼孩、安琪主编：《诗歌与人·中国大陆中间代诗人诗选》，《诗歌与人》2001年总第3期，第1页。

6.参考安琪：《我参与了一个时代的诗歌建设——关于中间代》，安琪、康城主编：《第三说·中间代诗论》，2002年总第2期，第111－118页。

7.Daniel Mercer Gigone:Group Discussion and Small Group Decision Making: Effect of Task and Subjective Meaning of Information, Doctor of Philosophy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University of Colorado 1993,4.

8.洪子诚：《问题与方法——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讲稿》，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92页。

9.安琪：《中间代！》，安琪、远村、黄礼孩主编：《中间代诗全集·序言》，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2页。

10.见《全集封页》，其它五部分别为《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35年出版，朱自清编选）、《鱼化石或悬崖边的树·归来者诗卷》（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出版，谢冕、唐晓渡主编）、《朦胧诗选》（春风文艺出版社1985年出版，阎月君、高岩、梁云、顾芳编选）、《后朦胧诗全集》（四川教育出版社1993年出版，万夏、潇潇主编）、《70后诗集》（海风出版社2004年出版，康城、黄礼孩、朱佳发、老皮编选。

11.叶匡政：《中间代诗全集·后记》，安琪、远村、黄礼孩主编：《中间代诗全集》，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2550页。

12.安琪：《中间代：是时候了！》，黄礼孩、安琪主编：《诗歌与人·中国大陆中间代诗人诗选》，《诗歌与人》2001年总第3期，第1页。

13.安琪：《中间代！》，安琪、远村、黄礼孩主编：《中间代诗全集·序言》，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2页。

14.同上，第2页。

15.［美］西奥多·M·米尔斯：《小群体社会学》，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4页。

16.安琪：《中间代！》，安琪、远村、黄礼孩主编：《中间代诗全集·序言》，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2页。

17.安琪、康城：《第三说·中间代诗论后记》，2002年总第2期，第197－198页。

18.蓝棣之：《三春去后诸芳尽，各自须寻各自门》，《诗歌月刊下半月·中间代特大号》，2006年11月，总第10/11期，第22页。

19.参考林童：《中间代：自身凸现与多元并存的诗歌方式》，安琪、远村、黄礼孩主编：《中间代诗全集》，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2474－2475页。

20.余娜：《中间代：使命完成后的宿命》，《诗歌月刊下半月·中间代特大号》，2006年11月，总第10/11期，第112页。

21. 吴思敬：《大陆当下诗歌的代际划分与“中生代”命名》，张铭远、傅天虹主编：《汉语新诗百年版图上的中生代》，北京：作家出版社2008年版，第4－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