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光中的诗歌写作与文化认同
(路羽)
摘 要
余光中在不同地域抒写的诗歌折射了萦绕在他心中浓厚的中华情结。其对中华文明的认同过程无疑在无形间塑造了诗人多变的诗风。值得关注的是，余光中的文化认同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历经从不自觉的文化认同跋涉至自发认可的阶段，由此瞥见了诗人在中西碰撞中对于文化根源及汉语文明的不懈追寻，既是诗人使命感的体现，亦可谓是游子心灵的归航。
关键词：余光中；诗歌写作；文化认同
绪论
余光中，（1928-）祖籍福建永春，生于江苏南京，1947年入金陵大学外语系（后转入厦门大学），1949年随父母迁香港，次年赴台，就读于台湾大学外文系。1954年，与覃子豪、钟鼎文等创办“蓝星诗社”，主编《蓝星诗页》。后赴美进修，获爱荷华大学艺术硕士学位。返台后任师大、政大、台大及香港中文大学教授，现任台湾中山大学文学院院长。
在余光中的作品中，思恋乡土的情绪的抒发占据了重要的位置。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和归依,是余光中乡愁作品精魂之所在，其浓得化不开的中国情结，是虽穿越历史时空，历经时代沧桑却依旧怀揣的对于中国母亲的那份情感、对中华五千年文明的尊崇。文化的根基是诗人心底无法涂抹的印记，因而浸染着中华文明色彩的符号成为了余光中作品中出现频率最多的音符与旋律。因此，我们有必要去研究诗人诗歌的文化认同与中国情结，让其精神中渗透的美学、文化命脉得以传承。
本文意图通过对余光中创作的分析，探讨余光中诗歌创作中“文化认同的自觉性”的转折与呈现。余光中说：“我的血系中有一条黄河的支流”。诗人的创作也许正恰如奔涌的支流在不断寻找着自我身份的构建与出路，却也时刻在中华文明的源头寻求着母体的灵性与传承。回溯余光中的创作之路，诗人的中国情结也经历在时间、空间、语言等维度上的离散与漂泊，时间的洗涤另诗人在溯洄间最终正视及坚守传统文化命脉深处的蓬勃生机，亦携带着语言的瑰宝，归于心灵感知、精神归属的家园。
一、对中华文化不自觉的认同
审视余光中早期的生命体验与创作经历，便不难发觉其不断身处于离散状态，辗转于大陆、台湾、美国等多地，在热烈地拥抱着各地文化的同时，他无疑在长期经历着所在地的西方文化与自身东方文化的差异的不断拉扯及历史的盘根错节，经历着文化身份模糊、错位的动荡。
因而，在台湾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现代主义文学”的论战和七十年代的“乡土文学”论战中，余光中似乎都是一位坚定的“现代主义”的先行者，如他自己所述，“少年时代，笔尖所染， 不是希顿克灵的余波，便是泰晤士的河水。所酿的无非一八四二年的葡萄酒。”他的诗论和许多作品都强烈地显示了主张西化、远离传统和脱离现实的倾向，带有叛逆的少年意气之感。例如《少年游》中：“天你塌下来我们肩住／海你沸起来我们挽住／地你动起来我们踹住。”文字中的气势呈现了余光中舍我其谁的创作意识。这股气概也散播于50-70年代的台湾诗坛中，在此期间，余光中几乎参加了所有重要的文学论战。尤其在1977年的“乡土文学”论战中，余光中所发表的《狼来了》一文将台湾当时兴起的乡土文学视同大陆的工农兵文学加以批判。他说“回国半个月，见到许多文友，大家最惊心的一个话题是：工农兵的文艺，台湾已经有人在公然提倡了！”余光中点名批判陈映真、尉天骢、王拓等人，因而与当时强调“文学反映社会”、“文学反映本土”的文学家决裂。
但余光中并非主张全面西化的诗人，在创作中的风格、体裁的流变与反复使得余光中自称为“艺术上的多妻主义”。在前期的创作之路上他经历着传统与外来文化的对冲与碰撞，诗人的文化认同在中西差异的缝隙间怀揣着苦闷之情找寻着出路。从美国返台后，余光中曾提到：“我只是不甘心做孝子，也不放心做浪子，只是尝试寻找，看有没有做第三种子弟的可能。"可见，一切始于反传统，但却始终无法停止在传统的根基上汲取养分。
最典型的作品之一是创作于1960年的《五陵少年》：“浮動在杯底的是我的家譜／喂！ 再來杯高梁！／我的怒中有燧人氏，淚中有大禹。”对历史、家园的尽心透过各种历史、传奇、地名等的串联而呈现了诗人无法泯灭的历史记忆，在创作中所经历的挣扎、放逐都无法涂抹传统铭刻的印记，古典文化是时刻渗透于诗人的现代主义意识写作中的。
再细细品读次年余光中发表引起诗坛争论的长诗《天狼星》，《大度山》作为其中的一章极写了诗人在书斋中对于春天的想象与对文字的创见。中西交杂的句式与意象使得语言产生了对日常语言的悖离而形成实验性质的作品。但在其中我们依旧能瞥见那些溶于血脉的古典痕迹：杜鹃花、卓文君、清明节等意象的出现在现实与文化记忆间营造了深邃的历史感。《天狼星》是余光中与现实主义过渡的冒险性尝试，其所引起的论辩也使得余光中越发清晰地意识到民族风貌在个人创作生命中的意义。正因穿梭于传统与现代交织的文化时空，诗人对文风的态度看似摇摆，却在其中渗透着对于中华文明不自觉的认同。伴随着所处地的变迁而出现的诗风变化实则都在点滴间加强着诗人返回归中国文学土壤的决心。
当海峡对岸的祖国大陆开始了史无前例的文革，《在冷战的时代》一集便是余光中此刻情绪的记录，一方面他对祖国大陆所遭逢的事件感到切肤的痛心和无奈，在《凡有翅的》一诗中，他反复咏叹:“中国啊中国你要我说些什么”、“中国啊中国你听不见我说些什么”，这种痛心和无奈是一个爱国者的常情；另一方面他能够清醒地把对国家的情感和对政治运动的评判区分开来，在《忘川》中“患了梅毒依旧是母亲”的诗句集中、清晰地概括了诗人对祖国的态度，他在《在冷战的时代·新版序》中明确解释说:“梅毒”是对文革的否定，“母亲”是对中国大陆的肯定。我肯定的是中国之常：人民、河山、历史，而否定的是中国之变：政局动荡。如果说余光中在60年代初期发表《再见.虚无》时即正式埋下了从现代回归传统的种子。其后的创作之旅则令诗人越发勇于正视于根源深处持续呼唤着他的创作意识与人文血脉。余光中在时代的诗潮中大胆转身，打破、揉碎自身的现代生活经验，于诗行中越发坦然地拥抱自己的中华文化认同，梦回那个摇曳着古典语境的盛唐。对“从何而来，向何而去”这一问题的不断思考让余光中在焦灼的环境中逐渐明晰了诗性的智慧。中华民族的历史将蕴藏的诗性资质淘洗、整理，并将这不自知、不自觉的文化认知逐步唤醒。
二、对中华文化自觉的认同
诗歌犹如穿墙术般能在阅读体验产生的一瞬击破人们心中的藩篱，其不受制于常识所行成的障碍，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在他者的心灵引起震撼。是因为诗歌是人类心灵、灵魂、人的存在的直接产物，是这些抽象事物的现象学。而能历久弥坚的作品则必然以最本真的力量牵动着人类心灵深处最深层的情感与羁绊。对于汉语语境中的创作者及读者而言，这份羁绊则必然与汉语文明中的历史记忆、文化记忆紧密相连。
因而，在经历了在现代主义与中华古典之间的绵长拉扯后，余光中所寻求的创作根源重归华夏。其对中华文化的挚爱、呵护与坚守越发鲜明地涌现于诗作之中。余光中认为，“只要仓颉的灵感不灭，美丽的中文不老，那形象，那磁石一般的向心力当然长在。”正是这磁石般的向心力，将余光中与中华民族文化紧紧地吸附在了一起。作品中体现的文化认同感亦呈现了向中华传统中正本清源的文化根基靠拢的趋向。
从一时期开始，余光中创作了大量的乡愁题材作品以展示对于故乡、故土的眷恋与追慕，这种感情根植于他“21岁以前在那华山夏水笑过哭过的日子”，那牢牢烙在他记忆底片上的乡愁情结，在他的诗歌创作抹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在脍炙人口的《乡愁》之余，自1974 年起的十年在港期间，余光中在诗歌领域持续通过一系列怀乡主题作品表达其自觉的历史使命感。《与永恒拔河》、《隔水观音》、《紫荆赋》这三集通过英雄人物来体现爱国传统与民族情怀。《刺秦王》历数田光、樊于期、荆轲、秦舞阳、燕太子丹、高渐离、张良及陈胜、吴广等人志在灭秦的壮举, 类似题材的还有《梅花岭———遥祭史可法》、《昭君》等，此外，1977年写就的宏伟、深邃的《黄河》:“……白发上头的海外遗孤/半辈子断奶的痛楚……黄河的奶水没吮过一滴/惯饮的嘴唇都说那母乳/那滔滔的浪涛是最甘, 也最苦……”，在展现黄河古老文明的长幅画卷之中, 歌吟了“最老, 最年轻”的黄河“母亲”的恩德, 抒发了一位“白发上头的海外遗孤/半辈子断奶的痛楚”, 即使浩浩的浑水算不上美, 却令诗人凝望得口渴唇干，黄河是民族精神的大载体, 诗人将强烈的民族意识化作奔腾的黄河, 涌动在自己的血脉中, 又将那奔腾眷恋情绪化作了奔腾的诗。可见这一时期的诗歌创作从中国传统文化汲取不尽的灵感，自觉地从中国历史文化的视角进入对两岸阻隔的现实和个体幽秘内心的审视，以绵细委婉、悲郁怆伤的语言歌吟甜美的乡愁，并在超越现实的历史语境中表达个我深重的人生感悟，从而使他的诗歌打上了非常深刻的民族文化的印记。诗集《莲的联想》亦自古典诗词中进一步汲取养分。诗人欣赏莲飘然不群的风范和情操，沉浸于“出淤泥而不染”的“ 莲的情结” 之中，莲已被拟化成具有东方之美及人格生命意识的美学意象，以 “莲”为意象抒发诗人对人生、命运、永恒的理性探索。余光中在此淋漓尽致地发挥了他精深的古典文学修养。并且，他也在这种创作手法里神游故国，寄托了自己对于故国文化的无限眷恋。
此外，对于中国传统文人追求理想的人格和逍遥的人生态度的推崇也体现了这一时期余光中文化认同的倾向转变。羁旅母题的传统启发诗人将忧国、忧民、忧家的内心伤痕再现，将乡愁意识的悲戚转为宇宙意识的彻悟，诗人们开始张扬着一种悟觉、逍遥的人生情怀。诗人尤为赞赏魏晋名士与李白空灵玄远、清拔飘逸的风格，他的李白系列对历史题材的翻新，以新的视角和意象对传统题材进行创造性的运用，表达了对李白的人格精神及“ 天人感通” 的逍遥人生的向往，如《梦李白》、《戏李白》、《寻白》、《念李白》和《与李白同游高速公路》等诗篇。中国传统人文精神的重要体现是对理想人格的追求和生命价值意义的崇高体验，因而，这一阶段的余光中已然过渡至自觉的对中华文化产生认同，是全面化、主动化的追寻。不仅流于形式、意象上的借用与参照，诗人同样寻找着精神内核上与中华文明的共振、共生。中国知识分子在历史中形成了关注社会并积极投身其中的思想传统，强烈的现实悲悯情怀已成为他们的自觉追求和理想人格。诗作《我之固体化》即展现了余光中的民族自尊与渴望“中国太阳”的温暖的心情。对中华民族文化精神中的忧患意识的沿袭，使得余光中的中华文化认同与民族的血脉愈发相融。可见，地域分离的局面虽造成了特定的历史与文化的断裂现象，但余光中最终选择将眼光转向历史，转向悠久、灿烂的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基底去汲取足以自豪与骄傲的力量源泉。这是余光中逐渐将中华文明中飞逸腾跃、圆融浑成的气韵纳入个人的审美个性之中的漫长过程。形成对中华文明的自觉认同并非是一蹴而就的选择，而是文化底蕴与早先经验在积淀后的喷薄而出。
