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炎黄文化研究会-自然景观和文化记忆结合的类型写作……王珂

摘要：旅游既是时间上的转换，更是空间上的位移和文化上的变换，纪游诗写的是诗人在旅游中的见闻感受，记录了人对空间的不同反映。“乡愁”是台湾前行代诗人的重要“主题”，张默晚年对纪游诗情有独钟。台湾中生代诗人的大陆纪游诗是大陆风景名胜和中华文化记忆结合的类型写作。白灵从1990年到2008年到大陆15次，写了多首。孟樊出版了《旅游写真——孟樊旅游诗集》，写了大陆15个省区，共18首诗。台湾诗人抒写大陆纪游诗方式多多样，相同身份（台湾诗人）和相似经历（游大陆名胜古迹）使他们的写作动力源具有相似性，由“文化记忆”构建的“文化时空”比物理距离产生的“自然时空”对创作影响更大，和出生在大陆的前行代诗人相比，出生在台湾的中生代诗人的“时空错位”更明显，两代诗人的写作风格迥异。

因为很多诗人都是因为战乱从大陆迁移到台湾，如张默、文晓村、洛夫、余光中、郑愁予等，“乡愁”成为台湾前行代诗人重要的“主题”，余光中甚至被称为“乡愁”诗人。大陆改革开放后，很多诗人经常到大陆参加诗会和旅游，触景生情，大写纪游诗。特别是人到晚年，乡情更浓，大陆纪游诗更容易成为台湾前行代诗人的“类型诗歌”。如孟樊所言：“晚年的张默对纪游诗情有独钟，《黄山四咏》一首堪为代表，意象动人之外，兼有理趣，令人莞尔。”²张默在《黄山四咏》中的《初眺梦笔生花》一诗中有这样的梦想：“为何，一根擎天石柱的顶端／却独独矗立著，一尊神采飞扬的奇松／莫非，那是李白如椽的巨笔／在睡梦中，被人偷偷倒置／莫非，他还在苦苦寻索，甚至挥毫／而隔岸一峰五岔的笔架／正以最美最流畅的姿势／／把诗人酒后轻飘飘的身子，稳稳接住。”这首诗抒写一位现代诗人登临黄山的所思所感，诗人睹物生情、寄情于景，抒发出对诗仙太白的怀念之情和对黄山奇景的赞美之意。张默2010年5月出版的《张默小诗帖》收入了他1954年到2010年写的小诗108首，分为7卷，其中第6卷名为《大陆浮雕》，收入他的纪游诗25首，涉及大陆重要景点：长城、天桥、西藏、炳宁寺、龙门石窟、严子陵钓台、白居易墓、黄山、西安、网师园、雁荡山、嘉峪关、丽江、九寨沟等。

张默1930年出生在安徽无为，1949因为战事到台湾。故国重游，以诗抒怀，写大陆纪游诗理所当然。1942年生于台湾云林的绿蒂也写了多首大陆纪游诗，收入《绿蒂诗选》中的有：《大草原记游》、《风景中的风景》（写洛阳牡丹节）、《山水长卷——记游张家界》、《千岛之湖》、《山之詠——三游黄山》。2006年仲夏，绿蒂在《绿蒂诗选》的自序《诗是我的代言人――代序》说：“诗是我生命的记事簿，也是我生活中最忠实的陪伴，不管我处于荣耀欢欣或哀伤惆怅，它是倾诉，也是呼唤。像东海湛蓝的波涛，自由自在地汹涌，时刻闪烁出特有的美色。从少不更事的《绿色塑像》到《风与城》的守候，从《坐看风起时》到《泊岸》，在无尽的飘游中，一直模拟做个《风的捕手》。直到掠过了《孤寂的星空》，来到东海畔的山寺，春天的秘密花园以无限的丰美，歇止了倦旅的行脚，思绪沉淀了下来，以另一种笔触与思想，在纳风亭上记录着《春天记事》与《夏日山城》。这十几部诗集都是我行旅与心境的写照。‘美’一直是我永恒不变的追求，在我行脚的风景中，也在我诗的境界里。所见所闻，风花雪月，在展演的瞬间，即成过去。记忆是唯一的真实，意念是瞬间的不灭。所有的感觉，皆因文字不同的组合而记忆、而存在，存在不一样美丽的瞬间。有些人试图描绘我的清淡与隐逸，但连我也无法自我诠释，只有我的诗是生命的代言人。我的生命，离不开诗，也离不开世俗。所以，我安然地去享受孤寂，学习优雅的疏离与懒散。在喧哗的世界里，我砌造属于自己的诗的城堡。这个城堡是移动的，也是坚固的，有古典的风雅，也有现代的惊艳。欢迎诗的读者，持着心灵的门票参访，并可在城墙上留言。”³在2008年出版的《秋光云影》的序言《秋光云影――自序》中，他说：“……在我尝试用文字去记取那一瞬间真实的存在之后，又要营造一种勇敢或脆弱去面对一个人生的十字路口，不管是真实或是虚拟。爱与悲哀的情绪从来十分安静而内敛，不曾意气风发，也未见伤心落泪。只会悄悄地隐喻在抒写的文字中或自己也理不清的诗意里。……”⁴向明在《欣见绿蒂已成林》中说：“文学人的出路是在作品的出现，不会是各种虚名。绿蒂已经走出那种虚拟的自我陶醉的个人抒情，而去与广大的世界对话。”⁵纪游诗确实是绿蒂“行旅与心境的写照”，是他于大陆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对话”的产物。这些诗如落蒂所言：“游于方外，与世无争，出尘飘逸的哲思。”⁶采用的是寄情于景的抒情方式，他的自我意识和自我情感仍然显露其中。“人的自我意识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而发展（Self-consciousness followed as social life developed）。”⁷“认识自我不是被看成为一种单纯的理论兴趣；它不仅仅是好奇心或思辨的问题了，而是被宣称为人的基本职责。”⁸和他写个人情感生活的抒情诗一样，绿蒂的山水纪游诗也把认识自我作为诗人的基本职责。他在《秋光云影――自序》中说：“今年行吟八方，不管在‘大草原记游’或在‘波士顿的下午茶’里；不管‘登临’在‘帕米尔高原’或在‘返乡’的‘乡间小路’，我总在‘记忆的广场’上细心地‘倾听与观照’。我期待的是‘风雨故人来’，我欣赏的是‘风景中的风景’。我曾在‘秋天的留白’里记下‘风的故事’。也曾‘因为寂寞’而写‘你的梦境，现在几点’。而后，我深沉地体会到，‘这一生’心中永远背负着一道无形的‘墙’，以为自己就是阿里山云海中‘屹立的孤岛’……虽无‘胸怀浩翰山川，文纳日月光华’的澎湃气魄，但我诗心热炽，依然期待明年第四辑‘冬雪冰清’，以四部曲来精装成我生命里的‘四季诗抄’。存档为‘诗美学’的永恒风景。”⁹绿蒂的纪游诗能较好地处理感情与理性、自由与法则、个体与群体等复杂关系。

1951年生于台北的白灵是台湾中生代代表诗人，是到大陆参加诗会、诗学研讨会及旅游次数较多的诗人，也是中生代诗人中较早到大陆旅游者。《白灵写作年表》详细记录了他1990年到2008年的“大陆行程”，共15次。1990年7月，“首度到大陆桂林、西安、杭州、上海、苏州、南京、北京等地旅游。”¹⁰ 1993年9月，“随文晓村等葡萄园诗社同仁参访大陆北京、洛阳、开封、西安、武汉、重庆等地，与诸多大陆诗人、学者会晤。”¹¹ 1997年7月，“与萧萧应邀前往福建武夷山，参与‘现代汉诗国际研讨会’，发表论文，于厦门和武夷山，先后与谢冕……等大陆学者、诗人会晤。首度游母亲离开大陆前待过的鼓浪屿，却不知座落在何处。”¹² 2001年8月，“与创世纪诗社诗友前往山西太原、大同、呼和浩特等地参访。”¹³ 2004年11月，“随林文宝等师生前往昆明、杭州、上海、苏州等地参观，对‘诸葛八卦村’之设计印象深刻。”¹⁴ 2004年11月，“应该邀与痖弦、陈义芝、汪启疆等前往福建参与海峡诗会，参访沿海各地历史景致，对泉州南音演出印象深刻。”¹⁵ 2005年1月，“随林文宝等师生前往东北哈尔滨、长春、沈阳、及北京等地参访。”¹⁶2005年7月，“应邀出席香港大学主办、在武汉大学举办之痖弦诗歌研讨会，担任主题演讲。”¹⁷ 2006年2月，“应邀与萧萧、廖玉蕙、林黛嫚等四人前往福建石狮市及泉州附近参访，游崇武、姑嫂塔及清凉山，父母的老家近在咫尺仍未入。”¹⁸ 2006年4月，“应邀出席香港大学主办、在广东信宜市举办之郑愁予诗歌研讨会，发表论文。”¹⁹ 2007年3月，“应邀出席在北师大珠海分校举行的‘中生代’与‘简政珍诗作研讨会，发表论文。”²⁰ 2007年4月，“应邀出席香港大学主办，在徐州师大、苏州大学举办之洛夫诗作研讨会，发表论文。”²¹ 2007年10月，“应邀出席在湖南凤凰城举办之洛夫长诗《漂木》研讨会，发表论文，提出建构‘混沌诗学’的概念。”²² 2008年1月，“应邀出席由香港大学主办、在徐州师大举办之余光中诗作研讨会，发表论文，首度游扬州。”²³ 2008年5月，“率领耕莘青年写作会女诗人及小说家访问上海及北京，与诸多青年诗人交流，参与座谈及朗诵会。”²⁴

孟樊1959年生于台湾嘉义县。他最早到大陆是1991年。他说：“1991年7月我和诗人杜国清、简政珍、林耀德四人曾造访厦门鼓浪屿，顺道探望长居在岛上的舒婷。时舒婷有事远出，由诗人丈夫，也是著名的诗评家陈仲义接待。”²⁵ 2007年由唐山出版社出版了一册纪游诗集《旅游写真——孟樊旅游诗集》，写了大陆15个省区，共18首诗，写的都是著名景点，如《四英访鼓浪屿》、《漓江游》、《岳阳楼上》、《冬日在采石矶》、《烟花三月下扬州》、《登华山访令狐冲未遇》、《莫高窟随想曲》、《九寨沟归来不看水》、《车过祈连山》、《在丽江古城的屋顶上》、《冰雪松花江》。本书的封底介绍说：“旅游诗是孟樊在《S.l.和宝蓝色笔记》出版之后刻意经营的一个‘文类’，这本旅游诗集可以说是一种‘理念先行’的创作，成书之前，作者已经有了明晰的主题概念，决定把作者将近二十年走过的旅游足迹化为诗之文字，配合他拍摄的照片，以图文并茂的形式，藉由纸本诗集呈现出来，这在台湾诗坛还是一项创新的尝试。纪游诗作古已有之，但现代旅游新诗如何表现，以及该有怎么不同的展现，孟樊的这本诗集尝试提供一种答案。旅游诗，顾名思义，系因旅游而来，而旅游有所旅、有所游之处，亦即要有景点入诗——即便是借景抒情，否则不足以言‘旅游’，因而景物入诗便成为作者创作时一个重要的界阈；基此，为了阅读的便利，在每首诗后，作者特地附上一篇‘旅游写真’，以记述当时的旅游心情或创作背景，方便让读者按图索骥，乃至于跟诗人一同于纸上神游一番，如斯作法也算是台湾诗集出版的一项创举。这本旅游诗集的出版，当能更丰富当今以散文创作为主的旅游文学。”²⁶

张春荣在序言中说：“整本诗集的体例，先诗（旅游诗）后文，形成两种文类相互辉映的挑战。孟樊以极简的‘旅行写真’，极富情思的旅游诗作；挑战‘言徵实而难巧’的限制，挑战‘意翻空而易奇’的极限。藉由时空坐标的定点，藉由背景的蜻蜓点水，留给读者‘现代诗’的凌空飞跃，体验文类‘双剑合璧’的美感。”²⁷张春荣还引用了孟樊主编的《旅行文学读本》中的一段话：“但受限于文体本身的性质，纪游诗较难以在叙事上发挥所长，‘言志’反而常成为它主要的诉求，当然，写景功夫的高低仍然是作为一首好诗的评判准据。”²⁸孟樊在自序中说：“对我而言，诗就是旅游的记忆与回味，……我则以诗作留下生命中走过的部分轨迹。”²⁹“现代诗人是不乏记游的诗作，余光中、洛夫、郑愁予、詹冰、林亨泰、张默、李魁贤、杨牧……名字可以列举不完。……若干诗人的诗集中甚至收有所谓的‘旅游（或纪游）诗辑’，但是迄今则只得见张默的旅游诗集《独钓空濛》一册。这本诗集开笔之初，即有此一念头：让我来写一本旅游诗集吧！也因此这并非是事后唐突凑成的作品，你可以说它是‘理念先行’之作。然则，纪游之诗该如何表现呢？这个问题似乎不是问题，因为绝大多数诗人想也甭想自然而然就下笔了，但是在我写作数首之后，并且想将它当作我旅行地图的记录，有一些想法便浮现出来，……为了令景物能进入诗中，也为了让读者跟着进入诗中的天地，让我兴起为每首诗做一番小小的‘纸上导游’的构想。”³⁰

“文学的种类不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名称，它是一种能够在一件作品中参与显示其特点的美学惯例。”³³ “文体生成错综复杂，新诗是多元发生的文体。……一种文体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代文人、一段历史、一个社会的象征。”³⁴台湾诗人，特别是中生代诗人的大陆纪游诗是一种特殊的文类，可以说是一段历史、一个社会的象征，不仅具有个体性，更具有集体性，不仅是个体意识的产物，更是集体意识的产物，具有一定的意识形态性。“任何价值系统都形成一种意识形态，很明显，一种意识形态只能存在于通过转移而被重新构建的境况之中。”³⁵“每个具有创造力的人都是合二为一的，甚至是异质同构的复合体。他既是有个体生活的人，又是非个人的、创造的程序（creative process）。……艺术具有一种抓住人并将人作为它的工具的天生驱动力。艺术家并不是一个生来就把追求自由意志(free will)作为最终目标的人，而是一个让艺术通过他来实现自身目的的人。作为一个人，他可能有自己的情绪、意志与目标，但是作为一位艺术家，他是一个具有更高意义的人——一个集体人（collective man）。他承担和呈现着人类的无意识的心理生活。为了履行好这艰巨的责任，有时他不得不牺牲个人的幸福欢乐甚至普通人生活中值得生活的任何事物。”³⁶古代纪游诗诗人，如山水诗诗人谢灵运，更多是自然人，写作行为更多是“个人行为”。当代纪游诗诗人，特别是台湾中生代诗人更多是集体人，写作行为常常不约而同成为“集体行为”，相似的“生活阅历”和相同的“风景名胜”很容易使他们的创作“类型化”。

古今中外，都产生了大量纪游诗，如古代汉诗中的谢灵运的山水诗。古代诗人寄情于山水，忘形于景观，陶醉于自然，重视直观的描述。如王维的《山居秋溟》：“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八句中有四句是直观描写。写的更多是所见所闻，诗人很少受到历史意识的压迫和文化记忆的影响，更很少出现时空错位。当代纪游诗更重视所思所感，思与感自然与历史意识与文化记忆休戚相关。诗人遇到自然美景会感叹中国山河之美，产生一种民族自豪感和华人世界的认同感，后者实际上是一种文化情感甚至政治情感。美是诗的主要属性，诗美是一种艺术美，具有物理性和心理性，通常是客观现实美通过诗人、诗家语和诗体有机融合后发生裂变的结果，是诗的技巧美、形式美和内容美有机组合后的感性显现，是人（作者和读者）与物（世界和文本）共生共建的。先寻找出旅游景点中的诗美，再在诗歌文本中营建诗美是纪游诗诗人的重要任务。

自然景观的壮美和秀美都会打动诗人，物以类聚，惺惺相惜，诗人遇到文化景观，更会“睹物思人”，与古代文人进行“时空对话”。如张默1991年7月写的《仰首竖耳过巫峡》想到了李白的名作，诗的最后一节是：“而两岸猿声早已杳渺？/不远处，突然隆隆声起孔明碑清癯的影子。”他1997年5月26日写的《初访严子陵钓台》全诗如下：“为何，为何/你不直直垂天而下//把富春江的丽水/一饮而尽”。”因此可以把纪游诗分为“自然纪游诗”和“文化纪游诗”。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¹⁵日本文论家滨田正秀这样定义现代抒情诗：“现在（包括过去和未来的现在化）的自己（个人独特的主观）的内在体验（感情、感觉、情绪、愿望、冥想）的直接的（或象征的）语言表现。”纪游诗也应该是抒情诗，在通常情感下，在“感情、感觉、情绪、愿望、冥想”五大“内在体验”中，“感觉”与“情绪”占主要地位。科技发展带来了交通工具的更新及旅行的便捷，行色匆匆的旅游常常产生的是浮光掠影式的诗作。这是大陆中年代诗人不愿意写纪游诗的原因之一，他们普遍认为写小情绪、小感触没有意义。更重要的原因是大陆诗人生于斯长于斯，对大陆的风景名胜产生了“审美疲劳”，不像台湾诗人那样会因为“距离产生美”，也不会因为海洋文化与陆地文化、秀美的岛屿景致与壮美的陆地景观的巨大反差产生心灵的震憾，更不会有台湾诗人那么浓厚的乡思乡情及故园情怀，不会有那么强烈的“寻根冲动”，——血缘上的问祖和文化上的寻根。特别是后者，成为诗人的写作动力。虽然孟樊重视纪游诗的自然性，重点写“所见”，张默偏重纪游诗的文化性，重点写“所思”。但是台湾诗人喜欢寻找“文源”和“诗源”，文化景观更容易引发他们的灵感，如孟樊写岳阳楼，张默写杜甫铜像。

时间错位指诗人与笔下的历史人物生活的时代不一致，还指诗人接受的文化与历史的文化出现了断裂，特别是在台湾出生的诗人，并没有顺利地完成文化的“纵的继承”。空间错位指诗人生活的台湾与所写的大陆景点不在同一空间。正是这种错位，让台湾诗人比大陆诗人更有“寻根的冲动”和“传承的冲动”，更有传承中华文化和汉语诗歌的使命感。当然这种时空的过度错位也会使台湾诗人，特别是在台湾出生的一代诗人与中华文化过度疏离而漠然处之，为旅游而写作，不为文化寻根或诗歌寻根而写作。这种“错位现象”及写作特色在海外华文诗歌创作，特别是第二代、第三代华侨的写作中普遍存在。著名华文诗人云鹤1942年4月生于菲律宾马尼拉，在菲律宾生长和接受教育。他的名作《野生植物》形象地为“华侨”命名：“有叶/却没有茎//有茎/却没有根//有根/却没有泥土//那是一种野生植物/名字叫/华侨”。云鹤这首诗可以用来论证海外华人与中国及中国文化的“时空错位”。2012年8月9日云鹤去世后，印度尼西亚诗人于而凡准确地用“守夜人”来称赞他对中国文化及中国诗歌的贡献。他的《守夜人— 悼云鹤》既是以诗悼念云鹤，也是在表达他们这些“侨二代”诗人的生存理念和诗歌理想，如第一个诗节所示：“我们不过是/无悔的守夜人/在荒城一角/抵抗日光灯的荒诞/放弃了火把/我们用固执的火苗/把屈子留下的孤灯/一一点燃”。

生态决定功能，功能决定文体。相对而言，台湾与大陆的“时空错位”没有东南亚与大陆明显，但是这种错位足以造成两岸纪游诗在文体及风格上的差异，因为文学是一个生产场，新诗生产也是一种社会运作系统，受到权力、知识和伦理的控制。“凡文学事实都必须有作家、书籍和读者，或者说得更普通些，总有创作者、作品和大众这三个方面。于是，产生了一种交流圈，通过一架极其复杂的，兼有艺术、工艺及商业特点的传送器，把身份明确的（甚至往住是享有盛名的）一些人跟多少有点匿名的（且范围有限的）集体联结在一起。”³⁷纪游诗的写作目的与抒情诗不同，具有记录诗人“到此一游”的日记功能，也有介绍景观的宣传功能。后者是近年大陆各地旅游点热衷举办诗会的重要原因，与其说是文化行为，不如说是商业行为，是“文化（诗歌）搭台，经济唱戏”，一些大陆诗会邀请台湾诗人还有一定的政治交流目的。纪游诗生产如福柯所言是一种社会运作系统，存在方式如下：“起源于三个宽阔的领域：控制事物的关系，对他者产生作用的关系，与自己的关系。这并不意味着三者中的任何一组对其他都是完全无关的……但是我们有三个特殊的轴心：知识轴心、权力轴心和伦理轴心，有必要分析它们之间相互作用的关系。”³⁸

新诗是一种富有政治性的特殊文体，尽管这种体裁保证了文学发展的统一性和连续性，各个地区的人都是用现代汉语写以白话诗为源流的新诗，但是由于地域、政治、文化等原因，特别是意识形态原因，形成了不同的诗歌生态。如余光中所说：“和一切艺术家一样，每个诗人都有其所属的社会背景，甚至更代表了不同的意识或价值。”³⁹“时运交移，质文代变，古今情理，如可言乎！”⁴⁰在台湾诗坛，还出现比较明显的“代际划分”及“代际差异”。“台湾文学史上，‘代’是一个既有的时间分类概念。普通以十年为一代，……大略从《台湾新世代诗人大系》开始，言说焦点又多了‘世代’这一观念。”⁴¹“世代与世代之间，自然存有差异。‘世代差异’四字有时极为好用：譬如每个世代都有各自的阅读脾性与写作倾向，部分前辈作家也惯于采‘新世代’笼统概括他者（the other）之存在，以便建构巩固自我（self）与同龄文友间的想像群体意识。”⁴²“‘世代’是文学社会学的重要概念。一批年龄相近的写作人，在某一个时间阶段呈现的文学景观，包括创作行为及活动方式等，在多样的面貌中存在着某些一致性，或可称之为‘世代性’。从文学史的角度来看，它常是检验文学发展的重要指标。每一个历史时期都有它的‘新世代’。”⁴³台湾诗人的大陆纪游诗写作也具有“代际差异”。和出生在大陆的前行代诗人相比，出生代台湾的中生代诗人的“时空错位”更明显，使两代诗人的纪游诗写作风格迥异。如前行代诗人的乡愁更浓，对文化寻根更重视。如张默的《长安三帖》的附记所言：“游唤对《长安三帖》的解析是，这三首文化古迹诗，维持一贯统一的书写风气，表现连贯的文化意识。所以说它不是表面上的旅游诗，而更多是深层的文化探索。它让读者感受深刻的是文化‘写真’的本身，而不是古迹实物的存在。见《现代诗精读》，1998年9月，五南图书。”⁴⁴同样是在“中年时代”写作，前行代诗人张默的纪游诗的文化意识和历史意识远远多于白灵、孟樊等中生代诗人，后者具有更多的旅游意识和当下意识，甚至更强调纪游是纪游诗的本体特征，如孟樊强调的“旅游写真”——“要有景点入诗”。2002年白灵写的《大雁塔下买伞》也是以景物与事件叙述为主，第一个诗节完全是描写及叙事：“从山门到塔身，隔着/千万滴雨/六七妇女堵出车门/从十个方向/拔出十把短剑刺进/我的心脏/千万声吵闹不休/倾盆泄下”。最后一个诗节是“画龙点睛”式点题议论，也是以描写为主：“‘天下雨伞不准入内’/收伞时抬头瞥见/一僧全身淋透，似玄奘/隐入塔内”。张默与白灵都写过嘉峪关，1998年1月2日，张默在台湾写《独步，嘉峪关——丝路采风》，写出他亲临其境，独步嘉峪关的真实感受：“……蓦然惊见王昌龄的绝句/叮咚掉落满地/于是，我回首俯身，拾起一切//霍霍，向山海关，窜去”。白灵的《嘉峪关——建于明太祖洪武五年》写于1987年，他1990年才首度到大陆旅游，严格地说，这不是一首纪游诗。全诗也以描写为主，这些场景及文史知识均来自书本或影视，完全是凭空想象之作，但是如果不知道这首诗的写作情况，很难界定它不是诗人旅游时或旅游后的纪游诗。在散文界，一些负责报刊“游记”栏目的作家的有的游记是根据书本资料写出来的，作家根本没有去过景区，这种知识性、想象性写作可以“以假乱真”。时空错位产生的想象性写作在纪游诗中大量存在，即使游过景点的写作，特别是旅游结束后的回忆性写作，也带有大量的想象成分。

旅游既是时间上的转换，也是空间上的位移，更是文化上的变换。纪游诗写的是诗人在旅游中的见闻和感受，记录了人对空间的不同反映，因此空间感十分重要。“从各方面看，我确信：我们时代的焦虑与空间有着根本的关系，比之与空间的关系更甚。时间对我们而言，可能只是许多个元素散步在空间中的不同分配运作之一。”⁴⁵“而当今的时代或许应是空间的纪元。”⁴⁶可以用空间理论和文化记忆理论来解释台湾诗人会写大陆诗人不愿意写的旅游景点这一奇特现象。在旅游过程中，眼睛最重要，诗人最先关注是自然景物，具有物理性和客观性。如阿恩海姆所言：“刺激物是指投射到视网膜上的几何图形，它不是一种心理经验。而是一种物理事物，具有自身的客观性，因而可以独立地去描述。”⁴⁷但是人类的“所见”并不像机器的“摄像”，一一对应，他必然受到思维的影响，如同对自我的确定必须要寻找“他者”，对直观景物的诗性描述必须既有诗人的“所见”，也有“所想”，必须从重视时空有关系，将本质主义与关系主义原则结合。所以阿恩海姆又说：“人类的思维，不管是其知觉思维还是理性思维，在寻找某些事件发生的原因时，总是在发生这一事件的附近寻找。正是这个原因，全世界的人才—致认为，影子是由投射这个影子的物体创造出来的。在这儿我们又一次发现，黑暗在人的眼睛里并不是光明的缺席，而确确实实是一种独立存在的实体。”⁴⁸纪游诗写作需要的诗歌空间如吴思敬所言：“诗歌中的空间属于心理空间，它以现实中的物理空间为基础，与一定时代的人们的空间观念相联系。”⁴⁹诗歌心理空间也与不同地域的人们的空间观念相联系，“自我”的形象不完全是由自身的属性决定，而是由与“他者”的比较中发现的特征所决定。在纪游诗写作中，大陆对台湾而言，如同确立人的自我意识中的“他者”，诗人对大陆景观的考量，在某种程度上是对台湾形象的再认识。

由“文化记忆”构建的“文化时空”比物理距离产生的“自然时空”对大陆以外的创作影响更大。如很多华侨诗人都不由自主地在诗作中探讨“我从哪里来？”这个哲学的基本问题，“寻根问祖”成为华文写作的母题，他们寻找的不仅是产生肉体的血缘，还有产生语言伦理甚至饮食习俗的文脉。因为他们的记忆如德国学者阿莱德•阿斯曼所言有神经维度、社会维度和文化维度：“构建人类记忆的第一个层次是生物学的。记忆和回忆的基本前提是具有大脑和中枢神经系统的生物体。然而，这种现今被大脑研究者和认知心理学家大量研究的神经学基础并不是一个独立的系统，而需要相互作用的交感区域来维持和发展自己。供给和稳固生物学记忆（das biologische Gedächtnis）(主要是大脑)的交感区域的两个：一个是社会的相互作用和交流，另一个是借助符号和媒介文化的相互作用。神经网总是与这两个维度相联：社会网络和文化领域。文本、图像和文物古迹等物质表现以及节日、仪式等符号手段都属于后者。正如生物学记忆是在与他人的相互作用中形成和扩展的一样，它也在与文化产品和文化行为的相互作用中发展。这处作为社会记忆（das soziale Gedächtnis）被构建起来的东西没有确定和稳固的形态，随着时间推移表现出一种充满活力的存在，而文化记忆（das kulturelle Gedächtnis）的媒介则拥有得到制度保证的稳定性和持久性。在回忆过程中通常同时具备三个维度：神经结构、社会作用和符号媒介都要包括在内，而不同记记层次的区别在于，它们居于中心地位的侧重点各有不同。”⁵⁰中华文化已经深深地植入一代又一代华侨的“记忆”中，形成特殊的“文化记忆”。台湾中生代诗人喜欢写大陆旅游诗，与这种“文化记忆”相关，他们可以通过写作，让生物学记忆与社会记忆和文化记忆结合，把所思所感融入所见所闻中，获得一般旅游者无法获得的诗情、诗意和诗思。如《旅游写真——孟樊旅游诗集》的序诗《从台北出发》所唱：“塞纳河左岸坐在观音山对面/西班牙台阶躺在故宫脚下/中山北路三段是大英博物馆/中正纪念堂有天安门广场//我的乡愁是/台北一块块意象的/拼图/一一从我诗的旅游地图上/出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