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寿桐

（澳门大学中文系）

 

    我坚持认为，分成若干“生代”是一种可行的文学史研究方法，但这种“生代”的划分完全凭借文学家的出生年代，是比较危险的事情。因为，第一，不同的时代面对不同的文学家群体可能有不同的生代划分，不同的作家群体也可能以各种生代划分作为他们的标榜或者显示其特殊性的不二法门。从历史的长镜头来看，无论是中生代，新生代还是晚生代、老生代，用年代或者固定的人群框定总是靠不住的。所谓“九叶”派诗人就是1940年代的“新生代”，如果单纯从文字命意来分析，将那个“新生代”子侄辈的诗人称为“中生代”显然是说不过去的。

    第二，硬性用某个出生年代或者出道年代作为生代划分的依据，势必出现分类上的武断。“生代”概念意味着一种时间跨度颇大的域限，将这样的分段精确到某一年某一月，的确有些说不过去。

因此，生代划分的基本依据应该是文学家的创作心态、社会文化心态以及与这些心态相连接的自我价值定位。这就是我在2007年第一次两岸四地中生代诗歌学术研讨会上提出的，生代是一种心理状态的定位。

 

 

    诗人群体而言，生代意识也许是最活跃的。因为诗歌运作比起其它文体的运作来，更容易激起某种生代推进的冲动。在艺术领域，这样的冲动在美术界也能够时常被唤起。相对而言，音乐显得沉稳许多。

    一种艺术文化如果对于创新的益智追求远远大过对于传统的继承和沉淀要求，则会出现较为活跃的生代意识或者生代之感。

    诗歌就是这样的文体，也包含着这样的历史运作模态。

    非常有意思的是，生代意识的形成往往都反映着新生代的要求和诉求，抑或是追求。在座的有许多中生代诗人，这个名词往往意味着一种对于新生代的让步，一种被动的承认，或者是一种自卫式的退却。新生代没有出现咄咄逼人的势头之际，中生代是不会出现的。

中生代是健康的文化心态的体现。它意味着沉稳，坚定，继承与发展的理性对待，还有，对于新生代常有的鼓噪、躁动甚至混乱采取的正常而理智的规避。在这一意义上，中生代诗歌以及他们的理论态度尤其值得研究，也更值得重视。

    然而这一切毕竟是被动的，新生代正在向他们步步紧逼，以一种凌厉的潜隐将他们处理为某种传统，甚至是某种不愿承受的包袱。

    没有人愿意真正扛起老生代的旗帜，哪怕这样的名称意味着辉煌的历史和卓越的过往，哪怕与今日的荣耀联系在一起。老生代是一个虚拟的学术名词，绝不会成为一个现实的文学和文化历史名词。

所有这些，不都是一种生代文化心态的体现？

 

 

    当年“九叶”诗派自标为“新生代”，原因自然因为他们年轻，但更主要的是他们要张扬起一种诗歌的新的诗性标准。任何以新的诗学标准试图在旧有的基础上迅速崛起的诗人群体，同时又并不试图割舍与酒有诗歌传统的某种联系，都可以标明为不同时期的新生代。后朦胧诗人做不到这一点，因为他们自以为仍然是开创的一代。开创者的姿态决定了他们不可能以新生代自命。在这样的意义上，承续1940年代新生代余脉的是近些年出现的青年诗人。他们非常乐意沿袭传统，但同时又有自己的诗性感悟。他们是真正的，正在形成中的汉语诗歌新生代。

    这些诗歌的新生代即便还没有张扬起自己的旗号，也在诗歌的历史运作中訇然出现。

    但现在的情形是，他们被中生代挤逼出来。他们凭借着新的媒体，在寻找自己的诗学和美学支撑点。他们行走在语言的荒芜，同时又奋攀在语言的高地，正像他们行进在诗性的荒芜，同时又在奋攀着诗性的高地。

    对于传统的诗学也是如此，荒芜与高地效应的交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